【编者按】 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临时性使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与价值内涵》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城乡规划建设的核心任务。城市在快速城镇化和“退二进三”的进程下形成了闲置或低效存量空间，这些空间有的缺少对新用途的预期，有的因为更新制度尚不完善而难以推进正式更新。临时性使用（temporary use）是针对缺少可预计发展需求的闲置土地和建筑进行的短期、自发、创造性的活动，于1990年代被部分西方国家纳入规划制度，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新视角。它区别于一般的非正规活动以及私搭乱建，在辅助探索场地长久使用方式的同时，还能促进土地增值、强化公众参与和增进社会凝聚力，可为我国城市更新和基层治理提供工具借鉴。
临时性使用产生于德语语境，原称Zwischennutzung。由于临时性使用涉及多元主体利益，且发源于城市实践，因此其内涵根据不同视角和环境产生了差异。大部分学者提出的定义强调可持续的社会价值。源于欧盟资助项目的“城市催化剂”（Urban Catalyst）研究团队提出，临时性使用在“使用”而非“拥有”场地，用非正式策略将城市发展洼地转变为具有活力的磁极[1]。伴随临时性使用的制度化过程，公共部门更倾向于经济价值，希望通过“中间状态”最终探索出使用上的新功能稳态。
临时性使用定义争议的背后是“制度/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大部分学者更关注使用者发挥“能动性”自发改造存量空间的过程，希望保留临时性使用在时间维度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确定性；而公共部门是“制度/结构”的捍卫者，希望通过明确的时间界定辅助项目审批以及实现经济效益。临时性使用理论在跨地域传播时出现概念分化，生出“临时城市主义/临时性”（temporary urbanism/temporality）、“临时性使用”（temporary use）和“过渡使用”（interim use）等概念，其广义程度依次递减。
在大萧条和二战的影响下，196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大量工业和基础设施用地闲置的现象，政府和产权人默许了自建活动（self-help project）和非法占地（squatting），临时性使用的雏形产生[2]。许多临时性使用最初并不符合政府对城市治理的最佳预期，也不符合产权人心目中利益最大化的使用方式，是两者在特殊背景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却给社会底层人群和中小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临时性使用塑造的城市形象以及新经济趋势让政客和资本家看到其长期的价值，因此得以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存活。
临时性使用产生于西欧的战后重建和城市收缩背景，现已成为海外城市更新的主流趋势之一，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早期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临时性使用是社会自发的改造活动，存在不合规现象，相关研究和制度主要围绕空置空间利用进行；在矛盾阶段（21世纪初期），临时性使用的实践范围从欧洲扩展到北美，由政府支持和发起的研究蓬勃发展；在深化阶段（2010年代至今），自上而下的临时性使用政策与项目变得普遍，线上线下结合的临时活动以及快闪店构成具有网红效应的城市景观。
对英文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临时”城市理论具有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以及对非正式现象的实证研究传统。它虽然演化出多个分支，但是大部分与城市更新产生联系，并且对时间和制度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图1）。
图1 与临时性使用相关的CiteSpace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临时性使用理论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远影响，结合列斐伏尔（Lefebvre）等提出的空间生产和运作的深层规律，相关城市研究对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批判可以归纳为适应性、过程性与能动性的缺陷，展现出空间、时间、主体之间不可割裂的关系（图2）。三方面的批判观点大致包括：（1）正式规划肢解城市问题，使其失活；（2）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线性重复破坏了日常生活中的循环/节奏；（3）资本主义城市建设剥夺公众的城市权利。
临时性使用作为短期非正式的干预手段，促使存量空间转型，从而提升空间及其配套运营制度的“适应性”。具体表现为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转移使用权，释放空间的使用价值，包容边缘化、非正式等多元生活方式。
临时性使用具有城市环境生产的“过程性”，并且对城市演进的不确定性持包容态度。临时活动作为瞬间/契机在单调的日常底色中留下丰富的节点；临时功能通过“建立在不断发展和机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的“战术”来利用时间间隙，最终可能完整存在、部分延续或完全消失。
临时性使用推崇自下而上的先锋行动与治理方式，展现了主体“能动性”对制度的推动。活动发起者囊括了不具备空间所有权的公众，形成突破权利边界的共享空间。如果考虑到空间的“未来和长期发展”，自下而上的“战术”可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战略”[3]。
我国的现代城市发展以正式的规划路径为主流，临时性使用仍处于摸索发展的时期。重要进展包括：（1）一线城市在“退二进三”的浪潮中兴起的文化类临时性使用；（2）2015年国家正式提出存量工业用地的“五年过渡期”政策；（3）互联网信息通信推动下的“快闪”活动。国内对于临时性使用的研究相对滞后，尚未形成系统化成果。大部分文献主要采取案例实证的研究方法，分析欧洲老旧工业空间更新和开放空间的模式和策略，涉及德国、瑞士、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由于实证分析和理论引述范围/视角的局限，国内尚未形成系统的本土化理论成果和研究框架，但是工业用地非正式更新领域的研究已经具有深入的制度分析，明确了非正式更新的不可替代性。
图3 与临时性使用相关的CiteSpace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临时性使用的“主体”进行多方协调和灵活应变的能力是促成“临时”的关键。参考德国奥托（Otto）博士提出的一般化定义，可以从适应性、主体性和过程性三个维度归纳出临时性使用的评判标准：（1）发生在缺少明确发展方向的闲置土地或空置的建筑物和房间；（2）项目发起时就在制度允许或容忍的情况下，明确了时间限制；（3）用途转变，并由此带来超越商业盈利以外的社会效益。
（1）过程性与渐进式更新。具有“临时”和“渐进”思维的城市发展过程更符合实际需求。主体通过创造和协调的“过程”推动空间的转变。空间的临时用途也是空间发展的“过程”段落，一旦稳态与使用需求错位，就面临新一轮变化“过程”。
（2）适应性与城市更新制度。临时性使用鼓励更新制度向“弹性”发展，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使用需求。部分欧洲国家提出了弹性更新制度，涉及法律法规对审批流程的优化、用地功能兼容、专业组织/协调组织的沟通协调、低租金和长项目周期等。
（3）能动性与公众参与。临时性使用将使用者、专业组织与媒体纳入城市更新参与主体。注重公众参与的临时性使用有助于培养我国居民的参与意识，提升自治能力。UPI
参考文献
[1] OSWALT P, OVERMEYER K, MISSELWITZ P. Urban catalyst: the power of temporary use[M]. Berlin: Dom Pub, 2013.
[2] HONECK T. From squatters to creatives. an innovation perspective on temporary use in planning[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7, 18(2): 268-287.
[3] ROUND J, WILLIAMS C, RODGERS P. Everyday tactics and spaces of power: the role of informal economies in Post-Soviet Ukraine[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9(2): 171-185.
作者：邓林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dln21@mails.tsinghua.edu.cn
唐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yantang@mail.tsinghua.edu.cn
“过渡使用”在国内外的发展及相关研究 —— 一个城市研究的新视角
工业遗产临时性利用开发——以阿姆斯特丹西煤气厂为例
法国历史街区再生的过渡使用模式研究——兼论对我国城市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启示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临时性使用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与价值内涵【抢先版】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