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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遗产研究日趋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背景下，世界舞台上的文化遗产不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下迅速成长为全球性重要文化政务，同时俨然已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心策划下成为国家/地区文化独特性表达的重要标志物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现代遗产研究不仅需要将遗产置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等国际机构制定的“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体系下对遗产本体进行审视，也需要寻求一种更加适合本土遗产话语体系的保护发展路径。所谓“全球本土化”，指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的结合，它一方面揭示了全球网络与本土力量此消彼长的互动过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互适应和联结的过程。1997年，研究流行词汇的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提出：“全球本土化意味着一种普遍性与特殊化的同时性与共存性”[1]。由于这一概念同时表述了全球和本土的协同与抗衡，因此它包括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话语实践的“整合创新”，即地方社会在全球化压力下主动采取因地制宜的调和措施，从而使不同文化社群中的话语元素不断选择、阐释和重组；另一方面则是话语实践的“调适转换”，即全球网络在越界到某一本土社区时，其话语方式需要有选择性地被重新定义和调适，从而适应当地社区的本土文化[2]。由此可见，全球本土化作为一个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辨识、讨论和认知的概念，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由权威机构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促使地方社会接受全球化洗礼的过程，也可以是由下而上的使本土社会以特殊的制衡机制促进全球化与本土社区交融的过程。
从共时向度来审视全球范围内的遗产运动可以发现：ICOMOS等世界遗产组织站在全球立场上，对遗产的认知及相关条款的规定属于超位性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遗产认知及其表述属于高位性的；而那些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承者所形成的核心价值才是本位性的。正是在这种多元话语规则的架构下，遗产被建构成现代社会和国家政治所需要的样貌。虽然上述三种角色在遗产保护利用上存在较强的共识性，但由于视角投射的向度差异，三者在遗产认知方面仍然会出现重叠、多义、交叉甚至排斥的情形。针对这种既协同又抗衡的三元体系，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克申布拉特-金布利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指出，每一个单元的言说与表述都是有限的，只有建立在综合视角下的“结构性”表述才是相对完整的[3]。因此，全球本土化背景下的遗产话语研究通常在“国际—主权国家—遗产所在社区”的操作框架内实施。这种“三位一体”的架构形式不仅体现了一种跨越主体、类型的广义遗产观和利益共同体，由其构建的遗产阐释体系也反映出多元利益主体对同一文化现象的认知偏差[4]。遗产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与社会过程，其社会价值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现代遗产保护意味着权力秩序的重构和再组织，强调以遗产本体及其当代价值为基础，以权力组织与秩序调控为目的的价值观和实践观[5]。在这样的背景下，识别专家话语和公众话语在遗产阐释中的差别，探索更加民主且更具本土特色的遗产价值表征方法，有助于将更加多元的声音纳入遗产话语体系，实现遗产保护的公众化和社会化转型。
2 景观作为方法的遗产研究
随着当代遗产研究对于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和历史性城市景观（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的关注，景观日益成为遗产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快速城镇化语境下，“景观”一词因格外强调在遗产管理过程中对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空间等内容的层积性整体的关注，成为兼顾多学科知识体系并加以交叉运用的整体观的集中体现。然而，随着景观方法（landscape-based approach）的提出和相关实践的开展，一个亟待思考和讨论的问题随之出现：景观何以成为遗产？当景观作为一种方法，它与传统的遗产保护方法之间存在哪些不同？其实，景观作为方法的遗产研究，其特色与价值主要体现在该词所具备的广阔内涵与多元特征上。景观在不同学科中有大相径庭的含义，进而导向诸多迥异议题。例如：在地理学领域，景观主要指客观的风景环境和各类可视性的城乡空间，故实地测量、制图分析和图像解释等成为分析景观空间构成和布局的工具；在历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学者借用文本解读和在地观测的双重方法为景观作传，从而解析景观的历史演变和地方化过程；而在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除了客观的空间实体，主观的景观体验和多维感知也被纳入考察范围。近几十年来，景观已经成为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建筑学、文化地理学、考古学、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一发展趋势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景观研究的综合性与多元性，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也明显呈现出学科交叉、多方参与和多元共治的特点[6]。
20世纪中叶，景观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随后，在融合“景观”概念复杂性的基础上，景观学逐步成为汇聚众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遗产保护领域，相关概念从“文化遗产”发展到“文化景观”，从“历史城市”发展到“城市历史景观”，基于景观的遗产研究与实践正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对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思辨，产生了文化景观的概念；对于空间和交流的理解，催生出文化线路与遗产廊道的类型；对于城乡二元发展困境与出路的关怀，促成乡村景观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广泛讨论。以“文化景观”为例：从关联性视角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不仅增强了遗产与景观的关联性，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于遗产价值的认知；在遗产性质层面，文化景观逐渐扩展为一种促进景观管理和遗产保护的途径；在遗产范畴层面，文化景观则扩大到区域空间尺度，并突破精英化的价值认定，开始将日常景观甚至是退化的景观纳入研究范畴。这与2000年颁布的《欧洲景观公约》中强调的通过关联性视角看待景观的理念，以及2008年发布的《什么是突出普遍价值》中指出的可能越来越多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物古迹的理念等相符。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明确了文化景观等新型文物类型的法定保护地位，这标志着关联性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当前，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胶着不下。保护历史性空间结构，维持传统社区网络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依然是历史性城市景观需要重点关注和持续疏解的核心城市问题。随着数字化保护逐渐成为当代景观遗产研究和实践的新兴领域和重要趋势，如何利用新技术加深对景观遗产的理解，提升遗产管理效率，实现遗产信息向后代的传播等，是需要持续探索的共同议题。UPI
[1] GIULIANOTTI R, ROBERTSON R. Globalization and football[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9.
[2] ZHOU X, CHENG Y, KUBOTA A. Glocalization-based analysis of Japanese community building movement from a micro-context perspective[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2020, 8(5): 32-45.
[3] KIRSHENBLATT-GIMBLETT B. World heritage and cultural economics[M] // Museum frictions: public cultures/global transformations. KARP I, KRATZ C, SZWAJA L, Y, et al, e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1-202.
[4] 周详, 刘雅旭, 谢伊鸣, 等. 景观人类学视角下遗产阐释体系建构与多元认知研究——以苏州园林为例[J]. 风景园林, 2024, 31(10): 17-27.
[5] SMITH L. Emotional heritage: visitor engagement at museums and heritage sites[M]. London: Routledge, 2021.
[6] ZHOU X, LI J, LIU Y. Landscape-based heritage research and practice[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2023, 11(3): 4-10.
作者：周详，日本东京大学都市工学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访问学者，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客座研究员；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期刊编委，《风景园林》学刊特约编辑。研究方向：景观遗产与文化景观数字化、景观感知与视觉景观、城市更新与公共空间品质营造。127006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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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 | 顾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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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学术前沿 | 全球本土化背景下基于景观方法的遗产研究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