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辨析区域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在2009—2018年的属性数据与关联数据，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长三角各市的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发展水平；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探讨长三角区域创新和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进特征。总括而言，研究时段内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较好，但各市创新能力仍偏低，致使区域内创新和一体化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低；空间格局演化方面，长三角各市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的耦合度变化较大，而耦合协调状态呈现出长三角核心地区较高、安徽省边缘城市较低的状态，总体上是在核心城市上海和各中心城市引领下向着区域协调均衡的格局演进。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投入合理配置、创新产出高效共享、创新环境协同优化等建议，以期对长三角区域创新和一体化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时代，随着创新网络与系统的逐步健全，区域外生力量愈加显著地影响着地方空间的创新发展。对城市尺度而言，创新活动倾向于在规模较大且拥有广泛对外联系的城市中发生，其创新能力与规模增长间似具有因果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趋势。同时，由于区域创新的竞争、协同过程易催生出技术、人才、知识等发展要素的空间外溢效应，因此在产业经济等领域中，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已成为城市获取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亦是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各大城市群发展建设的总体导向。在区域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背景下，区域创新活动的规模不断壮大，区域创新系统不断发育，与之对应的集聚外部性与网络外部性效应可惠及整个区域，从而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同时，随着空间、产业、制度等多维度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体化进程反作用于区域创新系统，二者之间形成“驱动”与“回馈”的相互支撑和耦合关系。
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互动机理示意
来源：笔者自绘。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①。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摆脱外资依赖状态，构建起自身的区域创新系统是长三角地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本文从历时性的演进视角甄别区域内各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其一体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从而对创新驱动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特征进行再认知。
本文综合考虑静态与动态两个视角来研究长三角区域创新及其一体化发展间的关联性。首先建立较为综合的城市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的指标测度体系，以度量区域内所有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然后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及其演进关系，进而探讨长三角创新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导向。
笔者整理了长三角41个城市在2009—2018年间的相关指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3个维度构建长三角各城市的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考虑到区域一体化较为综合的内涵范畴，本文将一体化指标称为一体化参与度，可分解为经济、空间、制度3个方面和区域、城乡2个维度。
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在既有研究中已较为明确；而区域一体化程度的评价应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相比总量规模更应关注发展水平的提升与趋近。同时，在综合既有研究静态视角的属性指标之外②，根据城市关联数据的可获得性等情况，纳入部分动态视角的城市网络关联指标③。基于上述分析，构建起长三角各城市关于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来源：笔者自制。
2.2.2 城市创新能力与一体化程度的测度
本文利用熵权法进行指标体系的建构及测度，具体如下：
（1）对各类指标进行标准化，计算公示如下：
（1）
式中：xij和yij分别代表城市i的第j项指标的初始值和标准值；max(xj)和min(xj)分别代表所有城市第j项指标的初始最大值和初始最小值；同时，需考虑指标的正负效应（本文选取的均为正向指标）。
（2）
（3）
（4）
式中：ωj代表第j项指标的权重。通过不同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计算得到各城市在研究时间段内的“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两类综合评价指标。
2.2.3 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协调分析
借鉴耦合度模型，对长三角各城市创新能力与一体化程度间的关联程度做演进分析。记f(E)为城市的创新能力，g(U)为城市的一体化参与度水平，则耦合度的计算公式为：
（5）
式中：C表示城市创新和区域一体化系统间的耦合度，C=0时两系统的关联性最差，而C=1时两系统的关联性最强。此外，可利用耦合协调度，揭示城市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动态发展的协调程度，公式为：
（6）
（7）
式中：T表示系统f(E)与g(U)整体协同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数；D为f(E)与g(U)的耦合协调度，越大表示二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越好，反之则表示二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越差，借鉴以往研究取α=β=1/2。
关于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划分，考虑长三角实际情况，可结合计算结果将区域内城市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
观察长三角10年间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区域一体化参与度演进趋势，可发现地区的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皆呈上升趋势。同时，相对区域一体化参与度而言，长三角内各城市间的创新能力长期存在较大差距，相当部分城市的创新能力仍然偏弱，导致其整体水平的提升较为缓慢。
从长三角整体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演进来看，可发现两大系统的耦合度近年来相对停滞，而耦合协调度则从较低水平稳步提升。这反映了10年来长三角整体的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关联性仍亟待提升；而耦合协调度近年来仍有较快增长趋势，体现出区域内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的协调进步正处于快速提升阶段。
总之，长三角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虽然在研究时段内有显著增长，但两者尚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还未脱离“发展协调期”。目前，长三角整体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城市在创新能力方面仍存在显著短板，今后亟需借助长三角协同发展之势来谋求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
区域创新能力方面，长三角以上海为科创核心的空间格局始终未有大的变动，区域整体沿“宁—苏—沪—杭”这一核心廊道逐渐发展为围绕长三角核心区④的多层级“核心—边缘”结构。其间，依靠区位优势，苏州的创新影响力最先崛起；南京、杭州也依靠自身的行政力量不断培育其创新能力，在若干核心与重要中心城市的功能辐射与外溢下，苏南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区域科创集群已具一定规模；此外，近年来合肥、徐州作为次区域的科创增长极核的潜质亦有所显现。但总体而言，长三角整体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现象仍较为显著。
一体化进程方面，在研究时段内，上海始终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绝对核心，但随着区域内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加强，其他城市不断融入一体化发展格局，城市间的差异明显缩小；目前，仅有安徽外围、苏北、浙南等部分城市的一体化参与度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
总体而言，长三角的一体化高地始终与“宁—沪—杭—甬”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之”字形走廊高度吻合，而以合肥为代表的安徽中、东部城市迅速向东部地区靠拢，大幅度弥补了前期与长三角核心地域的差距。
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耦合度方面⑤，各城市的耦合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较大，但相对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小城市，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始终处于领先水平。
从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看，研究时段内上海的核心地位愈发突出，至2018年已经处于0.6—0.8的良性耦合协调阶段；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合肥等市处于第二层级，即0.4—0.6的中度耦合协调阶段；长三角边缘城市的协调发展亦有进步，两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状态实现了快速提升。
同时，必须认识到长三角一体化空间格局的演变并非均匀发展，而是“密度更为集中、差距逐渐缩小、整合更为强烈”的过程。因此，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能盲目追求城市个体间创新能力的“均质化”，而是要在当前“廊道加圈层”的区域空间格局基础上，促进对欠发达地区创新增长极的培育，以协同提升其周边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格局中的功能层级。
综上所述，长三角41市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在研究时段内提升迅速，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若干重要城市为中心的“廊道加圈层”式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长三角整体的创新及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仍亟待提升。
3.3.1 注重创新投入的合理配置
创新投入要求政府在其职能转变中有效引导和调控市场，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前，长三角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及全国约1/4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从高新企业数量、高等院校数量、院士人数、科学仪器数量等指标及其在全国的比重看，长三角无疑已经是我国的创新高地。然而，随着长三角政策区范围拓展至“三省一市”全域，皖北、苏北地区城市的加入势必导致区域内城市发展水平差距的增大，区域整体创新能级的提升任重道远，未来须重视创新要素在区域内不同板块、不同城市的合理配置。
2019年长三角科技指标总量及占全国比重⑥
3.3.2 推动创新产出高效共享
创新产出是衡量区域创新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城市成为区域创新增长极的必要条件。长三角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的重要集聚地，从2018年各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看，江苏省各市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相对较高，苏州在规模上已超过上海，其他江苏城市在该领域发展也相对较好；浙江省由于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在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体量方面不占优势，安徽省除合肥与芜湖两市外，其他城市的高科技产业总产值皆相对落后。
2018年长三角各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及第三产业比例
来源：笔者自绘。
创新成果的区域共享问题大体可归结为两类：一是专利等创新成果的数量较少、质量较低；二是创新交易转移制度不健全。从长三角各市高校在校生数与专利申请量散点图可以看出，创新绩效较好的城市有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和台州等。这说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企业等市场主体逐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科技部于2017年制定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指引》，至2018年共批准建设9家示范区，其中宁波、浙江、上海闵行、江苏苏南等4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均位于长三角范围内。今后一段时间内，长三角可适当推广示范区经验，在安徽合肥、江苏徐州等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发展间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的城市进行试点⑦，进而惠及区域内其他欠发达城市。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强调了创新环境的重要性。典型的创新环境载体如为发展高新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而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旨在有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进而形成创新经济集群。
然而，由于区域内各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加剧，在“行政区经济”的既有考核机制下，产业发展各自为政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区域产业分工与协同水平仍亟待增强。对比2018年长三角各省市间“经开区”（经济开发区，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和“高新区”（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的主导产业类型⑧，可以发现二者在前10位主导产业中有7类产业相同。
2018年长三角高新区与经开区前10位主导产业对比
来源：笔者自绘。
虽然两类开发区的初始政策导向各异，但目前来看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与“经开区”的产业选择差异甚微；对区域内相当数量的高新区而言，在既有考核机制下，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奉行规模及数量型增长的价值导向，其创新职能并未充分发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一方面要求跨市域产业合作的深化；另一方面，需要各地在制定各类型开发区、园区的产业政策时，务必精准且保持一定的经济、环境绩效“门槛”，使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落到实处。
总之，长三角应从创新的投入、产出、环境等多元维度促进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配置与交流，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创新主体的活力，有效增强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同时，通过不断完善长三角内部的城市创新网络，为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驱动力。
《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创新共建”的发展原则，体现出创新驱动发展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区域创新将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提供核心推动力。这一过程中，须认识到当前长三角各城市创新能力的不均衡，以及相对欠发达地区创新发展的不充分。一方面，着力通过区域一体化战略提升各城市间的联系紧密度，实现创新要素的高效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各地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区域一体化中经济、空间、制度等多维度合作，使“创新”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发力点”，推动长三角向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迈进。
②选取的各类静态属性指标，来自2009—2018年三省一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科技局网站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齐。
③动态关联指标的获得，须考虑到10年间的可获得性。其中，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指标，采用了41个城市历年“经济网络中心度”，基于工商企业数据库建立长三角经济关联网络，从而求出各市在长三角经济网络中的中心度。而空间和制度一体化方面，则以是否纳入区域高铁网络、是否纳入规划范围等为依据。
④根据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把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列为核心区。
⑤根据耦合度公式的原理，其反映出的并非是“发展水平”，而是两大系统的“关联性”，这是本文题目明确为“关联性”研究的基础。
⑦我国科技部于2017年发布的《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指引》，以及2020年发布的《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发展的通知》，皆提到要推进相关经验总结和推广。
⑧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公布的长三角32个国家级高新区和65个国家级经开区的主导产业归纳汇总。
本文系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暨长三角城市群智能规划协同创新中心科研课题“基于多源数据的都市圈发展报告框架研究”（KY-2023-YB-B03）系列成果。
王启轩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肖宏伟 四川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张艺帅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同济规划TJUPDI）：学术采撷 | 长三角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关联性研究——演进格局与发展导向探讨 | 上海城市规划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