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步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乡村高质量发展受到持续关注。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振兴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特色村落是拥有较高价值资源的特殊乡村地域，其乡村振兴路径值得讨论。
另一方面，在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成为落实乡村振兴、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尤其是规划对象和要素扩展到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而乡村地区正是这两类空间的广阔腹地。然而，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乡村规划体系需要建构、细化和完善，目前的规划实践要解决大尺度国土空间规划中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落地，如何实现分级指引与管控。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对特色村落的概念做了界定，提出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基于此，特色村落富集地区是指特色村落数量众多、保护和保存价值高、空间集聚度高的地区。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是我国特色村落富集地区的典型代表之一，本文以黔东南州为例，展开特色村落的价值探索，进而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进行应对策略研究。
目前规划学界对于特色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单体村落为核心对象的整体性保护与利用，研究范围大多扩展到村落周边环境与景观空间，与更大尺度的区域空间产生的关联性较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跨行政区的概念，如城乡历史文化聚落、特色村镇地区、大尺度乡村地区等，集中在理论范式的探讨，但尚未有特别具体的应对策略。
城乡融合新时代的特色村落价值需要重新认知评价、主动挖掘和转换。乡村空间从传统单一的、经济与政策上较为弱势的农业功能承载，转变成为“三生”融合，但又功能差异、特色互补的复合功能空间。特色村落作为乡村空间中资源优势较为突出的一类，实现资源价值转换的潜力最大，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优先和重点发展的战略地位。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与特色村落相关的方法与内容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是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足。现有相关技术标准和政策基本将乡村空间切分为生产空间和村庄生活空间两大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集生产、生活于一体的有机整体系统看待。总体规划虽有意识地把特色村落作为重点对象，但具体内容也停留在把特色村落作为“点”来制定原则性要求，将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简化为村庄分类、特色村落保护名录、用地指标等，依然局限于村庄建设空间，缺乏对生态、农业等非建设空间的有效管理，未能充分凸显和利用乡村空间的复杂性和价值的多元化。其次是层级性和实施性较弱。乡村规划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纵向上的“层级传导”和横向上的“管控、发展与建设”。
特色村落富集地区作为具有整体价值的空间，规划需要基于“目标—行动”一致性的实施导向，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的多空间层级的规划与传导，否则空有乡村振兴的用地指标，也无法精准落地。当前各级各类规划中涉及乡村规划的内容缺乏关联，如宏观尺度的总体空间格局指引、中观尺度的分区用途管制、微观尺度的居民点建设引导，不同层次的乡村规划的边界范围、内容深度及衔接关系并不清晰，因此也影响了实施性。因此，本文紧扣乡村价值转换和国土空间规划两个关键词，讨论特色村落富集地区的乡村特色价值的综合理解和识别，并在国土空间语境下探索特色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策略。
黔东南州位于贵州省东部，是世界苗侗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全州国土面积约3万km²，常住人口376万，81.5%的人口为少数民族，以苗族及侗族为主。黔东南州是全国特色村落最富集地区之一，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数量在全国地级单元中居于首位，同时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8个，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410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个（见表1）。各类名录去重后特色村落数量共计615个，本文以此为对象开展研究。
表1 黔东南州特色村落构成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在宏观全域尺度上，黔东南州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全州大部分县市为长江和珠江上游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占比近三分之一。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黔东南州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全省第三，而劳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全省最低；城乡收入差距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贫困发生率较高，尤其是特色村落集中分布的南部月亮山片区与中部雷公山片区。乡村人口流失和空心化情况严重，乡村地区大部分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置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交通末端限制严重，可达性较低。
从特色村落分布来看，黔东南州特色村落量多面广，空间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聚，呈现鲜明的流域特征。特色村落在全州各县市均有分布，重点集中在清水江流域和都柳江流域。其中，苗族聚落多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山地，布局灵活，高低错落，以清水江为轴带；侗族聚落分布在地势渐缓的东部和南部都柳江流域；汉族聚落主要分布在沿阳河、清水江流域古驿道和水路重镇附近。
就村落的微观空间形态而言，黔东南州“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环境使得人居与农业生产高度融合，特色村落空间在自然演化中形成了整体上聚落镶嵌于农田，农田镶嵌于山地；局部上聚落、农田、山地交错式布局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格局。例如，苗族村落多为山地型村落，一般建设于不宜稻作的山坡地，将山腰、山下土地开垦为农田。侗族村落则包括山地型与河谷坪坝型两种，山地型村落靠近水源，依山就势层叠营建；河谷坪坝型村落多选择在河流冲积形成的谷地和小型坪坝处，沿河道走向呈条带状布局。
（1）面临现代化的需求，如何发掘乡村潜力和多元价值、有效利用乡村特色资源，促进生态地区的价值转换，以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传统规划缺少全域空间尺度的价值识别，包括特色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区域。国土空间规划需要进行价值识别后再区分发展和保护的优先级。
（2）在特色村落有机融合的小尺度空间形态特征下，发展诉求与村落保护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如何寻求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在保留和保护乡村传统风貌基础上，实现有底线约束的高质量发展。传统规划缺少体现乡村生产、生态、生活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的空间安排；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建构不同层级的“三生”空间融合的生态与文化价值单元。
（3）特色村落如何通过对规划要素不同形式的安排落实管控。传统规划面向实施的行动安排有待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应该制定围绕规划核心要素的风貌管控、指标分配、设施配套逻辑。
回应上述发展困境和规划不足，规划通过界定乡村的多元价值、识别富集片区空间范围和构建分层分类的规划策略体系，形成落实乡村振兴的核心思路。
（1）乡村多元价值界定。为体现特色村落“三生”融合的空间特征，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别引入人本和乡村价值视角来选取富集片区识别的价值要素，人本视角基于本地村民和外来游客两类人群的行为活动方式，考虑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以及游客观光体验和休闲康养的需求；乡村价值视角充分挖掘全域空间下乡村自然本底、交通条件、特色产业、历史文化等价值要素。
（2）富集片区空间识别。单个特色村落小而散，很难在大尺度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具体表达和落实，因此通过空间关联打“组合拳”。传统村落富集片区空间范围不是行政村的简单组合，而是基于乡村空间的复合功能，以及上述多元价值要素形成一定的组织模式，识别出来的若干个村落的活动空间范围。
（3）价值评价与分类。基于一系列空间与非空间要素指标，对识别出的特色村落富集片区进行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价值维度的综合评价，划分为不同类型的价值片区。
（4）多层级空间体系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的每个空间层次都包含乡村的内容，且不同层次的规划内容侧重不同：市级侧重空间引导与分区管控，县级侧重空间发展总体框架、不同片区的发展引导，以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总体安排等，乡级和村级侧重用地空间布局深化、各类设施布局和各类空间管控等。对应黔东南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特色村落的“州域—片区—组团—单元”多层级空间体系，明确不同层级规划中空间策略的重点。
本文提出针对空间识别、价值评价和分类两方面的技术方法。
特色村落富集片区空间识别以特色村落的“三调”土地利用图斑为基础数据、各类乡村价值要素为数据修正的参考，采用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聚类分析、可达性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将细碎分散的图斑进行以空间聚合为核心思路的可视化处理，从而界定特色村落富集片区的范围。具体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特色村落活动空间的斑块识别。由单个或者若干个特色村落形成初始斑块，根据农业聚落土地耕作半径的圆周理论模型，以特色村落宅基地斑块即居住空间为中心，叠加向外扩展一定范围缓冲区内的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形成微观层面的特色村落活动空间范围。其次是特色村落富集片区的识别。在宏观全域视角下叠加乡村多元价值要素，进一步聚合多个村落活动空间斑块。以可达性检测特色村落之间的空间阻隔或联系，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特征分析特色村落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异同，最终以空间距离较近、文化同源性较高、尽量不要跨越大型地理边界与农业生产区的原则，将相邻的传统村落活动空间斑块连成片成为特色村落富集片区。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但仅限于村庄单体评价。《黔东南州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州总体项目策划》提出交通通达性（距城市、重要景点）、资源要素、人居环境与配套设施、农业产业基础、现有旅游产业等分级评价因子。本文以此为参考，结合特色村落富集地区特征，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四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生态与文化资源、人口分布、设施水平、产业发展、城乡融合等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类型。
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仅提供一般性框架，具体的指标项应根据地方特征选取。综合各类价值的评价结果将特色村落富集片区分为不同的价值类型。
山地型村落与河谷坪坝型村落的“三生”
空间布局与融合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规划技术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针对黔东南地理环境（南方山地）、民族文化（苗族、侗族等）、生产方式（山地农业）等特征，将农业聚落的200m耕作半径划定为生产空间范围。以特色村落宅基地斑块为中心，叠加200m缓冲区的村落生活生产圈内的耕地斑块，以及400m缓冲区的村落休闲慢游圈内的林地斑块，得到三者构成的特色村落活动空间斑块。以地形起伏度、县乡道和水系分布为成本面要素计算特色村落出行可达性，提取以活动空间斑块为出发源点的15min、30min耗时线，聚合可达范围内的村落斑块；以小流域边界、农业生产功能分区、苗侗少数民族聚居点的空间分布调整片区边界，基于空间距离较近、文化同源性较高、农业耕作类型相似、尽量处于同一小流域单元的原则，将相邻的特色村落活动空间范围连成片，由此得到全州域的特色村落富集片区，以小流域为边界划分共计36个片区。
基于各类资源的空间与非空间特征差异，选取特色村落富集片区价值综合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见表2）。将各维度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后，特色村落富集片区最终分为生态价值保护型片区、生态价值转化型片区、生态—文化复合价值型片区、经济—文化复合价值型片区和社会—经济复合价值型片区五类（表3）。
表2 特色村落富集片区价值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3 黔东南州特色村落富集片区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特色村落富集片区规划应形成“州域—片区—组团—单元”的空间层级体系，各空间层级的空间范围由上一层级原则划分，规划内容融入对应的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州域层级包括全州域的特色村落富集片区，对应市（州）级规划；片区层级是以小流域为空间边界的富集片区，对应市县级规划，跨县片区如必要可制定专项规划或概念规划；组团划分尽量不跨县，组团层级建议可列为县级专项规划；单元层级联合空间邻近且文化同源的若干村落进行详细设计，纳入乡镇级规划或联合编制的村庄规划。
州域层级依托自然本底和资源禀赋，结合农业空间布局、自然景观风貌分区和历史文化保护体系等，构建全州特色村落富集片区保护与发展的总体格局，根据不同类型片区的差异化发展导向制定片区分类指引，突出优保护（生态保护、风貌管控）、补短板（配套设施）、促发展（用地保障、空间组织优化）中的主要目标（见表4）。
表4 黔东南州特色村落富集片区分类指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独洞河—水口河片区空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片区层级强调分类施策，对生态价值保护型重在制定退出和非准入负面清单；对其他的四类，依据其资源状况围绕“功能定位+空间结构+交通网络”制定空间方案及策略，形成“总体格局+组团划分与指引+设施配套”的总体框架。
黔东南州的生态价值保护型片区主要分布在巫密河—南哨河片区。该片区位于中山向低山丘陵过渡地带，多为山坡和山麓溪谷，并且大部分特色村落镶嵌于生态保护红线内。在空间策略上以生态功能维育和特色文化保护为主，原则上禁止或限制一般的开发利用活动；具体到各个村庄层面，则根据所处区域的生态保护级别进行分类细化管控，明确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和乡村发展区等不同分区内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的功能和行为活动。
以经济—文化复合价值型片区独洞河—水口河片区为例。该片区内有洛贯新城、肇兴侗寨和黎平侗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交通条件便利，旅游业发展基础良好。以推动生态文化资源可持续的价值转化为重点方向，构建景区、新城、组团融合发展的总体格局；根据村落原生态民族文化保留的完整程度、山水禀赋、与城镇或景区的空间关系等，划分不同风貌与功能定位的组团类型；设施配套形成“一中心—多次级节点”的旅游服务体系，完善“三级快进慢游”交通系统，快速通道联系其他片区，一级慢游通道贯穿片区内部、串联各组团，二级慢游通道通达各村落的末端交通。
组团层级确定具体空间落位、统筹设施配置，识别单元空间模式。设施配置以资源利用共享、提升服务效率为原则，在村落分级的基础上遵循“服务节点等级—服务设施类型”的配置逻辑。基于现有旅游资源和发展规模预测，配置住宿、商业购物、餐饮、娱乐游览等设施；节点等级越高，各类设施的种类越丰富。生活服务设施按照生活圈等级配置，除了满足日常耕作、生活购物、幼教、基础医疗等基本需求，还应预留民族村寨民俗活动所需的公共空间。根据乡镇驻地、村寨、景区、交通、生态红线等各类要素的空间分布关系，识别不同的特色村落单元类型，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等级配置模板。
单元层级由多个村落一起编制村庄详细规划。以空间布局、设施落地与风貌管控为重点，核心思路是相邻村落的联动发展，突破单体村落的空间限制、拓展和挖潜空间，实现设施配套共享、节约成本；并利用村落的差异创造多样化的场景体验，组织不同人群的活动空间和流线。
独洞河—水口河片区交通网络规划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新时代乡村规划应该思考如何解决乡村特色资源集中连片地区的发展需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问题。特色村落富集片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包括多元价值界定与富集片区识别、分层分类空间建构，价值识别通过人本视角识别生产生活基本活动空间范围，叠加多元乡村价值视角，最终界定不同价值类型的特色村落富集片区；空间建构制定“州域—片区—组团—单元”的多层级和“优保护+补短板+促发展”的多维度空间优化策略，同时结合片区的价值类型在发展方向、管控程度与重点策略上有所差异。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对于规划策略框架的构建及落实措施仍存在有待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另外，本文案例展开的片区选择具有特定性，部分片区本身具有相对成熟的旅游业发展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旅游仅是乡村振兴的策略之一，特色村落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更多元的价值挖掘和发展路径探索。
王颖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空间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裴新生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赖楚杨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全文刊载于《小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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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同济规划TJUPDI）：学术采撷 |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特色村落富集地区乡村振兴应对策略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