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作为潜在—现实联系的边界空间——以北京旧城旧鼓楼住区为例【2025.1期主题 · 优先看】

【摘要】当下，城市规划的精细化趋势正在改变我们对空间实践的理解，不仅包括物理现实的营造，还涉及建成环境的运营和更新，以及使用者对空间的再创造。对此，规划研究应提供处理繁杂信息、协调异质行动者的理论工具。然而现有的组装思想善于描述现实集合的变化，缺乏对变化具体来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再现、分析和评判。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重温了德勒兹关于“潜在”的本体论，作为变化来源的解释，并引入“边界空间”的概念和图绘方法，以作为规划学科的分析工具；此外，以北京旧城旧鼓楼社区为例，追踪了“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前后物质空间、居民行动、个体记忆以及更广泛的城市历史的互动。通过一系列图绘，研究发现：边界空间潜在网络与现实集合节点具有趋于一致的作用特征，可以提醒规划工作者在城市更新实践中顺应这种作用力。 

1  城市规划精细化要求转变研究视角

1.1  城市规划和设计精细化的趋势

随着中国的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提升阶段，城市规划实践日趋精细化，其视域正在从物理现实的营造转向建成环境的运营和更新，以及空间使用过程中异质行动者【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参与社会构建的行动者不能等同于概括性的名称，每个个体都有异于其他行动者或概括性名称的特性，因此用“异质行动者”强调不可化约的个体性】对空间的再创造扩展。个人情感、社区记忆、城市历史和社会包容性等研究课题逐渐被纳入空间实践。在此趋势下，厘清一个社区的历史信息和居民的具体诉求成为规划实践的前提；“社区规划师”开始长期驻场，在居民之间起到联系和协调作用，以挖掘城市空间更深远的社会价值。工作模式的变化要求规划从业者处理大量具体而微的信息。除了言语上的讨论，居民还通过抵抗行动、非正式经营和日常互动参与社区空间的生产。居民之间，居民与物质空间之间，以及社区、城市、国家的普遍历史均参与空间的动态构建。只有深入了解这些信息，才能够“读懂”居民特定行为背后的潜在诉求。在此基础上，规划从业者还要将信息有机整合为可理解、可评价、可操作的城市空间信息资源，减少异化抽象；反之则容易导致空间营造与居民的实际需要脱节，精细化设计徒有其表。

1.2  以组装思想应对精细化的挑战

组装思想（assemblage thinking）【assemblage在现有研究中有时译为“组装”，有时译为“集合”。为保持行文流畅，本文用“组装思想”指assemblage thinking，用“现实集合”指actual assemblage。“组装”和“集合”对应的英文术语都是assemblage】擅长处理异质行动者之间变化的联系。它自1990年代后半叶被引入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备受欢迎的后结构主义研究工具。“组装”源于法语“agencement”，其词义的核心是对象（object）及其认识（perception）之间的关系【agencement引用的文献原文如下：For Deleuze and Guattari,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never operates in isolation but comes to its sense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senses in specific yet creative and often unpredictable ways. This in connection with already provides something of the sense of agencement, if one accepts that a concept arises in philosophy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statements we can make about it. Agencement designates the priority of neither the state of affairs nor the statement but of their connection, which implies the production of a sense that exceeds them and of which, transformed, they now form parts.”（“对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哲学概念从不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与其他含义的联系中获得它的含义。这种特定联系以创造性的，往往是不可预料的方式出现。如果哲学中的概念是作为情景和我们能够对它做出的说明之间的联系而出现的，那么这种联系就已经提供了关于agencement含义的线索。Agencement既不指示情景或说明的优先性，而是指示他们的联系的优先性，这种联系暗示了超越了他们的意义生产和他们所构成的东西的转变。”笔者自译）本文为保持行文流畅，没有使用原文中的术语“情景”（state of affairs）和“说明”（statement），而采用了德勒兹的著作《伯格森主义》中的“对象”（object）和“认识”（perception）】：对象及其认识是同时产生的，对象在相互联系中获得各自的定义，而不是由前设经验所定义；他们构成集合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产生了超越他们本身的意义。组装思想不仅处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物质环境、非物质的理念、精神、情感、历史等都被看作平等的“行动者”参与集合【“行动者”是集合思想中的一个简化说法。更准确的术语应该是拉图尔（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以强调行动者及其之间的联系的共同塑造作用】。

在组装思想下理解城市的第一个思维转换，就是要把空间当作通过认识而使行动者关联起来的集合。不同的认识构成不同的集合，城市的局部空间可以相互交叠。第二，集合即时地构建——对象之间如何在不受制于前设规律而取决于那时那地的情境下进行联系。对象的出现和离场造成集合的解构和重组，即空间的变化。第三，行动者和联系应是具体的。“知识不能在具体的集合之外被认识或想象”。无论言语还是图像，都不能脱离具体对象，以尊重每一个行动者的差异性【如上文所述，德勒兹认为概念作为认识的产物，是通过联系附加具体对象之上的另一行动者，而不能替代对象，更不是对象的本质。认为具体对象优先于抽象概念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自拉图尔】。也就是说，应当将每一个局部空间都当作特例来观察，而不是寻找“一招鲜”的营造范式。综上，集合思想擅长处理动态的、具体而微的信息，与当下城市更新的精细化需求相一致。地段调研中具体行动者及其之间的联系可以用集合来描述，空间实践行动的影响也可以用集合的变化来呈现。

组装理论虽然擅长描述现实集合的变化，但并不能解释这些变化的来源。异质行动者是在何种作用力的驱动下相互关联，导致城市空间变化的？他们的联系如何创造出超越他们本身的意义？对此，主流社会学者的描述往往概括且抽象，将变化归因于与“不在场之物”的联系、现实的“溢出”、“未实现”的能力等等，而吝于解释这些概念指称的具体内容。例如：有城市学者指出，居民对城市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想象是城市空间中潜在创造力的源头。同样，居民的想象又具体是什么，他们如何基于历史和日常生活展开想象？组装思想并没有提供专门的理论阐述或例证。目前组装思想下的城市研究尚未将即时的微观空间情境与社区、城市、国家的普遍历史联结起来进而评估特定实践行动。

在城市研究中，能否具体描述导致城市空间变化的作用力？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重温了组装思想的哲学基础——德勒兹本体论，强调他提出的“潜在”（the vir tual）概念对于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性【社会学者伊格纳西奥·法里亚斯已经开始关注潜在领域，他将拉图尔的“关注事项”重新构建为“潜在吸引子”，也就是在交流中使原来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关联的一些参考问题，并指出社会分化过程是潜在吸引子与现实集合的共同产物。法里亚斯初步建立了潜在与现实共同构建城市空间的理论框架，以特定群体为例探索了该理论在研究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城市物质空间研究潜在与现实的互动，进一步构建分析和评估具体的潜在作用方式的方法】。我们将论证，潜在是城市现实空间变化的来源。通过拓展既有的建筑学术语“边界”（boundary），我们还将进一步解释潜在—现实联系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实例研究构建一种图绘方法具体地描述这种联系，最后提出基于边界空间复杂性评判城市空间实践的价值观，为当下城市空间实践提出建议。

2  边界空间的理论框架

2.1  城市的现实与潜在

德勒兹指出，现实与潜在共同存在、相互构建。现实变化不是自发而来的，而是源自潜在的影响。潜在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一个由差异关系构成的整体性存在。它处于持续的自发性运动中，其运动方式是“分化”（differentiate），即改变自身，与自身构成一种差异关系。潜在与现实之间也是一种差异关系。现实中对象之间的联系由一部分潜在的差异关系分化而成。

潜在存于每一个现实的时空片段中，但是它本身不可被认识。一旦被看见、想象或描述，潜在就变成了现实中的、与自身不同的东西。在现实中，我们能够感觉到潜在的种种迹象，如情境中不可言喻的氛围的张力、将要涌现而尚未清晰的记忆、抢在意识之前做出行动的身体冲动等。这些游弋在认识边缘的经验超出了图像和词语的再现能力，让我们感叹直觉的丰富和表达的贫瘠，这就是潜在与现实的差异。正因为潜在先于意识作用于现实，它的效果可以不受规则、习惯和理性限制，从而推动现实空间创新。

潜在可以解释城市空间变化的来源。城市空间总体的历史、个体记忆、身体行动能力（capacity）可理解为现实中潜在的内容。在具体情境中，他们自我分化，成为社会经验、记忆图像、物质对象等行动者，从而被我们认识。当下的时刻逝去，下一时刻潜在又重新分化，现实中的对象又重新联系构成不同的认识。德勒兹指出，那些看似保持不变的认识只是一种伪装。只要突破固化的认识限制，我们就能观察到行动者及其之间联系的重塑，发现城市现实空间的变化。综上，潜在的自我分化是现实变化的动力源。对城市研究来说，潜在的城市历史、个体记忆和身体行动能力，是现实城市空间变化的来源。反之，想要在现实中发现变化，就要卸下认识的伪装，向潜在的内容物开放。

2.2  边界空间作为潜在与现实的联系

“边界”是建筑学的传统术语之一，对它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边界与场所概念等同，解释为包裹在身体之外的一层非物质的膜】。如今，它的内涵已经具有社会和心理的指向。当代规划学者注意到城市空间中的边界既在这里，也在那里，处于异质元素的交汇之所。城市研究用“边界”及其近义词（如“阈限”[threshold]、“之间”[in-between]、“多孔”[porosity]）指称城市空间中突破限制的力量（如城市社区中的身份重塑；物质对象给定功能的悬置；公共空间中计划之外的行动对规定的突破；等等）。从组装思想的视角看，异质元素的聚集之所即认识伪装被揭开的处所，也就是潜在联系现实的处所。可以说，“边界”具有解释空间变化的思想基础。因此，本研究发展“边界空间”概念，构建在城市空间中有具体指向的潜在—现实联系的解释框架，将其建筑学定义与组装思想互相融通。

“边界空间”是潜在与现实相互开放和联系的媒介。它可以处于任何地理位置，而不必须以墙体、围栏等材料分界线作为物理分隔的标记物。例如：有些北京旧城中的大杂院居民会对闯入的陌生人进行询问，有些则不理会。差异化的认识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即时地呈现潜在—现实联系，标记着一个在现实中涌现的边界空间。

边界空间主要由潜在的内容构成。城市历史中的具体行动者，如以往规划管理政策、传统中国城市空间文化、社会价值观和社群集体意识均是潜在的一部分，我们将之称为“潜在行动者”。个体居民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历史融入各自的记忆、观念、性格等，对“潜在行动者”进行差异化解读。例如：1974—1983年为了应对住房短缺，政府曾经允许单位和个人用“扩推接”方式改建房屋；当下，一些居民将该政策解读为已经停止的阶段性策略，另一些居民则将其作为继续加建的借口。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化的解读就是组装思想尚未说明的“不在场行动者”。“不在场”可被理解为居民在此时此刻针对加建行为的反应是下意识的，他们尚未有意反思自己的解读，特殊的氛围、模糊的记忆、莫名的冲动就已经渗透在当时的空间中了。不在场行动者互相关联，形成“潜在网络”，同时地、整体地作用于当下的现实空间。潜在行动者、不在场行动者、潜在网络以及他们与现实的联系都是边界空间的构成要素。

3  边界空间图绘作为分析工具

3.1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作为现实空间变化的契机

为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配合发展南部的雄安新区和东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市人民政府针对违法建设、占道经营、无证无照经营和非正式“开墙打洞”组织开展了“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下称“疏整促”）【系列行动还包括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年）行动”，后续的2020—2022年整治行动范围扩大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其他城区】。2017年1月—8月，全市共拆除违法建设3834万㎡，整治“开墙打洞”行为约25067处，改造了3000余条背街小巷。这次广泛而迅捷的行动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改变显而易见，但是它对潜在与现实关系的影响尚未可知。

笔者将建筑图绘（mapping）与阿黛尔·克拉克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是社会学研究中主要针对现实行动者的研究方法，笔者将之推广至对潜在的分析】方法结合，来分析疏整促前后的潜在—现实联系。案例分析选取北京旧城中大石桥胡同和旧鼓楼大街交叉口，并以附近其他地点作为辅助参考【遵循“情境分析”方法，我们对地段的资料收集止于信息的“饱和”，即在调研中不再有新空间出现。当然，案例覆盖的内容仍不能当作该地区边界空间的全部，它应被理解为潜在总体与现实之关系的一个具体说明】；基于2014—2017年于旧鼓楼社区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从居民对社区物质和社会环境的评述中提取了不在场行动者，将相关的历史事件、文化、集体意识、价值观作为潜在行动者进行分析；基于大石桥胡同口4年（2014、2016、2019、2023年）回访中的定点照片记录，用图绘方式呈现疏整促前后潜在与现实集合的变化，据此提出一个对城市规划实践的评价依据。

3.2  跨出现实领域——绘制旧鼓楼社区潜在网络

在对旧鼓楼社区的反复回访中，我们获得当地居民基于个体日常生活经验地对城市历史的解读，从中分析具体的潜在行动者和不在场行动者。例如：后马厂胡同的一条分支由于植满花卉瓜果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花卉小巷”。一位在附近居住了30多年的受访居民“红衣奶奶”指出，该巷之美不限于物质环境——“你这胡同我就说够好的，谁家有房子都不冲外租。这胡同一个外地人都没有，我们那一院里头就五户外地人……这是去年的事，就早起时候，8点多钟，闯进去一个小伙子……我就问他，‘你找谁啊？’他不说话。‘你怎么进门不言语啊？’他也不说话。我就说‘你怎么进门不言声呢’？扭头就跑！一开始不认为他是坏人，认为他是找人的找错门了呢！”（访谈日期为2014年3月6日08:33）

事实上，这段话直接谈论的是四合院拆分出租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暗示了居民对外地人租户和杂院混居的不满。花卉小巷的良好环境被归因于住户都是“老北京”。红衣奶奶自称是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太”，她每天到巷口活动，顺便帮助花卉小巷居民看守成熟的瓜果，惩戒破坏环境的过路人。基于红衣奶奶的责任心，就能理解她对不负责任的杂院邻居的谴责。

在这个情境中，“主动维护社区秩序”是个不在场行动者，是红衣奶奶不必反思就会做出的行动。如果追问，为什么红衣奶奶默认邻居应该对社区秩序负责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潜在行动者，即“主人翁意识”，它是在文化中累积而来的社会规范，是城市总体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主动维护社区秩序”是红衣奶奶对它的解读，是她负责任行动的动力源头。

这一情境还存在更多的潜在行动者。例如：闯入者可以轻易进入红衣奶奶的院落，是因为“大量四合院被拆分居住”。这一不在场行动者是居民在访谈中提到的具体解读，它指向了历史中旧城的无序建设，尤其是1974—1983年间“允许单位和个人用‘扩推接’方式改造”安置人口的政策，该政策也是一个具体的潜在行动者。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发现“四合院都成了大杂院”与“主动维护社区秩序”之间存在联系。此外，“主人翁意识”与“允许单位和个人用‘扩推接’方式改造”本来是不同类型的历史积淀，出现于城市的不同时空，但当他们成为潜在中的行动者之后，反而能共同影响同一个现实情境。红衣奶奶的叙述即是潜在网络整体地影响现实城市空间的一个例子。

笔者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不同情境中追踪了旧鼓楼社区的其他潜在行动者、不在场行动者和潜在网络【为了描述潜在的内容物，我们必须追踪和命名的不在场行动者和潜在行动者。严谨说来，这些被认知的行动者已经获得了现实形象，离开了潜在，尽管他们仍潜在地发挥作用。他们所构成的网络也应称为“准潜在网络”】。每一次的现实情境变化，都代表潜在的一次分化。不在场行动者和联系重新生成，展开一个新的潜在网络。我们用图绘的方式呈现了不同网络在潜在中相互交错的图景【德勒兹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物质行动者也有其潜在的面向，编织在潜在网络中。在图绘中，我们将物质行动者置于在解读中与之关联最大的不在场行动者旁边，代表其潜在面向，并且进一步追踪他们与其他不在场行动者的关联，完善潜在网络】（图1）。旧鼓楼社区的空间现实中潜藏着整个城市甚至国家的历史【本研究的图绘内容不能当作旧鼓楼社区潜在网络的全部，它只包含了笔者在调研期间与各个社区的居民互动中所追踪到的行动者和联系】，不同历史断层错落交叠。该图景符合潜在的理论定义，又具体地呈现了潜在的内容物。

注：蓝色文字代表潜在行动者，细实线区分了潜在行动者在历史中出现的时代和类别；黑色文字代表不在场行动者，对其作出解读的居民和解读所涉及的物质行动者用图像表示；灰色虚线代表行动者之间的联系。

图1  旧鼓楼社区的潜在网络（疏整促之前）

如图1所示，一些不在场行动者被反复联系，构成潜在网络的节点。这代表这些潜在行动者被重复地解读，具有成为一种固定规则的倾向；而空白说明一些行动者保持不在场，他们具有被实现的可能性，但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尚不可知。潜在网络图绘中节点和空白的这种指向性可以作为研究工具，来呈现城市微观空间变化的限制和潜力。

3.3  潜在网络与现实集合的联系——“疏整促”行动前的边界空间地图

定点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街道中物件、人、活动在一天不同时刻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构成具有不同效果的集合，改变城市空间（图2）。例如：大石桥胡同入口处驻扎着两个小摊位，街南是修鞋配钥匙摊，街北是修自行车摊。繁杂的物件占据了街道，使本来宽阔的大石桥胡同显得狭窄。两个小摊同属一位30多年前即来京的居民，他为人热情和善，小摊因而成了一组居民每天聚会的场所。当清晨摊位还没有展开时，街边的招牌、储物柜、椅子一起构成“占据”集合；白日到来时，常聚的居民就出现了，他们毫不客气地使用修鞋摊上的椅子，椅子参与了新出现的“聚集”集合。不熟悉摊主的人则不敢坐在空着的椅子上，被这种由物件集合暗示的领域感“驱逐”。

注：图中被黑色实线联系的照片呈现同一种效果；红色虚线联系着共同构成这些情境的物件。

图2  大石桥胡同口多样的空间情境及其效果

现实集合的形成受到不在场行动者的影响。例如：小摊主来到胡同口是1980年代“外地人大量涌入城市”大趋势的的具体化。椅子、雨伞、货柜等物件因此出现，使“小摊能够吸引居民”。在图绘中，我们用“聚集”“占据”等效果代表现实集合，将它们与相应的现实中的行动者和不在场行动者联系，这些联系就是现实情境与潜在的具体的联系。现实集合与潜在网络交织，呈现了旧鼓楼社区的边界空间（图3）。

注：现实物质空间的图像被置于潜在领域的下方；红点表示集合的效果，置于他们被实现的地点；红色线条表示潜在与现实的联系。

图3  大石桥胡同口的边界空间（疏整促之前）

在疏整促之前，边界空间的潜在网络丰富且分布比较均匀。较为突出的节点是：1979—1993年允许私人拥有住房，1986—1990年单位向个人出售住房，1990年鼓励下岗工人自主创业（默许开墙打洞），2000—2004年的“房改带危改”、“传统合院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规范”。密集且均匀的网络表明该社区空间实践限制较少。没有哪个行动者或关系支配潜在与现实的联系，潜在网络的各个方面都能转变为现实集合。

从现实集合来看，空间中的物质对象以多种方式联系，实现多样的效果。在上一刻还是“占据”效果的货柜、招牌、座椅，随着居民的加入就立刻转变为“聚会”效果，构成新的集合。

边界空间图绘还表明，潜在网络与现实集合所集中的节点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巧合，而是在自发营造中形成的边界空间的自然状态。节点及其联系的分布均衡，促进丰富的微观现实空间变化。

3.4  边界空间韧性——“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的冲击和改变

疏整促引发了居民的广泛议论。在他们的叙述中，疏整促是“政府行为不可抗拒”，是被分派过来的任务。其中一个解读是，该行动相当于经济上的间接调控，去留是个人选择。拆除违章建设、禁止违规出租之后，居民开店成本和生活成本都有所提高。修鞋摊主由于负担不起正规店面租赁费用，已经准备离开，而随着他的离开，聚集在此的居民社会生活也将面临改变。

另一个解读的角度是疏整促的合理性。在规划文本、媒体、社区宣传中，疏整促造成人口迁移，是对有限的环境承载力的应对。然而，有专家表示，靠封墙堵洞来迁移居民治标不治本，长远之计还是要提升周边新城的吸引力。在一些居民的解读中，“街道的改造措施不考虑居民的真正需求”。还有居民发现，当下的疏整促行动与当年鼓励下岗工人自主创业是矛盾的，这也是削减该行动合理性的一个表现。一些居民将对行动的不满转移到谴责公职人员“主观行政”。相反，也有居民从道德角度认同疏整促，将配合政府行为理解为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他们相信顺从政府的疏解要求，城市会变得美丽。“美”将“政府行为”与更普遍的道德相关联。不配合的居民则要承受社会舆论的批评。

以上这些差异化的声音说明居民群体本身的不理性和复杂性。如何解读政策取决于具体居民的利益、社交圈子以及他们讲真话的意愿。这些解读虽然不客观，但能指导使用者的行为，真正影响微观城市空间的构建。我们将疏整促带来的新的行动者纳入城市的普遍历史，整理为新的潜在网络图（图4）。

注：新增的联系用黑色粗虚线表示。

图4  疏整促之后的旧鼓楼社区的潜在网络

行动前后潜在网络的变化证明了潜在整体在分化中与自身构成差异性的关系。疏整促这项行动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已经被编织到城市的潜在网络中，不仅行动本身被广泛解读，还引起了对其他潜在行动者的重新解读，生成了新的不在场行动者。在重新分化的潜在网络中，鼓励下岗工人自主创业和1985年规定居住区内商业面积两个政策常常被居民拿来对比，因此涌现为新的节点。得知小摊很快就要被取缔，小摊提供“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和“吸引居民聚集”的功能被强化，在图4右侧区域形成更显著的节点。潜在网络图说明，疏整促行动也是社区的潜在主体，是城市现实空间变化的源头之一。

疏整促对大石桥胡同口的现实集合造成戏剧性的改变（图5）。凳子和凉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街道统一安装的摄像头和花池。后者很少被关注，不再引发居民聚集。整治后的空间显得开阔，通行速度提升。

图5  大石桥胡同口物质空间变化（上图为2014年拍摄；下图为2023年拍摄）

在疏整促行动之后的边界空间图中（图6），潜在网络与现实集合的节点不再一致。现实集合减少，潜在节点的现实联系也随之显著减少，与疏整促对立的行动者的现实联系被切断。与集体意识和社会价值观相关的不在场行动者同样不再影响现实集合，意味着社区空间凝聚力和责任感降低。在图6左侧的传统城市空间区域，潜在与现实的关联从晚唐开放街市向更早的封闭里坊移动。这一变化是对“封墙堵洞”举措的写照。

图6  疏整促之后大石桥胡同口的边界空间

被切断现实联系的潜在节点就此消失了吗？笔者在2019年的后续调研中发现：有的店主开始隔窗经营。新挂起来的路线图、爬窗的梯子、送物轨道、支付二维码等新元素创造了新的现实集合。在旧鼓楼大街另一侧的花园东巷，居民的非正式经营与整治进入僵持阶段，街道的物质面貌来回摇摆（图7）。“违反”整治规定、“误用”三轮车等物件、“场景化”突出窗子是新出现的效果。旧城的现实集合又丰富起来，如图8所见，随着整治与居民行动的力量逐渐均衡，潜在网络与现实集合的节点再一次趋向一致。

注：图纸下部左侧为大石桥胡同口，右侧为花园东巷的现实集合。

图7  2019年4月花园东巷的整治行动（左：25日晚间；右：26日中午）

图8  花园东巷新出现的边界空间与疏整促后大石桥胡同口的边界空间叠合比较

新的边界空间图表明，从现实空间施加限制尚不能完全阻断潜在—现实联系。相反，边界空间具有恢复潜在和现实一致性的韧性。旧城中丰富的潜在网络是城市历史、居民记忆以及多样的物质行动者长期有机互动的结果。它赋予边界空间充分的作用力，用新的创造突破现实中的限制。潜在网络中未被实现的节点，就是可能推动现实中生产新的集合的增长点。当然，新出现的集合的效果是不可预测的，且与整治之前的不同。这证明潜在重新分化后会改变自身，以差异化的形象进入现实。

4  利用边界空间图绘评价城市空间实践

边界空间的图绘过程表明，对潜在的描述可以是具体和真实的，摆脱抽象指涉。只要我们肯深入了解居民及其生活空间，历史悠久的住区就能向我们呈现它丰富的潜在网络图景。通过居民个体的解读，城市历史、社会价值观、传统文化和集体意识可以跨越时代互相联系，共同影响现实集合的构建。丰富的潜在网络是老社区持续生产新空间的变化之源。

疏整促作为城市空间历史中的一次急促但广泛的事件，是住区空间实践的主体之一。从边界空间角度，该行动改变了现实中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也改变着潜在网络。长期来看，它没有驱散老城区潜在—现实的联系，而是为城市注入新的历史，成了城市空间自我创造和更新的一个契机。

疏整促使得潜在网络与现实集合从一致到不一致，又从不一致恢复一致，说明边界空间具有一致化的倾向。潜在网络某个节点的现实化受限时，它所蕴藏的潜力会寻找其他契机重塑与现实的联系。因此，现实空间的改变可以解释为微观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保持潜在—现实一致性的自然趋势。更进一步，通过边界空间图绘，城市空间的这种潜在变化趋势可以被具体的追踪，这是对以往限于现实领域的集合研究的突破。

边界空间的一致性代表了政策自上而下的宏观控制和居民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的平衡状态。总体城市规划需要通过无数具体而微的城市空间落地。在小微空间更新实践中，规划从业者和社区治理要注意现实集合与潜在网络的关联，重视和疏导潜在网络重要节点的实现渠道。例如：如果我们知晓并重视“外地人涌入城市做生意”与“社区商业空间影响居民生活便利”两个不在场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就应该考虑在取消非正规经营同时提供正规的便利服务。所谓“先立后破”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只破不立，居民对生活服务的“刚需”就会鼓励“隔窗经营”的反复出现【也应注意居民继续“隔窗经营”也受其他不在场行动者的共同影响，如经营者的生存需求、其他居民经济上的好处等。潜在网络整体性强、联系多样，无法穷尽，所以组装思想家才会反对以线性因果预测现实。尽管如此，仍要努力了解一个地区具体的潜在内容。与居民越是相互了解，潜在网络的图绘就越精确，规划师和管理者就越能做出符合边界空间作用力的规划决策】，恢复边界空间一致性。

边界空间的概念和图绘提供了评判城市空间实践的价值观。德勒兹将潜在在现实中的差异性的表达看作自由的体现。在城市社区中，一个复杂丰富的边界空间代表了建设活动包容性和平等的社会参与方式。具体的个体被允许通过自己的诠释，对影响城市空间的举措做出自己的应对行动。因此应当鼓励增进潜在网络的空白节点与现实的联系的空间实践，以提升微观城市空间的创造力和社会公平性。相反，切断潜在和现实的联系渠道，则可能遭到反弹，使规划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边界空间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蕴藏在具体居民的个人记忆、居民和物质空间的情感联系、居民与城市和国家历史的联系中，如果这些载体缺乏与现实相联系的物质渠道和思想渠道，城市空间将会丧失创造力。

5  结论

本文旨在为当代深入社区的规划工作者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指导，将海量调研资料梳理为可理解、可评价、可操作的城市空间信息资源，填补当下组装思想解释城市空间变化的来源的空白。

首先，本文重温了组装思想的德勒兹的哲学基础，将他的“潜在”作为城市空间变化来源的理论解释。我们拓展既有的建筑学术语“边界”，用“边界空间”描述潜在—现实联系，强调潜在可以通过追踪“潜在行动者”“不在场行动者”“潜在网络”以及他们的现实联系而具体化。

其次，我们深入微观城市空间进行实例研究，构建了边界空间的图绘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呈现社区居民、物质空间、城市历史对现实空间的共塑作用。研究中的城市历史具体涉及城市规划政策和实践、传统中国城市空间文化、社会价值观和集体意识等，他们作为潜在行动者在潜在的自我分化中呈现丰富变化，并通过居民个体的解读影响当下的现实空间集合构建。

第三，边界空间中的潜在联系与现实集合具有一致化倾向，以这种自然的作用力为参考，可以指导城市空间实践。边界空间图绘可以呈现潜在网络中尚未现实化的节点，作为潜在的城市空间创新点。丰富的边界空间还代表建设活动包容性和城市的社会公平性。规划从业者和社区治理者在深入了解具体地区潜在网络基础上，应该顺应潜在与现实的一致性倾向，引导两者联系向符合总体规划意图的方向流动。

第四，边界空间是从宏观城市治理到微观空间实践的历史性媒介，是城市治理主体和日常实践主体沟通交流的通道。城市规划和管理政策需要通过无数具体的小微空间实现，作为向潜在纵向拓展的媒介，政策话语通过居民的具体解读与个体记忆和情感关联影响微观空间塑造，这是有别于基于地理尺度的宏观—中观—微观过渡的新视角。

综上，边界空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个多（multiple）且真（real）的空间。它的提出为城市规划带来了思路扩展，从现实和潜在两个维度揭示导致城市空间变化潜在的作用力。它是对既有建筑学边界概念的向潜在领域纵向拓展，也是对集合理论中的潜在概念在城市空间层面的具体化补充。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利用集合思想解释边界空间的韧性。UPI 

作者：朱天禹，慕尼黑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tianyu.zhu@tum.de

李琪，硕士，清华同衡详细规划与设计分院，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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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理论与城市研究

排版 | 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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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作为潜在—现实联系的边界空间——以北京旧城旧鼓楼住区为例【2025.1期主题 · 优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