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智慧的城市：恰当技术与城市未来》|刘征解读

写在前面

2008年，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公司提出“智慧城市”(Intelligent City)这一概念，引发全球建设智慧城市的浪潮，规划项目成果中也大量出现智慧城市的内容。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在渐渐消退，一些曾经激动人心的未来城市也受到很多质疑。

为了对智慧城市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笔者曾经到处找寻相关书籍，但是多数与智慧城市内容相关的出版物要么是空泛的教材式罗列，要么是简单的项目介绍，很少有对智慧城市实践的深入探讨。本·格林(Ben Green)的《足够智慧的城市：恰当技术与城市未来》，是一本立足于大量现实案例，客观总结智慧城市经验教训的书，对于我们继续推进智慧城市实践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关于书名与作者

书的英文名称为The Smart Enough City，台湾版译名为《被科技绑架的智慧城市》。大陆版的译名《足够智慧的城市》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这是一本褒扬智慧城市的书，然而实际上作者更多地采取批判态度，认为智慧城市技术要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和城市管理的规则。

很多撰写智慧城市书籍的作者往往有很强的专业理论背景，但欠缺真实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缺乏公共管理方面的经验。本书作者本·格林是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的成员，兼具互联网科学和公共管理的学术背景。2016—2017年，作者担任波士顿市创新与技术部的数据科学家，代表市政府与很多智慧城市开发项目打交道，并帮助完善了波士顿应急医疗服务系统。这一学术背景和实践经历赋予作者一种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创作出干货满满的作品。

核心内容

作者在第一章首先提出“技术障目镜”的概念，指出很多智慧城市项目把城市问题简化为某一类技术问题，认为通过技术手段就可以完美解决。作者开宗明义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并提出新技术要符合城市实际需求，不能盲目求新求变。通过自己接触到的美国智慧城市案例，作者从宜居、民主、正义、负责和创新几个方面探讨了现有智慧城市技术的困局，并给出了可能的改进方案。

作者不会孤立地探讨问题，而是上溯到这些问题的历史教训，反复强调技术至上主义的危害。在第二章“宜居之城：新技术的局限与危险”中，着重探讨了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代表的新交通技术的利弊。从现代城市大力发展汽车交通，不断投入交通设施建设，又不断造成新的交通问题这一教训谈起，说明城市需求的多样性和交通的复杂性，批判了围绕技术设计的狭隘解决方案。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智能道路交叉口模型，完全忽略了行人的存在，将城市道路变成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乐园。类似的智慧城市案例比比皆是，一旦实施，对城市的危害远远大于交通效率提升带来的益处。

技术能否发挥效果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人的层面。很多规划师、技术专家心目中的理想城市都是那种高大上的绅士化场景，生活在里面的都是高净值人群。然而城市人群参差不齐，教育和贫富的差距会造就巨大的数字鸿沟，不同人群对新技术接受和应用能力的差异会进一步加深智慧城市的不平等。第三章“民主之城：技术影响的社会决定因素”就主要探讨解决公民参与障碍的问题。

智慧城市底层的大数据看似中立，如果投喂的数据有倾向性，那么也会影响机器学习的政治基础。如第四章所述，美国犯罪高危地区的预测系统就被套上了强烈的种族特征。破案率数据的提升也会让司法系统沉迷于抓捕嫌疑人，而忽视了产生犯罪的社会温床。

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个人隐私较为重视，但是智慧城市想要最大限度发挥效果就需要个人大量让渡隐私权限，这在注重个人主义的国家是一条红线。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在多伦多实践的惨败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此。虽然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但是第五章探讨的这一内容也能引发深度的思考。

第六章“创新之城：城市政府技术与非技术变革的关系”中，作者提出好的智慧城市技术该如何与城市管理相适应，通过制度设计，打破部门之间的障碍，让数据有意义和可操作。这一章生动的案例以及制度上的创新对中国智慧城市实践有强烈的借鉴意义。

本书最后，作者从城市规划发展历史角度重新审视智慧城市问题的根源，对技术至上论的批判是城市规划从业者值得不断重温的教训。展望未来，作者提出了推进智慧城市项目的五条基本原则：1)解决复杂的真问题，而不是人为简化的假问题；2)让技术实施服务于社会需求与政策推进，而不是调整社会目标与价值标准来迎合技术；3)政策与项目改革的创新优先于技术创新；4)确保技术的设计与实施能够促进民主价值；5)发展市政部门使用数据的能力与流程。

笔者感悟

本书不仅提供了鲜活的智慧城市案例，还能够启发规划从业者新的思考：不论是新兴的智慧城市技术，还是传统的城市规划手段，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都应该直面真实的城市，认真思索价值观和制度保障等本质问题。

对智慧城市的价值观审视需要考虑智慧城市及其他公共政策的推出是否出于提高社会整体福祉的初心，而不是为了满足领导政绩、公司业绩或者个人野心。一些所谓智慧城市项目往往是为了满足政绩考核一拥而上。一些人口不断流失的村镇还在大力发展智慧技术，将高额的政府财政补贴化作一面偶尔用于展示的电子大屏幕……智慧城市首先要摆脱形式主义的诱惑，真正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制度保障的审视也很有必要，公共政策的实践会牵涉很多部门和人群。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利益如何统一，系统操作如何更加方便快捷，城市使用者如何能够从中获利，都需要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由于价值取向不一致，这些沟通工作琐碎繁杂，要说服对方，不仅需要依靠先进技术，还需要建立一个对话的制度平台，让大家相向而行，最终取得价值共识才能向前推进。如果智慧城市的研发和运营团队缺乏适应协调能力，城市管理者缺乏对成果的吸收转化能力，就无法使技术产生效力。

上一轮智慧城市项目一些已经融入到当下的城市生活，更多的则销声匿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大爆发，很快会迎来新的一轮智慧城市热潮，为此应格外重视对价值观和制度保障的审视。

智慧城市不仅需要技术的智慧，更需要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