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视野下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方法思考

国家文化公园是由我国创造性提出的新概念。2019年7月，《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指出，“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①，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性质、对象、职能、意义等。

目前，我国已有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处国家文化公园，示范效应极其显著。然而从长远来看，与我国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灿烂丰富的遗产资源相比，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尤其是类比我国自然类国家公园，2022年11月《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出台，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布局了包含先期5个正式国家公园在内的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体系构建基本完善。相对而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刚刚起步，相关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当前，在集中主要力量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同时，也应适当加强基础研究，研究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的完整体系，从长远角度谋篇布局，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为未来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如开篇所述，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创造性的新概念，因此理清国家文化公园的含义与内在逻辑是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完整体系的基础。

“国家+文化+公园”的组词展现了国家文化公园三个层面的内在逻辑。首先，“国家”强调了其政治逻辑，《方案》明确界定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推进实施”的文化工程，实施的主体是“国家”，代表一种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和国家形象；其次，“文化”体现了其内容逻辑，国家文化公园的内容对象是“文物和文化资源”，不同于国家公园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国家文化公园则是以展现灿烂深厚的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再次，“公园”是其形式逻辑，国家文化公园并非只强调研究和保护，而是要面向公众、服务公众，以“公园”的形式为公众提供了解、体验、感知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游憩空间，是各类文化遗产资源整合、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平台。

图1：国家文化公园基本逻辑

当然，国家文化公园并不是这三个词汇的简单拼接组合，而是三种逻辑深层次的交叉融合。“国家+文化”意味着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文化重要性，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所代表的文化内涵要具有国家高度和代表性，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国家+公园”体现出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重要性，公园应该代表国家，需要落实国家战略意图； “文化+公园”的组词则表明国家文化公园基本属性是以文化资源为依托、有空间特征的文化工程，是开展各类文化教育、旅游观光的“公园”。

通过以上解读可知，在构建和遴选国家文化公园时，需要同时考虑文化重要性与战略重要性，并且需要符合作为“公园”产品的空间特征和要求。

从《方案》的描述可知，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重点在“整合”，是通过“整合”文物和文化资源形成，不可避免地与既有文化遗产体系存在一定的交织。而谈及国家文化公园，也绕不开与美国国家公园、中国国家公园的区别与联系。在厘清这些概念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涵与外延，为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涵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等类型多样的文化遗产体系。国家文化公园与既有遗产不同，它并非一种新的、高级别遗产类型，而是一类大型综合性文化工程。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文化公园是依照某种主题、依从一定空间特征对既有遗产体系所有对象的一种“整合”。

中国既有各类文化遗产体系的构建方法与逻辑大致为：建议起一套清晰的评价标准甚至打分体系，对申报的对象1、2、3等进行评估，排名靠前者进入名单之列。在这个过程中，备选对象是明确的，仅需通过一套评估体系确定排名。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来说，它并没有清晰的备选对象，虽然有明确的各级各类文化资源作为“被整合”的对象，但仍需要首先确定一种“整合”的逻辑，通过整合形成备选对象。也就是说，讨论国家文化公园所谓的“潜在名录”，更重要的是讨论“如何整合”，而不是“选哪个”。

对于既有遗产体系来说，评价遴选标准一般会基于价值确定，同时参考保存状况等因素，各单位自主申报，通过标准评出各级各类文化遗产，相关标准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规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等。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文化工程，在通过“整合”确定对象时，也应充分考虑国家文化“价值”的导向。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既有遗产来说，在拥有一定量体系内名录之后，有些还会尝试探索建立完整价值体系，从而明确价值“缺口”，引导后续申报。比如陈同滨、吕舟关于“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②构建的研究。以“价值”为基本逻辑，开展关于国家民族整体历史的价值研究，从而自上而下分析当前的价值缺口，提出潜在保护对象名录和申报建议名单，逐步补全遗产名录，这种方法对于远期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完整体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公园”的国家（1872年），目前完整国家公园体系包含20余种类型。其中既有为人熟知的依托自然资源建立的自然类国家公园，也有286个依托文化遗产设立的所谓“历史类”国家公园，亚类名目包括国家历史公园、国家战场、国家战场公园、国家战场遗迹、国家军事公园、国家历史遗迹、国家纪念地、国家纪念碑等，与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与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时间节点与构建逻辑具有较大的差异。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并非在已具备完整保护体系上的“文化工程”或“公园化”整合，而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缓慢完善、主流且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类型，因此其亚类较多、形态多样，主题单一或多元。其中的亚类“国家纪念物（monument）”“国家历史遗迹（site）”“国家纪念地（memorial）”等从体量上来看甚至更像我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小面积仅0.01公顷。而凡是以“公园（park）”命名的历史类国家公园亚类，仍普遍具有较大的规模和明确的空间面状属性。

表1：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的主要类型^③

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的遴选评价标准^④包括国家重要性、适合性、可行性、管理上的不可替代性。“国家重要性”的标准要求列入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要反映与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或重要的历史人物相关联，反映美国人民伟大思想或理念，特色鲜明的建筑风格，有特殊的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考古科研价值。其次强调候选地列入国家公园的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长期为公众利用提供充分的服务可行性、以及候选地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的不可替代性。

1970年，美国在已经公布了大量国家公园后，开展了国家公园体系(历史类型)规划和健全度评价^⑤，首先梳理美国历史发展脉络，划分一级、二级价值主题和特征元素；然后对现存的相关保护单位进行筛查定位，明确各主题在体系中被表达的充分程度，获得体系健全度的评价结果，明确增补内容。可以看出，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无论是评价标准还是完整体系构建，也都是以文化“价值”为基本导向。

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强调国家公园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2019 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将现有的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 3 类，其中国家公园是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最高的一类保护地类型。也就是说，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体系中的一类，可以从已有保护地中直接升级保护，其候选对象包括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这与国家文化公园“强调整合”“并非一类遗产保护新类型”“无法从现有遗产体系中升级”具有本质的区别。

而从遴选方法上来说，国家公园的构建遵循着清晰的“空间暨价值主导”。国家公园体系构建围绕对资源的科学分区分类展开，先把全国化为若干区域，在同一类型区域内进行对比评价，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作为国家公园。这是因为自然的价值与空间一一对应性强。而文化则呈现出一种价值“交织”的状态——比如要讲述中国“早期文明”价值，其支撑要素可能零散分布在全国；而对于某个确定的空间来说，其可以讲述的价值主题又十分综合。总而言之，在文化的领域内，不存在“空间暨价值”的高度贴合。从目前已列入的国家文化公园名录来看，既无法采用纯粹的“价值主导”，也并非采用“分区选优“的方式，而是注重主题的重要性、空间的串联性，同时兼顾一定的地域性，是更加综合的方法。

图3：自然保护地体系整合示意图

国家文化公园与现有遗产体系、美国历史类国家公园、中国国家公园既有区别，也有共性。

国家文化公园并非一种遗产新类型，也无法从既有文化遗产体系中升级。它是通过整合现有文化遗产形成，且高度强调“整合”。作为具有空间面积要求的“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应该具有较大尺度、较大体量，空间必须具有连续性。其遴选或者说“构建”采取的应该是一种注重主题串联的、混合、综合的方式。

国家文化公园在遴选中，最重要的考察维度依然是价值的国家代表性和战略重要性。

如前文所述，国家文化公园的体系构建重在讨论“整合”的方法。通过分析，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根据《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标识性的符号，是展现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重要特征的物质载体，可以说文化价值的标识性是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建设的内核。最为直观和理想的构建方法，是通过整体研究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选出最具代表性、最具认同度的文化符号，找到体现该文化特征的文物及文化资源载体进行整合形成国家文化公园。

然而，由此规划形成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虽然能够按文明标识的价值线索讲述，主题非常聚焦，但在空间上将相当分散。如由孔子建立的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是中国文精神形成的基础，也是区别西方国家、影响周边国家的文化特质，基于此可打造儒学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整合各地古代文庙、儒学建筑等系列遗产及相关文化资源，打造遍布全国的系列主题公园，但其弊端是数量过多，空间分散，无法给人以清晰的“国家文化公园”的体验和印象。而在已经公布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孔子及儒学文化已经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中下游部分做了充分的讲述与展示，是否需要按价值主题重新再进行另外的“打包”值得商榷。

从整合各类文物及文化资源形成文化工程的角度，要求国家文化公园符合空间逻辑、保证具备一定的规模能够“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这种情况下，待整合的对象是明确的空间，只需要将全国空间按照某种方式切分，梳理切分后各版块内既有文物及文化资源的数量，基于GIS核密度分析划定文化资源分布密集区域，即可得出国家文化公园候选区域。

由此产生的国家文化公园虽然在空间上十分聚焦，但首先切分空间的标准和方法值得商榷，而空间内文化资源的价值与主题也显得较为随意或者无法聚焦。从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不能很好地突出体现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比如比照自然地理分区的方法，将全国划分为若干“文化区”，从每个文化区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作为某某文化的国家文化公园，显得地域的属性过于突出，在价值高度上不一定能够体现国家文化公园所要求的中华文化代表性。

通过上述分析，单纯的价值主导或者空间主导都无法同时满足国家文化公园要求的价值高度和空间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天然空间连续性和价值重要性的文化线路或者线性遗产成为国家文化公园构建的最优解。

从现有的五大公园来看，目前已公布的国家文化公园也正是采用了文化线路或者线性文化遗产串联主导的构建方式，其命名本身均体现了这种线性主题逻辑。长城、大运河本身就是线性文化遗产，长征则是主题鲜明的文化线路，而黄河、长江也是具有线性特征的重要文化地物。在空间上，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在空间上均呈现出连续性特征、均具有较大尺度、至少跨省级行政区。这种线性遗产主导下的整合构建逻辑可以说是“价值主导”和“空间主导”两种构建方式的折中，既有明确的主题，又能串联起连续空间形成一定规模。

因此，本文建议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应在充分认知国家文化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采用文化线路或线性遗产主导的方式。作为补充，如有线性空间尚未涉及到的区域但又具备中国文化的标识性，如卢沟桥、黄帝陵、孔府^⑥，据空间形态再分亚类，可以考虑以其他名目进行认定，建立国家纪念地、中华文明标识等。

在上述理论与方法探讨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初步构建起国家文化公园备选对象体系，并提出进一步遴选指标体系。

基于“文化线路或线性遗产主导法”，首先梳理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文化线路或线性遗产”，构成国家文化公园的备选对象。

具体做法为，从中华民族发展空间及中华文化形成规律出发，识别中华文化形成的“骨架”与“网络”。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山脉多为东西走向，河流则大多自西向东奔流入海，河流是天然的交流交往的通道。同时，我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人们也不断开辟建设驿道、运河、商道等多条人工联络通道作为河流的补充，服务于跨流域的物资调配和社会经济往来，往往以南北向为主，由此纵横交织形成中华文明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自然形成的河流山脉，人们生产生活形成的交通路线，以及国家边疆防线等线性空间，共同构成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的重要主题串联物，而这些串联物所串联起的空间则成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备选对象。

通过系统梳理具有文化意义、线性特征的重要自然地物，以及跨流域的文化交通线路、古代边防、海防边界等，共得到59个国家文化公园备选对象。其中包括黄河、长江、珠江、塔里木河等河流构成的文明生命线，太行山东麓、天山南麓等山脉形成的文明聚集地，以大运河、丝绸之路、万里茶道、川盐古道、茶马古道等文化交往交流通道，以及以长征为代表中国近代的红色史诗，等等。

图4：国家文化公园备选对象分布示意图

以上59个对象是否具备成为国家代表性文化标识的潜力，还需要进一步展开遴选评价研究。

筛选标准方面，“文化重要性”与“战略重要性”是两个重要维度。“文化重要性”评价是国家文化公园遴选中的关键一环，又可以拆解成“国家标识性”“体系补全度”和“资源丰富度”三个指标，充分考察候选名录能否在国家层面讲述古代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诸方面成就，讲述近现代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等等。“战略重要性”则综合考虑备选对象在落实国家战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现有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覆盖了众多区域与人口，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实现人民共享的重要策略。

图5：“文化重要性”与“战略重要性”遴选指标体系

通过“文化重要性”“国家战略性”评价，可遴选出若干最具中华文化代表性的符号，作为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扩充的候选名录。

综上所述，国家文化公园是建立在成熟遗产体系基础上的公园化“整合”，其构建方法需要同时考虑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高度和空间特征。经过分析可知，以往遗产遴选或公园遴选中常用的单纯空间主导或者价值主导法都无法满足国家文化公园的构建需求，需要通过较为折中的、线性遗产主导的方式搭建起相对完整的国家文化公园候选名录，再基于文化重要性和国家战略性评价，逐步建立起主题明确、内涵清晰、价值突出、体系完整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推动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不断扩充与建设发展，塑造中国文化的整体形象。

注释&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本文为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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