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2023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三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凯恩斯认为大部分人赞同自由放任经济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无知，他指出早在19世纪之初，经济学领域的几乎所有顶尖人物都已表达过以下观点：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是不和谐的[1]。他认为自利的人一般并不开明，不可能真的按公众利益行事，所以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应该去做那些国家不做就没人去做的事。在“私利可达公益”言论鼎沸的社会背景下，凯恩斯洞察到自由经济的局限，敏锐地抓住了自由经济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肯定了国家应对经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作用。
不可否认，自由经济在资本主义初期对国家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私利至上、不顾一切去赚钱的自由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垄断资本主义，这时候自由经济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反而成为国家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威胁。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通过激发市场活力以及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显著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一直仅看重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将经济完全凌驾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概念之上的局面。这时候私利不仅不能达成公益，往往还会变成与国家“唱反调”的巨大阻滞力量。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矛盾的普遍性理论，这种现象表明在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矛盾的主次关系和主次方面发生了转化。其实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一直在变化。
事物存在着普遍的相互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存在于一个共同的体系之下，只是往往总会有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方面被无限放大，凌驾于其他方面之上，从而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未知的风险。风险、不确定性和缺乏信息是人类生存于时空世界中不可回避的事实，面对未知的未来，梁鹤年先生主张回到《大学》的“止于至善”，并把“至善”演绎为“民族有合度的生存条件和可持续的延续前景”[1]。也即民族发展聚焦于“民族的生存与延续”，国家发展聚焦于“国家的生存与延续”，人类社会的发展聚焦于“人类的生存与延续”，以此类推。抓住这一点，就能在复杂的社会和事物发展过程中，识别出当下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核心任务，也即找到了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如此，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的转化和矛盾的主次都是可以被清晰认识的。
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2]。根据S-CAD先设定“主导观点”再进行技术评价的思维逻辑，“用全力”就是要能够正确设定“主导观点”，也即精确“识别出当下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核心任务”；据此分析那些已有矛盾，凡是相悖的，必然隐藏着与之相关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目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面临的困扰之一是传导一致性问题，其底层问题正是缺乏“主导观点”识别意识。已有相关研究和实践局限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方法，无法认清单个事项或指标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关联，导致现实中出现难以约束下位政策的“软落实”[3]，无法准确衡量上位政策向下传导的贯彻落实情况。事实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主导观点”识别存在着鲜明依据。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土空间规划等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政策一致性传导问题应立足这一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加深其理论内在机制的研究及探讨。
[1] 梁鹤年. 自由放任经济不是万能的[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2(Z4): 23-25.
[2] 毛泽东. 矛盾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3] 张皓, 孙施文. 规划体系中的一致性及其断裂：以上海中心城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2): 27-34.
作者：于东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2022年4月《中国投资(中英文)》刊载的梁鹤年先生的《自由放任经济不是万能的》一文中提到，无知是人类常态，天然或人为的垄断或专利会影响买卖双方的博弈，自由放任经济应和了20世纪商业世界的需要和追求，大有“见钱眼红”之人赚取不义之财，如此情形下，需要国家处理经济信息缺乏、形势不确定性和各类风险，以平衡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1]。到了今天，面对金融取代实体的全球资本，“以钱赚钱”替代了“以本生财”，个别资本家在特定地域和特定领域的无序掠夺演变成今天的资本集团在全球全方位的有序掠夺，这种形势下，国家所能达到的管控能力大大减弱。
在过去的商贸经济时代，为应对经济风险而普遍采取的措施包括调控信贷和货币，收集商业信息和数据，调配社会整体的储蓄量及对外投资和国内储蓄的比例，提升资金市场的能力去按国家生产需要来调配储蓄和融资，匹配适度的人口数量和生活消费质量等，这些手段多数是通过自身调整去适应外部的经济社会环境。在以钱赚钱的效率为原则的西方国家，无“度”的逐利意识与社会利益存在结构性矛盾，使得政府无法在社会经济结构和领域上发挥足够广和深的调控作用，无法真正掌控并扭转资本为大的局势。
在如今的资本经济时代，如何保持清醒不入局，或如何把握度，又或如何消除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国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今年7月中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决议提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实施措施的具体目标，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加活力的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不放松，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实现“放得活”又“管得住”[2]。当前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已经从快速增长跨入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国家在经济宏观规划与微观调控中的积极作用。笔者理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宏观调控必须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使得改革成果可以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其核心要义至少包含以下几点。第一，要坚持并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强功能定位，增强其市场核心竞争力，不断调整整体布局和结构，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第二，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优势和巨大潜力为基础，加快构建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性、公益性和长远性项目以政府投资支持为主，积极促进吸引有效社会投资与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经济格局，推进全国形成良性市场循环为导向、投资消费并举的内生增长机制。第三，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保障市场健康运行。这需要明晰产权的同时完善市场信息，减少各类经济纠纷及侵权行为，做好市场准入退出的日常管理和问题监管，加强培育健全全社会信用系统等。第四，立足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智能化发展的同时，完善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发展体制机制，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产业化，引导新兴产业有序发展。
[1] 梁鹤年. 自由放任经济不是万能的[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2(Z4): 23-25.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EB/OL]. (2024-07-21)[2024-09-1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对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放任经济的反思
李媛
本篇是梁先生对经济学家凯恩斯著作《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简称《终结》）的述评，包含“自由放任经济”的来龙去脉、凯恩斯的观察与思考，以及梁先生所认为的以上内容对当下的启示。《终结》虽然是一本小册子，但在经济学思想演进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它是凯恩斯专门批判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著作，尤其反映了凯恩斯思想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为政府干预论的认知转变过程。直至今日，“自由放任论”与“政府干预论”始终是经济学思想争鸣的重要议题，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尤其是当下新发展阶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讨内容，因此常读常新。
从“自由放任论”思想的演变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将其主要思想简化为“一个矛盾、一次嫁接”来理解。“一个矛盾”是对“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和谐共存”的探讨。17世纪末，英国的光荣革命标志着“君权神授”让位于天赋自由和居民之间的“社会契约论”，基于此，洛克（Locke）和休谟（Hume）发展出“个人主义”思想；半个世纪后，边沁（Bentham）将休谟的个人功利性享乐主义提升到社会层面，发展出“社会功利”（social utility），卢梭（Rousseau）则从洛克个人化的君民契约中提炼出全民化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这些都是来自哲学和神学的结论：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政府无权干预，教会更不需干预[1]。
“一次嫁接”则是将上述哲学和神学的结论嫁接到经济学假设上。凯恩斯指出，大部分人赞同自由放任经济是将17、18世纪用来推翻国王和教会的政治哲学变成了经济信仰，尤其是假设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而开始立论——“一个假设是，不断改善的环境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选择产生的，更有达尔文主义论者将物竞天择演绎成人类通过选择私利而进步；另一个假设是，存在着无限的供私人赚钱牟利的机会，其效验和必要性激励着人们去尽力而为……因此，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人类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被利用来完成按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方式配置经济资源这一任务。”[2]凯恩斯抨击了这些经济学假设，认为“自由放任经济”与“社会和谐”的相关性缺乏科学基础，更多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自由贸易的政治运动、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推动、边沁功利主义者的鼓吹和二流经济学家的论调等，且这种思想十分迎合当时商业世界的需求，因此自由经济逐步演变成自由放任“主义”式的经济信仰。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出发点并展示给初学者的假设前提，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2]
在对相信自由主义信仰下个体追逐私利最终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进行抨击的同时，凯恩斯论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结合英国管理实践提出在特定领域运用独立自治团体以推动大企业的“社会化”等建议，比如大学、英格兰银行、伦敦港务局等实例。逻辑在于当股份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股东与公司的管理将发生分离，其结果是，股东谋求巨额利润的直接个人利益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管理部门更看重组织的整体稳定和信誉。梁先生对这一建议进行了精彩的现实反思。他认为这种半自治式的经济组织确实在过去100年扩大了很多，但很多并没有如凯恩斯所期望的那样走向“社会化”，“公共意识”仅成为需要处理的“公共关系”，而股东尤其是大股东的掌控力不减反增，他们的逐利意识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甚至存在结构性矛盾，比如出现“大到不能倒”的反竞争逻辑。
要推动上述个人或个体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和谐共存，难点之一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往往缺乏价格等有效的市场信号，导致难以建立客观的评价机制。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此提供了探索方向，包括“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等内容。这不仅指明了什么样的领域与社会利益关联性最强，也强调为了推动社会公共利益，应建立相应的“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由此才能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UPI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自由放任经济不是万能的[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2(Z4): 23-25.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与治理分院，研究员
本系列文章
01 解读《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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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24）解读《全球资本与经世济民的文明差异》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