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24. https://doi. org/10.1016/j.regsciurbeco.2023.1039
作者:Augustin Ignatov
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往往被不同层级政府决策者视为降低运输成本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欧盟也不例外,欧洲交通基础设施的整合作为一个政策领域受到极大关注。在过去二十年中,欧盟在几次扩大之后,区域收入差距显著增加,提高凝聚力成为欧盟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2000—2013年,仅通过欧盟凝聚力基金计划支出的道路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到近650亿欧元,占区域政策资金总额的近14%,其中超过270亿欧元用于高速公路。1990—2020年,欧盟的高速公路长度从约30km大幅增加到7.3万km。这种基础设施的扩建规模与美国州际公路体系或中国国家干线公路体系建设相当。为此,作者分析了高速公路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其实证策略旨在解决基础设施与收入之间关系中的内生性等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欧洲高速公路网络的扩张通过降低区域间运输成本对总体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结果作者得出,从1990—2020年建造的所有高速公路在2020年使欧盟的年收入增加了约5%。这些结果在各种模型和市场准入规范中是一致的,并且对敏感性分析保持稳健。另外,高速公路促进了收入和凝聚力的提高,因为欠发达的欧洲地区在基础设施投资后享有相对较高比例的经济利益。这些地区在2020年额外获得了420亿欧元的凝聚力收入。论文还显示,高速公路使欧盟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下降了约1%,这表明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欧洲欠发达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该研究支持旨在巩固和整合欧盟成员国高速公路网络的欧洲政策举措,例如跨欧洲运输网络政策。这些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区域间运输成本,改善区域间市场准入,进而为欧盟带来更高的经济总增长。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23, 55(8): 1989-2008. DOI: https://doi. org/10.1177/0308518X231170193
作者:Liza Rose Cirolia, Rike Sitas, Andrea Pollio, Alexis Gatoni Sebarenzi, and Prince K Guma
数字平台在非洲城市的兴起被批判为全球技术资本在不稳定的生活和脆弱的基础设施中寻求新的利润领域的一个例子。然而,这种对所谓“平台城市主义”(platform urbanism)的技术悲观主义解读认为它只是一个积累和剥削的场所,使我们对非洲城市的未来前景感到悲观。与此相反,本文使用“技术矛盾”(Techno-ambivalence)的方法对几个非洲城市摩的平台化的显著趋势进行了分析。这种方法并不把特定的技术变革看作决定性的或中性的,而是把它看作“悬浮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和“斗争的场景”。作者认为,这种方法与南方城市主义拒绝被强加其他地方形成的规范逻辑是一致的,技术矛盾提供了一种固有的南方取向。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基加利和内罗毕,这两座城市因致力于数字创新而被誉为“硅谷大草原”,摩的长期以来为人员和货物的正常流动做出了贡献。作者从南方城市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交通系统的数字化,为平台城市主义的讨论做出了以下两方面的贡献:首先,研究表明这一现象与二十年来对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供应方发展投资相吻合,而平台正是以这些基础设施为依托和前提的;其次,平台城市化不仅仅是全球技术登陆非洲的一个案例,它的特点是各种实验的扩散,在这些实验中,国内和国际资本汇聚在一起,平台与非正规经济以动态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而当地的适应性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总之作者认为,这些城市(不可否否认也包括其他城市)的摩的平台化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景观,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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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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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书刊导览 | 期刊导航(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