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2023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三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生产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看到习总书记这句话，不禁让人想到俗语“打铁还需自身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明智地确定了内需与外销的关系——以国内取得的成就去提升国际上的竞争实力和合作条件，再以国际上的成就去刺激国内更高的成就，从而达成国内、国际双成就的循环[1]。这既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策略，更可以看作实现国家强盛目标的最基本总体策略，适用于国家发展的多个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内循环”。
我们学习梁鹤年先生的理论，知道S-CAD评估法是吸收理性模式和渐进模式两种主流评估方法的优点而创建的，因此，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西方主流评估法存在着主导观点难以确定或多元观点无法协调的死结，这与其基本政策环境分不开。西方政策科学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情建构起来的，受联邦制、地方分权制和任期制的约束，主要用来理解和解释某一层级政府或某一个部门制定的政策的形成原因[2]。而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注重政策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上下位政策关系是我国最根本的公共政策关系。借鉴西方政策科学阶段性知识体系与理论所形成的研究基础，不足以全面支撑我国诸多独特的政策现象，流行于西方的主流政策评估方法在其本土就已存在难解的死结，更何况来到社会背景和研究对象都有显著差异的中国。
事实上，“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无论在经济、政策还是文化方面，都是适用的。纵观历史，人们对民族文化充满信心、感到自豪的时期，往往也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人们对民族文化失去信心，将目光放到外邦去寻求救国之道时，往往也是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把精力和关注点多放在外部，放在内部的精力就一定相对减少；内部根基不稳，外人才有机会乘虚而入[1]。了解国内外文化与现实差异，立足本民族文化特征，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是正确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更快更好认识和解决我国特有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如同通过扩大内需，提升我国产业技术生产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作用一样——以中华民族的本质作为基础，才能批评借鉴别人的先进方法，练就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硬本领。
所以，技术和方法可以外求，真正的理念和原理无法外求。所谓中庸，恒变的是技术和方法，恒不变的是我们的文化本质，中国人当“以不变而应万变”，“以不变而迎万变”。
回归到规划设计专业仍是如此，我们常常谈论“以人为本”，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简单来说是以人的“物性”为本，而物性包括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两个层面。中国人看重归属感，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哲学重五伦，在五伦关系中，中国不会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产生独立于其他人或独立于家国的个人。那么，蕴含着这种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尤其是特定人事时空背景下凸显的某一部分心理需求是否获得了较好的理性关照，达到了“群性”所应有的自存与共存平衡，才是中国规划设计专业“以人文本”的本来面貌。
[1] 梁鹤年.“内”与“循环”[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0): 28-31.
[2] 李瑞昌. 基于“政策关系”的政策知识体系论纲[J]. 学术月刊, 2021, 53(3): 73-84.
作者：于东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2021年10月《中国投资(中英文)》刊载的梁鹤年先生《“内”与“循环”》一文中谈到，自由贸易口号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靠外销真正富强起来，更没有一个自强的国家不担心国内市场被人占领，相反，满足内需可以带动外销，成为既合经济逻辑也最有效调度国家资源和发挥国民智慧，从而实现高水平自给自足的共识[1]。我国将扩大内需、加强国内循环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本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机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扩大内需；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多方式和渠道“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扩大内需（expand domestic demand），经济学名词，即扩大某经济体的内部需求，包含投资需求（investment demand）和消费需求（consumer demand）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次特别强调“扩大内需”的政策周期：一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稳定经济；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和政府投资为主的一揽子计划促使经济触底反弹；三是2014年面对国内外贸出口增速放缓，出台“新国九条”政策推动互联网起飞；四是2020年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新冠疫情，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风险挑战明显增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持续深化改革，培育内需体系。很显然，以上四次扩大内需的政策周期反复强调“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既是短时期内解决外需不足的相机抉择，也是针对我国大国经济国情“稳中求进”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选择。
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相关数据看，2022年、2023年我国全年GDP增速分别为3.0%、5.2%。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7.2%，固定资产投资规模5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11.4%，比上年提高了25.3个百分点。2024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5.5%，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73.7%，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增长背后是国家推动实施“扩大内需、加强内循环”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果。
同时，以“贸易顺差”（trade surplus，表示盈余）为指标数据进一步分析当前经济总体局势。2022年，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42.07万亿元，进口和出口同比增长分别为10.5%、4.3%，货物进出口顺差5.86万亿元；2023年，我国贸易出口总额41.76万亿元，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略微下降0.8%、0.65%，货物进出口顺差5.79万亿元。对比新冠疫情前，疫情期间我国经济总体上内需不足、外需略有增长，整体趋势上进口增速下滑幅度大于出口增速下滑幅度，形成了被动型顺差。这种顺差扩张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生产需求萎缩、消费不足等问题，一旦出口和外需出现大幅回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稳增长、扩内需”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2023年12月全国经济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早已阐明深意，“总的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动能依然不足。所以我们要更加重视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作为全国万千消费者之一，从我个人看，所在消费阶层的人群呈现出线上消费减缓（消费数量减少与消费降级并存）、网络服务消费增加与线下消费缓增的变化，总体上，周边人群面临收入下降、部分就业或再就业困难以及消费信心不足等现状。因此，一方面，“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作为有效的调控手段和投资方式引导生产，进一步拉动内需市场，将激发消费与扩大投资形成良性循环，除电动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日常投资和大众传统消费项目外，需同时推动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投资发展，培育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通过高质量产品供给或创造或引领新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落实就业优先，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稳定职业和收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更广惠及民众，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支持低收入和困难家庭，以此增强消费内生动力；此外，在消费存量中挖掘增量，以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和生产者，比如实行推动耐用汽车、家电、家具等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不买断、不卖断”的买卖既能惠及消费者也能促进企业开发废旧装备再制造，此类举措节约资源，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目标。
[1] 梁鹤年.“内”与“循环”[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0): 28-31.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合约使用”模式——建立供求信息的有效循环推动产品的供需平衡
李媛
《“内”与“循环”》可以看作上一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延续与具体应用，聚焦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具有的能实现社会保障与市场调节工具良性互动的制度优势，如何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梁先生认为最大难题在于如何达成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市场信息循环和资源使用循环[1]。这是因为典型的交易模式是“买断、卖断”：消费者购买商品获得永久使用权，但很多在短暂使用后出现商品闲置或废弃；商品供给者出售商品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且生产者与消费者类似地都没有积极性去处理闲置或废弃商品。这样一来，既没有产品的循环使用，更没有基于产品循环使用产生的供求信息的循环反馈。即便消费者可能给出评价，这种评价也是较为随机的或一次性的消费体验，缺乏针对产品设计、性能等全方位的使用评价，更缺乏针对循环利用如何改进的建议。
然而，产品供求信息的循环往往是实现资源循环使用的关键。为了促使这种供求信息从“脱钩”走向“对接”，梁先生提出了“合约使用”模式。所谓“合约使用”模式并不是新事物，租车、租房、租设备等本质上都是合约使用。但以弥补购买力不足为目标设计的合约使用，与以可持续的循环利用为目标设计的合约使用相比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往往被看作一种市场补足或“权宜之计”，后者则强调“长效机制”的探索。尤其，当循环利用本身成为目标时，有关“循环”的供求信息反馈将变得至关重要，比如：促进循环利用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有哪些，如何改进和创新循环利用的形式、内容、功能等。
笔者认为，这种以循环利用为目标的合约使用不仅可以用于循环经济的范畴，还可以用于探讨具有政策可持续性试点性质的众多领域。比如：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解决阶段性住房困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考虑建立合约使用的信息互动机制，促进供求双方在户型设计、设施配套、功能设置、新兴需求响应等不同维度的信息循环，从而实现供需匹配。再如：针对低效产业园用地的再利用，可以将城市更新背景下工业用地复合利用等带有实验性质、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内容以一定期限的合约使用形式进行先行先试。值得注意的是，确立这类合约使用的内容、形式、时效等，并不单是政府行为或市场行为，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有效结合的过程。UPI
[1] 梁鹤年.“内”与“循环”[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0): 28-31.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与治理分院，研究员
本系列文章
01 解读《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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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18）解读《“内”与“循环”》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