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
Urban Jungle: Wilding the City
[英]本·威尔逊 / 著
朱沅沅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5月即将出版
2023年初，笔者受邀翻译本•威尔逊（Ben Wilson）的著作《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Urban Jungle: Wilding the City，下称《城市丛林》）[1]。书中论及的全球城市生态问题与每一位受极端气候影响的个体都密切相关。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仍在加剧。世界气象组织在《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中确认，2023年的气候数据已打破多项纪录，其中，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海平面和海面温度上升幅度均创历史新高，南极海冰范围创历史新低[2]。2024年1月16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量化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强调极端天气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会引起干旱、野火、热浪、海平面上升、强降雨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同时，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极端气候危机可能会造成145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可达12.5万亿美元，约12亿人口会成为气候难民[3]。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正面临极端气候事件可能诱发的气候灾害风险，特别是叠加了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的脆弱性以及暴露程度时[4]92。
与此同时，全球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构建低碳城市并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实现为目标。在我国，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当下我国各级政府工作的要点[5]。许多城市已将生态规划明确纳入城市总体规划[6]135，甚至是城市发展战略的优先战略，生态文明建设已构成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严峻的人类世【地质学概念，指距今最近的一个单独且具特殊含义和内容的地质时期。对于这一概念的起始时间、提出者，学界仍有不同说法，但共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地球环境演化的主要力量。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人类世”“全球变暖‘人类世’来临”（https://www.zgbk.com/）】现实面前，针对城市生态的研究已经跨越了不同学科，如环境科学、城乡规划、城市地理学、生物物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城市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或跨）学科的视角探索了城市生态的不同问题，如：城市生态对生存环境质量的影响，城市生态与区域发展及土地和空间使用的关系，城市生态与城市系统内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城市水环境和废弃物处理的问题，城市生态与城市区域相关经济问题的关系，城市生态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城市生态与城市的起源、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等。一座城市的生态环境与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如城市园林建筑学者伊格那季耶娃和阿尔内（Ignatievaa & Ahrné）所说，全球城市需要现代绿色基础设施提供生态服务，这种服务既要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社会价值，还要对环境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7]2。当前的全球城市规划和设计已就融合蓝色、绿色和灰色基础设施普遍达成共识，认为这种交织、融合的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对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尔逊的著作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回溯城市生态的历史和现状，论述未来城市生态规划的前景。全书涉及城市化和景观设计对城市生态的影响，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边缘地带，动植物、水资源和农业的历史与未来等内容。他在本书中强调了城市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突出了城市规划对城市生态的重要影响，以及实施有生态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方案的必要性。
《城市丛林》的多个英文版【由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旗下的品牌在英国和美国分别以不同的书名和装订方式出版：在英国，由Jonathan Cape出版精装本，题为Urban Jungle: Wilding the City，由Vintage出版平装本，题为Urban Jungl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Nature in the City；在美国，由Doubleday出版精装本，题名同为Urban Jungl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Nature in the City】于2023年3月陆续问世，这是威尔逊关于城市研究的又一成果【威尔逊的前一部城市研究著作于2020年出版，中译本《大城市的兴衰——人类文明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于2023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超越了传统史学家对城市历史的研究范围，选取了城市中被忽视的垃圾填埋场、荒地、空屋顶、铁丝网围栏四周和铁路沿线等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那里的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威尔逊不仅梳理了城市化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都市景观中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发展情况，还展现了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乡村”（rus in urbe）理念的演变过程，及其对都市景观的影响。本书还介绍了部分全球低碳城市在建筑物设计、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绿地规划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威尔逊论证了恢复城市自然生态并实施野化工程是保护城市自然环境、丰富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他强调以保护城市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方案能够使城市在未来应对气候危机时更具韧性，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威尔逊在书中所说：只有深入回望过去、审视当下，并着眼于未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极富魅力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它的巨大潜力。
《城市丛林》包含七个章节，以及前言与后记。“前言”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吴哥窟遗址上榕树根须的强大力量，将衰落的城市文明与强大的自然力展现在读者眼前，勾勒出气候危机下城市的危险处境。通过引用17世纪耶稣会士眼中东南亚城市与自然相交织的美景，威尔逊指出，人类历来渴望与自然亲近，而当前的紧迫问题是建设生态足迹大幅减少的可持续城市。通过简要论述历史上人类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他强调让所有人都能在大都市里享受自然是关乎社会正义的问题，而理解并欣赏城市已经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建设可持续城市的第一步。
第一章“边缘地带”讲述了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在城市化过程中被侵占、改造的遭遇。本章以纽约的弗莱士河（Fresh Kills）湿地为案例，讲述了自1955年起它从生态宝库沦为垃圾填埋场的噩运，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全球城市开发狂潮中城市边缘地带的写照。正常的生态系统应包含森林、草原、湿地和潮汐沼泽，它们是应对气候变化多重影响的重要缓冲。威尔逊指出，城市边缘地带是人与自然栖息地交汇的半野生地带，类似于“群落交错区”，它应该成为生态缓冲区，既保护本地生态，也抵御严重的洪水、空气污染和荒漠化。然而，随着19世纪的工业化发展，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这时的圈地运动将城市周边的公地用于商业开发。为了更靠近乡村和荒野，一部分中产阶级选择搬到更远的地方，而贫穷的劳动者越来越难走进大自然或者享受它提供的生态服务。为了接近自然，避免乡村被开发并限制城市随意扩张，全球不同城市实践了“楔形绿地”“花园城市”“线形城市”“广亩城市”等方案，但这些绿化方案并没有将城市边缘地带构想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方，也没能从根本上影响城市内部的生态。
第二章“公园与休闲”从21世纪弗莱士河公园的案例谈起，主要介绍了历史上尤其是英国公园的发展史。弗莱士河在21世纪从一个垃圾填埋场被恢复成有草甸、林地和盐沼的大型休闲公园，吸引了许多野生动植物回归。这一章还追溯了历史上修建的皇家花园，如公元1世纪尼禄建造的金宫，14世纪阿兹特克人修建的皇家花园，15世纪前后帖木儿及其后裔巴布尔建造的有几何图案的花园等。这些整齐有序的美丽花园无一不彰显着君主的权力与尊严，与自然界的杂乱无序形成对比，强调了人驯服大自然的必要性，并暗示了统治的合法性。到了19世纪，景观设计者寄希望于完美整洁的城市公园在提升各阶层市民心智方面发挥作用，将英国贵族的乡村庄园景观引入城市公共绿地，表达了对社会正义和民主的追求。之后，随着英帝国的扩张，英式公园被逐渐输出到世界其他城市，然而，在新的城市，英式草地需要大量浇水并使用杀虫剂和化肥，这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绿色荒漠”随之形成；英国国内则为保护公地和荒野的野生状态而抗争，这也预示了后来城市公园设计理念向有杂草、凌乱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景观转变。威尔逊指出，野性与公园难以很好地兼容，因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繁茂的自然环境具有不受监管的野性，会带来安全风险。
第三章“混凝土缝隙”围绕城市的野生空间和杂草展开，讲述了在炸弹坑、过火地带/烧焦的土地（burned-over land）、建筑工地等受扰区域中自然环境快速恢复的情况，以及历史上不同城市对待杂草的态度。二战后，欧美研究者不约而同地研究城市中的自然：英国的菲特（R. S. R. Fitter）在《伦敦自然史》（London’s Natural History，1945年）中叙述了人类与自然相交织的状况；德国的祖科普（Herbert Sukopp）关注城市中不整洁的休耕地（荒地）上的生物多样性。祖科普留意到战后废墟上最顽强的植物是外来种，随着它们在受扰土地上定殖，其数量会迅速增加，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这些科学发现一方面促成城市生态学学科的建立，另一方面促成相关法律如《柏林自然保护法》（1979年）的颁布。《柏林自然保护法》制定了物种保护计划，使自然生长的杂草受到保护，因而现在的柏林比其他城市有更多粗糙、富有野性也更加多彩的荒野景观，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物多样性。
第四章“林冠华盖”论述了城市与树木之间的联系。威尔逊首先阐述了树木在印度、日本等国的宗教传统中的特殊含义，解释了它们受保护以及得以自然再生的宗教因素。其次，他追溯了历史上城市与树木的联系，强调树木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宝贵资源：树木和杂草类似，可以耐受空气污染并利用退化的土地形成小型生物多样性热点（mini biodiversity hotspot）；树枝和树叶能形成空中网络，为动物提供空中廊道；树木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改善生活质量；城市树木可以过滤和净化空气，促进身心健康；树木还能保护土壤，减少暴雨后的地面径流等。为了提高城市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为了美化城市，吸引投资，许多城市都大规模植树。威尔逊指出，我们应该把森林看作海洋，避免在森林上建设城市，而且应该止步于森林边缘，绕着森林发展城市，就像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一样，那里有最广阔的城市森林，形成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第五章“生命力”论述了城市保护蓝色基础设施、构建蓝绿生态缓冲带的重要性。威尔逊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例，追溯了城市化过程中自然水生生态被人类硬工程替代的经历，说明破坏湿地生态系统带来的后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兹特克人对当地水资源的理解，他们选择去适应季节性降雨和洪水，以此管理、引导水资源，将它转化为高产的湿地农业生态系统，实现了与水共生。接着，威尔逊介绍了当前城市创建绿色基础设施的做法，包括：模仿自然水文修建屋顶花园、雨水花园、人造湿地等缓解强降雨；通过暗渠复明使河流和河岸恢复自然状态等。威尔逊指出，修复河流的成本远高于保护水源的成本，这是全球城市特别是生态脆弱、发展最快速的城市应吸取的教训。
第六章“收获”阐述了发展城市农业对促进可持续城市化的重要作用。威尔逊回顾了1793年法国遭遇政治和粮食危机时，法国各市通过耕种粮食实现自给自足并增加绿化的情况。他还追溯了20世纪之前在亚洲、中美洲和欧洲城市中常见的营养物交换的良性循环。这一章还介绍了21世纪在城市中开展的屋顶农场和屋顶绿化项目：在城市的屋顶、墙壁、窗台等空间开展种植可以增加绿化面积，促进城市的空间利用并丰富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屋顶绿化还可以减少雨水径流和对空调的需求，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部分；开展城市农业鼓励人们食用本地食物，减少包装和运输需求，从而减少生态足迹和食物里程；人们还可以从中收获种植的乐趣。当前世界各地也在试验零耕地农业（ZFarming: Zero-Acreage Farming），通过气栽和水培的方法在没有土壤、阳光、农药或化肥的环境中垂直堆叠栽培，但这种农业形式还未普及。威尔逊指出，发展城市农业也许不能让城市自给自足，但它可以使城市变得更加丰饶，而且可以应对气候变化、流行病和不可预见的灾难造成的供应链中断。
第七章“动物都市”探讨了城市中动物进化为城市化共生者的过程及意义。由于城市扩张以及自然灾害等，动物的原生栖息地被扰乱，它们不得不在城市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动物会快速进化并重塑自己在城市环境中的行为，学会新技能的动物能存活下来并将基因遗传给后代。威尔逊指出，在城市环境的影响下，动物的可观察特征随着基因变异发生改变。面对人类世和物种大灭绝的压力，这些在城市生存下来的动物是在协助人类反击环境灾难，而未来的城市很可能成为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地方，因此现代城市应担负起保护物种免于灭亡的责任。威尔逊进一步强调，要使保护环境成为城市生态规划的核心目标，就要在城市不断扩张的同时形成连接栖息地斑块的植物廊道，方便动物通行。总的来说，城市绿化需要超越审美偏好，城市环境需要对动物更友好。
“后记”呼应了“前言”对衰落城市文明遗址的描写。威尔逊以玛雅都市蒂卡尔和柬埔寨的吴哥为例，论述了城市化过程中这两座古城因森林砍伐、土壤流失与过度开发导致的城市环境退化，并在极端天气的打击下逐渐被遗弃的过程。他指出，我们现在比古人更有能力预见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可以通过持续的干预提高城市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威尔逊进一步强调，以环境保护为中心规划城市生态会更加经济，因为一旦环境被破坏，生态修复的成本极其昂贵，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可以承担；而健康的城市生态有利于丰富物种多样性，可以改善人的情绪，提供荫蔽、食物和药材，这对穷人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他们往往居住在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地方，并难以享受自然提供的生态服务。由此他认为，21世纪的城市应成为受保护的生态系统，应尽力实现能量和营养物的自给自足和循环利用，从而使城市具备生态恢复力。
从各章内容可以看出，该著作的时间跨度和空间维度较为广阔。纵观全书，在时间上，它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三角洲沼泽上建立的城市雏形，展现了公元15世纪阿兹特克人在特诺奇蒂特兰城建立的奇昂帕农业体系。在勾勒历史上的城市绿化时，它描绘了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在尼尼微修筑的空中花园，回溯了16世纪莫卧儿王朝建立之初巴布尔修建户外花园的理由，还分析了19世纪纽约中央公园和21世纪新型城市公园的设计理念。在论述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时，它回顾了公元前1800年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印度河流域的去城市化过程，叙述了14世纪前哥伦比亚时期卡霍基亚因干旱和洪水被遗弃的遭遇，还讲到21世纪为应对极端气候各城市大幅恢复自然环境的措施。在空间上，它不仅讲述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扩张对周边区域的野生动植物造成的影响，也探索了饱受战争、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的生态。
该著作对城市生态史的叙述手法也很独特：它的叙述没有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或者按照各洲、各国、各城逐一展开，而是将城市生态分为七个主题，分别对应了七个章节的内容，包括城市周边区域、城市景观公园、城市野生空间、城市树木、城市水资源利用、城市农业发展、城市与动物的共生模式等内容。这些章节呈现了传统发展模式中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之间的矛盾，也探讨了当下有利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基于丰富的史料，各章的编排基本包括了描述现状，追溯历史问题或成因，以及分析当前的措施及意义。可以说，各章自成一体，又与其他章节相互关联，共同展现了城市生态的历史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各方面。章与章之间过渡自然，语言平实易懂，有助于宣传新型的绿色生态城市理念，既可提升读者对历史上大都市生态系统发展情况的认知，也可使读者了解当前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沿和动态。
然而，前文对本书内容的概括非常扼要，无法展现《城市丛林》一书中使用的丰富文献。威尔逊在剑桥大学历史系受到的人文学科方面的专业训练使他能娴熟地运用档案研究、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阐释，以支撑他的论证。在论述人类历史上对杂草的态度时，他从《圣经》、中古时期杰弗雷·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莎士比亚的戏剧、狄更斯的小说等经典文学作品中找到例证。在阐述巴黎、伦敦等主要大都市最早建在湿地上时，他从市名入手，讨论词源并讲述市名的来历与城市历史。通过援引雨果给巴黎的别称“泥潭之城鲁特蒂亚”（Lutetia, the city of mire），他追溯了巴黎之前罗马市名的来历，以及尤利乌斯·凯撒攻占鲁特蒂亚时，因那里的泥水屏障而受阻的故事。在论述树木如何融入欧洲的城市景观时，他从17世纪与树木相关的三个词语“林荫大道”（Boulevard）、“林荫步道”（Mall）和“林荫路”（avenue）入手，讲述了欧洲城市景观被树木改造的过程。他对词源的讨论还用于解释“公园”、“杂草”、印度的城市名（Vadodara）、日本的松树名（Matsu）等词的含义。
除以上提到的经典文学作品，他引用的一手历史文献还包括：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历史著作《写于1598年的伦敦概况》（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18世纪的《北美游记》（Travels into North America，1772年）；18—19世纪《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中的文章；19世纪的报纸、杂志、传记、游记、政府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如《大都会下院法案特别委员会专题报告》（Special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etropolitan Commons Act，1886年），以及城市景观设计方面的专著，如约翰·劳登的作品。关于更早时期城市的论述，他主要借助了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的研究成果。这本著作涉及大量跨学科的文献资料，比如园林设计、城乡规划、生态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使用了较多的新闻报道还原城市生态发展的历史情境。然而，跨学科的专业文献并没有使这本书的语言晦涩难懂，威尔逊的贡献在于他以简练、生动的笔触使读者能快速了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生态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威尔逊提出的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城市生态规划目标强调了健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目前部分城市走在了实践前沿，但这种规划理念能否实施还需要结合城市绿色空间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环境指标体系等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总的来说，威尔逊对城市应对气候危机的前景比较乐观，他也十分肯定个人经营私家花园，在社区农圃种粮食、蔬菜，甚至在窗台上种植物等行为对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和改善个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他的观念沿袭了19世纪英国园林设计师约翰·克劳迪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和美国景观设计奠基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确立的理念，即通过景观设计关怀普通人并追求社会正义和民主。
威尔逊对当前发达国家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比较乐观，他在“后记”中阐述了阿姆斯特丹之所以发展循环经济的原因：在2010年代末，阿姆斯特丹对自己消耗资源的方式感到不满，并承认它损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当前，阿姆斯特丹已决定为自己的能源需求负责，一方面减少城市对主要原材料的消耗，另一方面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力争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同时，这座城市的相关负责人也坦诚地指出，如果一座城市在形成健康的生态系统方面作出的努力只是为了掩盖在别处对自然无情的破坏，那么它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事实的确如此。
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在2022年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ers）主办的第58届世界规划大会（World Planning Congress 58）的主旨报告中所说，当前全球评价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指标有不足之处，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生产或消耗的大部分能源和产品在全球其他地区产生了碳排放。以奥斯陆为例，这座城市长期排在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第一名，它的城市生态环境非常好，而且在推行减碳措施方面走在全球前列，包括采用“气候预算”管理工具，计划逐步淘汰建筑物燃油供暖，在区域供热中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使用零排放公共交通等[8]。然而讽刺的是，奥斯陆正是通过输出石油和天然气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尽管它限制自己燃烧化石燃料，但它生产的化石燃料必然在其他地方被消耗并引起地球环境污染。用斯温格杜的话说，一部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是以另一些区域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与城市地理的关联的洞察，使他的观点比威尔逊的更激进也更具批判性。也许只有当每一座城市坦然面对自己的能源生产和消耗方式，并仔细计算所有进出城市的物质流，才能使城市像健康的自然生态那样成为完全循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UPI
参考文献
[1] WILSON B. Urban jungle: wilding the city[M]. London: Jonathan Cape, 2023.
[2]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Provisional 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3[R/OL]. (2023-11-30)[2024-01-25]. https://wmo.int/files/provisional-state-of-global-climate-2023.
[3] World Economic Forum.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human health[R/OL]. (2024-01-16)[2024-01-25].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Quantifying_the_Impact_of_Climate_Change_on_Human_Health_2024.pdf.
[4] 刘冰, 薛澜. “管理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特别报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3): 92-9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R/OL]. (2023-03-05)[2024-01-25]. https://www.gov.cn/zhuanti/2023lhzfgzbg/.
[6] ZHOU W, FISHER B, PICKETT S T. Cities are hungry for actionable ecological knowledge[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9, 17(3): 135. https://doi.org/10.1002/fee.2021.
[7] IGNATIEVA M, AHRNÉ K. Biodiverse gree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21st century: from “green desert” of lawns to biophilic cities[J].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2013, 37(1): 1-9.
[8] Oslo Climate Budget 2022. Chapter 2, Oslo City Government’s budget proposal 2022 with appendix[R/OL]. [2024-01-25]. https://www.klimaoslo.no/collection/oslos-climate-budget-2022/.
作者：朱沅沅，博士，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zhuyuanyuan@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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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 | 顾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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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鉴书堂 | 城市生态史与生态规划展望——《城市丛林》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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