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协同演化”视角下的遗产社区研究 | 2024年第1期

本刊“学术动态（Planning Reviews）”栏目，推介国内外学术书籍和文献报告、关注国际研究动态和前沿热点、分享规划案例研究。本期“城乡社区发展与住房建设”专栏，向大家推介一篇“协同演化”视角下的遗产社区研究文献。

（专栏编辑：杨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协同演化”视角下的遗产社区研究

来源：VAN KNIPPENBERG K, BOONSTRA B. Co-evolutionary heritage reuse: a European multiple case study perspective[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23, 31(10): 1995-2012.

随着对社区与遗产关系理解的深入，文化遗产的再利用不仅是为了保持其历史和文化价值，也逐渐与融入当地社区、促进城市复兴等综合目标结合起来。而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也使遗产再利用的实践变得更为复杂。有学者提出，理解遗产实践复杂性的关键是理解遗产的情境和关联形式。本文将复杂性理论中“协同演化”（co-evolutionary） 的概念应用在遗产再利用领域，构建和分析遗产再利用项目的理论模型，并结合欧洲16个遗产再利用项目对该模型的关键要素进行解读。

1. 理论框架

“协同演化”的概念源自生物学，描述了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并引发性质变化的过程。“协同演化”概念更多地被应用在空间规划与治理的复杂实践情境中，但在遗产再利用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作者提出了将“协同演化”这一概念应用在遗产再利用项目分析中的3个核心内容：①遗产再利用项目的多重驱动力，主要包括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当地社区（遗产社区）、空间（再） 发展这4种系统性驱动力；②这些驱动力之间的持续互动与相互转化，重点是描述关系与过程，而非对象与形式；③这些驱动力与更广泛的社会及制度环境的互动、适应和转变。

2. 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本文根据以下三方面的考量选取了欧洲16个遗产再利用项目：①位于欧洲不同的地理位置（城市、城郊和农村）；②代表不同类别的文化资产；③展现不同的再利用目标，包括文化、社区、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研究通过文献与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案例数据，每个案例至少开展5次访谈，其中各利益相关群体（倡议者、政府、投资方、社区成员等） 至少访谈1人，最终共完成110次访谈。访谈主题包括：对项目（过程、价值观、身份认同） 的描述；分析遗产在再利用过程中的作用；对利益相关者的认识；项目的被接受程度以及对更广泛语境的影响。

在数据分析方面，研究先采用模板分析法，将收集到的信息按照上述4种系统性驱动力进行分类：其次观察并比较受访者是否认可这些类型（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当地社区、空间发展） 在项目中起到了驱动力作用；之后检查受访者是否提到了这些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最后分析“协同演化”以及遗产再利用项目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适应于或改变了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3. 研究结果

（1） 项目的多重系统性驱动力

在16个案例中，有13个案例强调了遗产物质价值，有的作为单独的驱动力，有的是与空间发展驱动力相结合；有8个案例将当地社区的参与确定为驱动力，且与其他驱动力紧密结合，而非单独存在；有9个案例提到了将空间（再） 发展作为驱动力。多重驱动力的存在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和个人对遗产的认识和认可程度，也受到国家遗产政策的强烈影响。

（2） 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案例中建立了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往往是冲突多于支持。在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关系方面，两者往往被人为地分开，并且社区倡导的非物质价值往往与专家和正式政策法规倡导的物质价值存在冲突；在遗产与空间发展的关系方面，遗产再利用项目确实与空间发展相关联，但是空间发展也会给遗产再利用项目以及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带来额外的挑战：物质遗产可以被纳入空间开发，而非物质遗产的价值大多受到空间开发的影响，进而影响当地社区，认为其故事和价值没有被纳入以遗产叙事为基础的空间发展规划中。

（3） 与社会及制度环境的互动

仅在有限的3个案例中可以找到遗产再利用项目与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互动。例如柏林的ExRotaprint遗产再利用项目，在柏林开创了用替代性方法进行项目融资的先例，并因此激发了许多合作所有权的实验，甚至发起了一场改变城市住房政策的运动。

4. 结论

综合以上结果，16个案例中仅有2个同时涵盖了“协同演化”的3个核心内容。这2个案例通过多样与灵活的功能与空间，更好地适应社区和周边地区，达成“协同演化”。

“协同演化”取决于遗产再利用项目的发起者和其他利益群体的行动、以及与所处的社会/制度体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事实上，各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建立并长期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产社区行动者的主动性以及他们的行动对政策和制度的影响程度。

同时，协同演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其结果可能与最初的预期不同，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本文采用的描述性方法主要是基于已实现项目的回顾，并没有考虑项目的长期影响。因此，在研究未来遗产再利用实践中的“协同演化”时，作者建议采用更多纵向的、人类学的、活态化的研究方法。

（供稿：彭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城市规划学刊》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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