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射性领土：政治空间的新概念

01.如何理解和定义“领土”这个概念

· 保罗·莫斯利：

我发现建筑师常将这一术语用于指代自然保留地、城市环境外的景观、边疆与腹地，即通常围绕城市的区域。研讨会的核心假设是，建筑师若将“领土”视为政治地理学中定义的政治机构的空间界定——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城市——将更具建设性。

领土也是社会生产空间的特定形式，与人类感知紧密相连。让·戈特曼从领土的心理生理功能角度探讨了这一概念，它不仅涉及空间边界或划分，更存在于居住其中的人们的心理之中。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今天出生的世代很可能面临一个比当前温度高出三度的世界——这已远超避免气候灾难所需的临界阈值。布鲁诺·拉图尔指出，关于对领土的归属感——即使是心理层面的——今天亟需重新思考和谨慎重新描述。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概念在地理政治语境中的历史与意义，建筑师对这一概念的模糊理解将产生更大影响。

术语“领土”具有特定的词源，源自拉丁语“territorium”，意指罗马帝国的普遍统治。随着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迁，领土概念也随之演变，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民族国家的出现，再到地图投影。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在建筑学话语中推进领土的政治维度。

· 阿尔伯特·波普：

你通过构建我们所占领的土地与周围未受破坏的土地之间的二元对立，批判了将领土视为自然保留地的观念。鉴于大气化学成分的变化，对我来说，将世界任何部分想象为未受破坏已不再可行。那么我们是在谈论农村世界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与城市世界截然不同的工厂化农业吗？

区域主义是建筑师在20世纪后半叶处理领土问题时采用的另一种方式，它的理想在于将城市融入景观，并分散人类活动以克服与城市化相关的弊端。区域主义的倡导者，如路德维希·希尔伯塞默和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的命运正在衰落，并推广了这一区域主义理想。然而，这种观点需要重新思考，区域主义理想基于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领域的二元对立。

区域主义中仍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有趣方面。我曾撰文探讨过路德维希·希尔伯塞默及其版本的区域主义。让·戈特曼所描述的“身心领土”概念无疑值得深入研究，但考虑到超大城市化进程——即碳足迹高昂的城市化带绵延数百英里——我们需要对这些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构建新的领土观念。

· 尼拉杰·巴蒂亚：

我从未真正将领土视为自然的专属领域。我一直认为领土更多地关乎权力斗争在空间中的展开，而殖民主义便是其典型的例证。然而，这些权力斗争如今已包含更多空间与非空间要素。

杰森·W·摩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前沿地带存在于廉价土地、食物、能源与资源交汇之处。这标志着一个所谓的“机会”空间区域，其中一些元素高度空间化，而另一些，如廉价劳动力，则受地缘政治影响。

例如，今天的传统领土标志，如边境墙，已成为更具颠覆性、难以察觉的权力斗争和监视形式的象征性替代品。亚马逊这类公司的领土是什么样的？绘制亚马逊物流系统的空间足迹，揭示了一系列在全球和地方层面运作的空间格式。

我们正面临一种新的领土形式，它更多地涉及相互依赖、网络、全球联盟和基于深度剥削的贸易协议。这种领土形式更为复杂，但建筑学仍在此扮演角色。建筑师可通过解析这些领土形式，理解其空间与非空间要素及涉及的主体。

第一步，我们需先理解这些新领土形式。在此基础上如何在其中介入？如何利用建筑的作用影响其周边更广阔的领域，即便是在标准地块内？这些是我对领土的思考方式，我认为展览将展示各种应对权力博弈和在大小领土内重新分配权力的技术。

PM 我很喜欢你提到的关于亚马逊和沃尔玛等企业对领土物流的运用。它们关注的土地和领土领域，本质上是关于产品运输、消费和销售的。它们通过物流基础设施实现这一目标，而这些基础设施往往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驱动，作为获取土地的手段。

另一个关键概念是领土作为一种获取方式，而不仅仅是边界。领土不仅关乎边界，还关乎可及性。

· 阿尔伯特·波普：

我可能要在这里抛出一个炸弹。这个问题在你的提问中确实提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重危机——政治、健康、住房、生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重新思考土地所有权体系来解决？

我认同亚马逊和全球资本的观点，我区分了城市主义理论与城市设计理论。许多人从事城市主义理论研究，但我觉得如果我不发展和维护我的领域——设计——我就没有做好我的工作。

对我来说，重点在于设计，而不仅仅是城市理论。在讨论领土和区域主义时，我引用设计传统并做出设计回应。我一直在发展大都市的正式参数，如城市脊柱或死胡同。这是关于深入研究大都市——一个全面且难以拆解的主题——以找到与设计相关的内容。

宏观图景虽重要，但它应成为设计的氛围与背景，而非驱动力。制定政策虽会影响设计，但无法直接实现目标。设计可在不同政策与体制下发生。我试图抽离宏观图景，专注于我认为的核心任务：如何将设计转化为工具，并为更大的领土讨论贡献价值。

· 保罗·莫斯利：

我很喜欢这个关于设计的问题。引入维奥莱·勒·杜克、格雷戈蒂和希尔伯塞默等人物的初衷之一，是他们将建筑形式提升到了地理形式的地位。维奥莱·勒·杜克“建筑化”了蒙布朗山，希尔伯塞默尔发展了聚落模式，格雷戈蒂探索了领土的建筑，列表还可以继续。我还想提一下帕特里克·盖德斯，他提出的“城市-地区”概念，这个带连字符的复合名词“城市-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还可以讨论安德烈亚·布兰齐的“弱形式”、雷姆·库哈斯的“宏大性”等。此处关键的参考是槙文彦的“集体形式”，槙文彦谈论的是“主计划”，而非“主规划”。阿尔伯特，你所说的不是作为静态构成的“主规划”，而是动态且具有时间性的“主时间表”，重新引入了时间的概念。

02.在亚马逊这样的实体背景下理解领土，这对今天的建筑师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看待绘图实践，重新定义领土概念的潜力又是什么，以便从基础设施和政治角度理解它？

· 尼拉杰·巴蒂亚：

绘图的问题让你意识到，考虑到当今空间创造过程中加速变化和涉及的复杂空间与非空间行为体的数量，我们一些传统的空间绘图方法是有限的。我在CCA教授一门研讨课，要求学生绘制某物空间和物流足迹的地图。即使像番茄这样单一的事物，其运作仍涉及非常复杂的领土。

绘制空间足迹的简单行为有助于学生理解哪些行为体参与其中，以及空间中发生哪些冲突。土地、劳动力、时间和运输成本之间的博弈颇具趣味。作为建筑师，我们常通过空间邻近性来追求效率。

例如，如果你在这里伐木，锯木厂应该建在旁边，这似乎很高效。有趣的是，当前的领土构建往往通过资本视角下的谈判来实现效率。我多年来不断调整课程，现在学生们通过制作短片来映射空间、运动和时间在领土中的运作方式，同时也定义领土。关于时间的问题，它影响着我们设计中的每一件事。

传统的绘图方法仍然依赖于捕捉某个时刻。有没有办法将这些东西拉出来，并在它们动态展开时实时更新？

虽然没有客户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土地、财产和所有权，但我们仍然应该提出这些问题。我从事政策研究，并与旧金山规划部门合作，可视化政策对城市可能产生的影响。政策以抽象形式撰写，往往蕴含阶级和种族权力不对称。通过可视化政策影响，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政策。

尽管这些问题可能不属于建筑师的传统范畴，但我们在可视化未建之物时的角色，可以为支持或反对这些事物创造倡导空间。我们能否通过今天的政策调整，构想一个不同的未来？这种方法为重新审视现有系统打开了对话空间，同样适用于土地所有权模式。如果我们采用不同的模式，会开启哪些新的建筑可能性？

设计与建筑可以通过可视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催化对不同未来的倡导。这种反馈循环质疑了我们在当前系统中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实现这样的未来。我对保罗和阿尔伯特关于住房去商品化的看法感到好奇，这是目前北美学术界正在展开的重要讨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安全网的削弱，住房已成为一种投机行为。住房的非商品化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涉及提供适当的健康和养老保障、重建社会安全网，以及解决建筑之外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通过重新思考这些系统和可能性，采用新的土地所有权和建筑类型，我们可以为推动变革创造倡导力量。

· 保罗·莫斯利：

当今时代的多重危机——政治、住房等——至关重要。你在书中提出的一个精彩问题是：在多重危机并存的状态下，当多种重大事件同时发生时，我们如何在一个已不再熟悉的世界中定位自己？

建筑师擅长绘图——这是我们工作的核心。我们通过绘画在重新思考土地所有权体系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这应从重新定义领土边界作为定位手段而非围封手段开始。

· 阿尔伯特·波普：

尼拉杰正确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框架中，如果试图关闭或将其简化为一组抽象问题，我们就无法有效行动。你们两人的评论之所以有趣，在于对构想替代未来的作用。我们在投射这些未来之前无法弄清楚一切。我们投射的新未来是触发器，就像白皮书、讲座或书籍一样。

许多建筑师，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将可视化直接转化为绘画，而这幅绘画又直接转化为表现形式。然而，我们面对的远不止于表现。我们不仅在描绘另一个未来，更在思考这个未来如何从当今世界演变而来、找到其位置并继续前行。这需要一种视觉语言——建筑的语言以及工具，尽管这些工具目前可能尚不完善，以探索从当下演变而来的未来可能性。

我认为这些工具与政策或演讲无关。我坚持不将自己定义为环保主义者，因为我需要专注于这些工具，其中许多工具存在于历史中。格雷戈蒂是如何做到的？希尔伯塞默是如何做到的？槙文彦的“集体形式”概念很有趣，但我觉得他在那篇文章中没有填补其建筑与他所追求的城市理想之间的空白。

要认真地构想替代性未来，必须做到严谨，而我们需要设计工具来实现这一点。这些工具是什么样的？如前所述，总体规划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用哪些设计工具来构想一个有实质内容的替代方案，而不是仅仅制作缺乏深度和可信度的未来图像？

03. 建筑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伯纳多·塞奇提出的“地面厚度”的概念融入设计？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一维思考，而是考虑多维度——三维、四维、五维——这将如何丰富“领土”的概念？

· 保罗·莫斯利：

我想对此发表一些看法。就在去年，科学家们指出，技术圈的质量已超过生物圈，阿尔伯特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领土的厚度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使我们的物质世界重新与生物圈达到平衡。对自然实体的进一步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改变更可能由政策和治理驱动，所以领土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核心。

· 尼拉杰·巴蒂亚：

这是一个有趣的设计问题，我们提出的是何种答案，又面向何人？我认同阿尔伯特对桢文彦在书中阐述的理想与实际设计项目之间未必一致的评估。或许桢文彦的著作揭示了对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缺乏可读性的焦虑，其论著中关于集体形式的策略，探讨了如何将个体元素整合为更大整体，反映出根植于整体性焦虑的形式和美学焦虑。

我好奇什么能激发围绕所有权和生态管理的新伦理。在加利福尼亚，关于房屋保险的讨论正促使人们质疑房屋所有权。由于野火和洪水风险增加导致保险成本飙升，我们是应该重建为独栋住宅，还是转向租赁模式？这引发了对其他空间居住模式的思考，这些模式可能更具临时性，并允许共享土地和管理责任。

设计将在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时发挥作用。作为建筑师，我们可以思考并提出替代方案，使其易于理解，并为通向不同未来的路径指明方向。

我一开始就提到，领土是空间中权力斗争的体现。在设计领域，还存在关于控制权的问题，以及谁在决策桌前参与设计决策。建筑师常常在不同专业之间进行协调和谈判——即使是在小型建筑项目中与机械或结构工程师之间。但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其他参与者何时加入决策过程。

他们是从项目初期就参与，还是在有可视化内容和讨论内容时才加入？在社区参与中，过早地让人们参与而没有设计方案，可能会导致缺乏结构的讨论。即使是初步的方案摆上桌面，也能帮助聚焦讨论并突出人们想要或不想要的内容。

在决策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具多样性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涉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和专家至关重要。我很想听听阿尔伯特对与各类专家合作的看法。

· 阿尔伯特·波普：

我想跟进费德里卡关于我们所面对的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群体以及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个问题。建筑与城市设计本质上是通才领域。我们常扮演调解者的角色，试图将不同利益整合为统一解决方案。但我的问题始终是：“建筑能为对话带来什么，是他人无法替代的？”

我们常常扮演通才角色，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必要性，但可能会忽视特定建筑问题能提出什么。我们必须同时扮演通才和专家的角色，为设计和设计带来的观察结果发声。

太多次，我们把自己置于调解者的角色，尤其是在社区参与方面。与社区交流时，我会说：“你们比我更了解当前的状况。我想与你们探讨未来将搬入你们社区的下一代。你们有多在意城市为下一代居民规划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种方法能让人们跳出个人框架，思考更大范围的问题和时间维度。

我们理解城市的本质——它们不断演变、充满流动性、动态且具有生命力。我们参与这一过程，并从时间维度思考城市如何聚合。设计师能为未来、尤其是替代性未来带来哪些独特且深刻的贡献？这并非仅仅涉及人类学、政策或其他领域。关键在于设计能提供何种独特而深刻的价值。

· 保罗·莫斯利：

我想补充的是，这也关乎视觉呈现。我质疑这些规范是否能带领我们走向一个能够平衡技术圈与生物圈的必要未来。我们讨论过建筑师作为中介者和综合者的角色，但我想要补充的是，建筑师也是说服者。

注意：目前围绕规模的问题存在一定焦虑。阿尔伯特和我自己的工作都试图避免从战术层面处理这些问题。相反，我们专注于战略层面，理解如何将小型设计元素整合成更大整体。我们通常将规模与自上而下的倾向或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然而，我们需要更审慎地思考规模问题。回避规模问题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问题需要大规模的思考。

我们如何才能习惯于大规模的思考？阿尔多·罗西的《城市中的建筑》通过建筑和建筑类型探讨了城市规模的问题。这是建筑师们熟悉的处理规模问题的方式，但我们也需要以新的方式来面对规模问题。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复制学科曾参与的权力动态，并在讨论大规模系统时考虑谁参与其中。

思考更大规模的事物时着眼点更高，但我们不应仅局限于在小块土地上操作。一场浪潮正在酝酿，我们需要同时思考规模与紧迫性。如果我们希望在思考替代未来时发挥作用，就必须正视这种焦虑。

库哈斯的声明“我们曾建造沙堡，如今却在淹没它们的海洋中游泳”将获得截然不同的含义。

· 尼拉杰·巴蒂亚：

我想补充阿尔伯特关于社区和社区参与的观点。任何设计师都希望知道他们设计的东西会被他们设计的社区使用和重视。然而，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气候变化，非常抽象，且涉及的时间太长。美国有许多人生活在不稳定状态中，挣扎于支付房租、维持生计或打多份工。当人们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时，要问他们五年或十年后想要什么，实属困难。

随着资金流向亿万富翁，更多人陷入不稳定状态，我们面临另一个挑战：如何与那些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社区开展合作？要参与政治，人们需要住所和食物；没有这些基本生活条件，他们就成了周围系统下的受害者。

阿尔伯特，你是否发现与社区讨论气候变化等长期议题具有挑战性，尤其是那些历史上被红线划定的社区，至今仍受其遗留问题困扰？有时我感到脱节，因为当眼前的问题占据主导时，询问长期愿景似乎不切实际。

· 阿尔伯特·波普：

你必须将它与当下的和未来的解决方案联系起来。人们对解决基本问题感兴趣，同时希望为他们的社区在未来生存提供更好的机会。我们正在与休斯顿船渠的一个社区合作，那里有孩子因有毒空气污染而患癌症。我们提供一个50年的时间表，讨论化石燃料行业如何消失，炼油厂如何关闭。我们尚未达到目标，但已开始采取初步措施，如生物修复和植树造林。

这些当务之急的行动融入了加莱纳公园更宏大的未来规划中——尽管他们目前无法想象这一未来，但对此充满兴趣。对我而言，当务之急的需求可以成为更长远时间框架的第一阶段。即便形势严峻，人们更倾向于看到对未来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 保罗·莫斯利：

今天的对话将催化并构建出明天的更大战略框架。即使是微小的即时利益，如果看到过程的展开并信任机构和治理体系能带领我们达到那个时间节点，也能积累成更大的成果。

在机构提供稳定性和关怀的可靠性日益下降的时代，人们对应对这些未来感到更多焦虑。对实现这些未来缺乏信任，但解决这一问题对前进至关重要。

· 阿尔伯特·波普：

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些力量发挥作用，事情会是这样，对吧？”真正的政治治理。让我们展示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发挥作用会发生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卷起袖子，想办法让它们发挥作用。

04.我们是否陷入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还是可以从更宏大的地球尺度来思考领土？领土还能承载哪些超越人类的生命形式——还是说你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展开？

· 保罗·莫斯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受鲍勃·索莫尔、安德鲁·扎戈、山姆·雅各布和亚历山大·艾森施密特提出的“投射式”建筑理念的影响，帮助我理解了“投射式”作为建筑通过塑造形态来界定土地区域、从而开启不确定未来的可能性。

定义分区或在土地上强加形状会产生不确定的活动和项目。我感兴趣的是这种逻辑如何使建筑与领土形式并行，为生态再生创造必要条件。

《生命之后的财产》展览展出的项目是由不同机构委托的，旨在回应与特定社区和场地相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在展览中探讨了三个尺度：建筑、社区和领土。所有项目的共同主题是社区对资源和空间的控制，治理如何影响这一点，以及建筑在支持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在建筑尺度上，我们聚焦于家庭共同体；空间、物品、劳动力及共同治理的共享。许多这些问题通过类型学设计进行探索。在社区尺度上，有两个项目脱颖而出：一个通过互助与团结倡议探索城市共同体，另一个重新思考旧金山的住房类型学，以实现超越财产界限的共享。第三个尺度，即领土尺度，包含重新思考合作社以及将土地占用作为一种无所有权抵抗形式的项目。

这些项目代表了近期研究，旨在探索设计技术与批判性问题。它们是更大研究的一部分，探讨在不同尺度上可实现的目标及所采用的方法论。在地块尺度与区域尺度上应用的技术存在差异，而这一区别在当代城市主义中往往缺乏理论阐述。

· 阿尔伯特·波普：

这个问题尖锐而富有启发性，暗示着财产关系的终结可能触发非人类世界的繁荣。有案例中，人们将自然河流的权利诉诸法庭，以确立其作为完整生态系统存在的权利。这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立法中开辟了法律缝隙，将非人类重新纳入讨论。

思考财产关系转变如何触发非人类生命的繁荣很有趣。这与之前讨论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形成对比。毕竟，河流并非局部尺度。

· 尼拉杰·巴蒂亚：

这叫做“自然权利运动”，他们正在为这一概念赋予法律术语。这归根结底是我们与周围资源的关系。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然对立的事物，这种观念的转变使我们能够将自然商品化并为己所用。将自己视为这些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再生、互利与这些系统之间的团结协作问题便会在设计过程中被置于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