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2023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三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他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概念出现在1934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到欧美检讨得出引发二战的原因之一是“若干国家汇率不稳定造成经济动乱和政治不安”这一结论，GDP便跃升成为分析经济活动的世界标准，其目的在于“加速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去取得政治安定，以维持世界和平”，探索通过增加经济活动提供就业、收入和福利，寻求降低全球性社会矛盾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途径。
GDP是美国当年发明出来衡量资本经济的“寒暑表”，因此必然包含并反映资本经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它与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城市规划理论一样，受资本支配，为资本服务。因而，在全球广泛使用过程中，必然会暴露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未有指标衡量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ies），如工业生产增加带来的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资源枯竭等；其二，由于不衡量非金钱经济、非市场交易，以至漏算了大量的无偿生产活动；其三，由于不分辨不同人群的收入，追求GDP增长或致加速财富分配不均，而不均会使经济健康状况整体下降，引发社会不安和动荡[1]。
GDP概念提出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从一开始就强调，GDP只衡量社会与经济活动的一个狭窄部分，警告人们不要把GDP增长与经济及社会福祉视为一体，强调“经济福祉”很难衡量，除非充分衡量经济收入的分配。
当下GDP只衡量“富裕”，不考虑财富分配，因而不适合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繁荣、福祉和快乐，自195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替代品。但仔细审视GDP的结构和内容，不难看出它不是“不能用”来衡量财富分配，只是“未曾用”而已[1]。GDP作为当下通用的世界标准，必有其道理和长处，不应轻言放弃之，而是要在不削弱它的强项的前提下提升它的短板。这需辨明以何种价值观认识GDP，并找到弥补其短板的正确途径。
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所的生态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曾指出，在一定门槛下，GDP提升，生活素质随之提升；一旦超过门槛，生活素质非单不会继续提升，甚至会下降。因为收入（生产）增加带来的益处，被收入不均、丧失闲暇和自然资本枯竭抵消。超过门槛的物质富裕不能取代社会凝聚力、健康的人际关系、知识、智慧、与大自然的接触等各种使人类快乐的因素。这个门槛是一个“过犹不及”的极限，也是一个国家需要从价值观和宏观发展目标层面去把握的尺度。
当然，“过犹不及”不仅限于经济层面，也涉及构成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用生产一部汽车的轮胎、车体、发动机、智能控制系统等各个部件，分别比拟一个国家的进步、繁荣、福祉和快乐等，恐怕立刻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了。要组装出一部人们需要的汽车，各个部件必须各适其位，哪一个部件都不能出现差错或纰漏。新冠疫情期间，欧美国家新车生产锐减，二手车价格飙升，主要原因就在于疫情影响了半导体和芯片行业，导致汽车智能控制系统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而没有智控系统，完成再多的车体构架也无济于事。同样，车体构架的其他任何部分存在问题，再多的智控系统也是无用。可以想象，如果这种偏颇是有人故意为之，那么作为生产行动，必将导致整个生产链条的崩塌。而资本主义以经济为驱动的意识形态虽非人力刻意偏执，但其过于执着于一端的价值导向导致同样偏颇的行为效果，最终必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因此，想要提升GDP的短板，首先需要明确以何种价值观理解GDP，以及这种价值观如何发挥平衡经济、社会、生态等的约束力量。并且，不只在GDP研究层面，在我国诸多借鉴西方经验而形成的具有价值导向的社会、经济、管理、人居环境规划设计等学科的各类科学研究工作中，都需要明白同样的道理。比如具有特定价值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传导一致性研究，
目前主要借鉴欧美国家的空间规划传导技术和评估方法，政策目标往往被视作传导技术的组成部分[2-3]，然而，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政策目标及其价值导向与西方服务于资本的空间规划本质上完全不同，怎能简单当作传导技术加以处理呢？
[1] 梁鹤年. 共同富裕GDP[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3(Z2): 26-28.
[2] 郝庆. 面向生态文明的国土空间规划价值重构思辨[J]. 经济地理, 2022, 42(8): 146-153.
[3] 张立, 李雯骐, 汪劲柏. 空间规划的传导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国际实践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 37(5): 1-13.
作者：于东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王冬银
2023年3月《中国投资(中英文)》的“观察与思考”专栏刊载了梁鹤年先生的《共同富裕GDP》一文，提到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具体核算方法有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主要用来计算经济生产活动成果，是一种较为简单、清楚的“实数”概念，可以很直接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完全统计数据反映的经济发展状态，也可以用于不同年度之间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纵横双向比较[1]。在最初现身的1930年代，GDP主要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增长的一种特殊数据，但数值大小和增幅多少无关当地社会福祉好坏，不适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步、繁荣和福祉。梁先生在本文中提出，GDP增长率附加上公平分配系数，则可体现共同富裕程度。这给我们提供了思路——一个国家或地区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数据，除了绝对值增长，还包括结构、特点和公共投入和分配制度。
从2024年中国的经济数据的增长数字和一系列结构特点可以断定，经历疫情后的中国政府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据统计，2024年我国GDP为134.91万亿元，增速为5%，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是6.8%、36.5%和56.7%。从增长结构看，第一产业增长3.5%，考虑客观的自然资源条件限制，未来将不断增强第一产业后续增长空间；第二产业增长5.3%，计划将不断推动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第三产业增长5.0%，下一步将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2]。从增长行业看，一是消费和服务业，受益于疫情后的复苏趋势，超额储蓄的小幅释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数字经济和高技术行业，尤其服务业领域表现突出，如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率分别达到10.9%和10.4%；三是制造业和建筑业，特别是制造业显示出较强增长势头，全年增速6.0%，高于全球制造业的平均增速；四是出口，保持了连续8年增长的态势且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3]。从经济质量与效率看，高新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8.9%和7.7%，显示出较强的增长势头和创新能力；我国已成为世界首个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的国家，2024年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增加值同比增长10.9%，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8.7%、22.2%和14.2%。以上数据和特征表明，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从过往依赖传统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变，新兴产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预示着发展模式正在从传统模式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
笔者认为，统计数据之余，统筹考虑经济生产要素布局，在资本与劳动力实现公平的基础上，可以实现最大效率，走向共同富裕。西方资本意识的初衷考虑到了效率产生财富，但其逐利本性使其不会主动与劳动力公平分享财富，因此更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笔者联想到1月中旬，美国对TikTok下达禁令即将生效的时刻，大量美国TikTok用户突然涌入我国的“小红书”软件（RedNote Book），涌入的美国人自称“TikTok refugee”（TT难民）。后借助翻译软件，中美两国老百姓展开了信息无差的网上交流对话。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到了双方的生活账单，包括收入、医疗和教育花费、网费、电费和话费等，结果是，美国政府多年在中国和美国积累的双重舆论优势被一扫而空——美国“人人住豪宅”“不工作领救济也过得很舒服”的谎言被打破，反而留下诸如中国公立医院做个CT检查花费300元、美国则需要7000美元等各类数据的强烈对比，大家甚至将以上各类对比数据直接列成表格。我们这才发现，美国税费和房租水费昂贵，多数美国人打两份工作才能活，老百姓日子很辛苦且基本没有积蓄等生活不易的诸多细节被披露出来。虽是冰山一角，但这次，信息差的壁垒没了“中间商”。这使得美国之前给中国人塑造的“西方文明世界”和给美国国民塑造的“落后野蛮中国”的信息瞬间坍塌，双方国民获取不少真实信息，对比之下让中国老百姓幸福指数爆棚。截至2024年底，中国居民存款总额151.25万亿元，对比2023年增加17.99万亿。在笔者看来，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优势，加之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果，让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过上了略有盈余的生活。
[1] 梁鹤年. 共同富裕GDP[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3(Z2): 26-28.
[2] 重庆发布. 国新发布 | 增长5.0%!速览2024年中国经济[EB/OL]. (2025-01-17)[2025-02-10]. https://mp.weixin.qq.com/s/vgfHj0BA9XUmXm_AUFLfAw.
[3] 新华社. 2024年中国经济“驱动力”观察[EB/OL]. (2024-12-09)[2025-02-10]. https://www.news.cn/fortune/20241209/103014f7737a4c0996ef11d743f87123/c.html.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城市更新背景下如何评价国企履行战略使命
李媛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背景下，国有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在提升社会资本推动更新实施、供给公共服务产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国企的“单位大院”向商业化居住小区的转型与改革，在住房私有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大量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和设施的产权主体仍然是国有企业。因此，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活动的相关政策及实践在诸多城市陆续展开。例如北京市鼓励具备条件的市管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危旧楼改造、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等城市更新活动，发挥市管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并且，《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明确提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与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活动相适应的考核机制。”然而，如何将履行战略使命的评价结果融入传统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中仍处于探索阶段。
梁先生提出的“共同富裕GDP”对于思考以上问题有很大启发。传统GDP单纯聚焦经济增长情况，而“共同富裕GDP”的思维是希望在经济维度上融入对社会福祉的考量，即在财富创造的基础上还能体现财富分配的情况，包括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代价与回报、短期与长期等[1]。例如通过“共同富裕GDP增长率=GDP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利润增长率）”这种计算方法，在传统的“富裕”评价指标（GDP增长率）中融入“共同富裕”（公平分配系数）的理念，从而突出“组合效率”，激励被评价对象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
笔者认为，这种思维也可被借鉴用于探讨参与城市更新的国企业绩考核方法。比如将老旧小区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改造等作为体现“公共产品贡献度”的考核加分项，促进国企在优化经济效率的同时追求社会效益的意愿和能力。传统国企大多分为充分市场竞争型、服务国家战略型、公益类等企业类型，而“共同富裕GDP”思维下的考核指标可用于以上任何类型的企业，其中的关键是基于传统单一聚焦经济维度的业绩指标附加“公共产品贡献度”，从而推动国企考核制度的结构性变化。这种从“企业性质”区分“公益”和“非公益”，转向从“企业行为效果”区分“公益”和“非公益”的方式，或许可以有助于从更广泛的层面激励国企履行战略使命，更好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组合效率”。UPI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共同富裕GDP[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3(Z2): 26-28.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与治理分院，研究员
本系列文章
01 解读《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梁言实录 | 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连载】（29）解读《共同富裕GDP》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