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锐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年会“县域城镇化”系列学术对话已经来到了第三年,今年讨论的主题聚焦“城乡融合的多元图景”,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是在全国城镇化率突破67%处于稳定发展期的当下,从以“城镇人口比重”为核心的静态物象视角来判断某地城镇化是否还能“挖潜”的传统观念存在局限:长三角核心地区县域城镇化率已超75%,但其背后仍有城乡公共服务差异、要素流动壁垒等结构性问题有待破解;苏北绝大多数县域城镇化率仍未越过65%的全国平均水平,但这一数据却遮蔽了近些年发生在苏北县域内城乡兼业两栖现象背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频流动,以及以沭阳、灌云、睢宁为代表的一些县域村镇在电商赋能下火热的乡村工业化场景——单一指针无法完整呈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真实状态,城乡融合需要多元复合的数量表征。
二是我们这样一个以江浙几家机构发起的学术对话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中国广袤县域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跨界融合是多样态的。沪宁杭周边近大都市的“村咖”现象是一种城乡融合,中西部圈群空隙地区县域的那些“半工伴读”的县城集聚也是一种城乡共生的有效形态——面向未来,中国县域城镇化中的城乡融合呈现出的一定是多元图景。
以县域基本单元为抓手来开展城乡融合工作的思路,最早可见于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这是从中国稳定施行了千年的县域治理中走来、符合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基本国情的精准政策判断。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主体构建起来的城市密集地区,就县域单元中开展城乡融合工作需要紧紧抓住的问题是,乡村于大城市意味着什么?新冠疫情以来,大城市居民对周末亲自然活动偏爱有加,那些透过社交平台令人心生向往的溯溪、露营、“村咖”、徒步等体验,本质上是以大都市为主体的城镇化形态对于乡村的生态、景观、食物,乃至时空松弛度的空间需求拓展。由此才有了城乡要素的充分对流。前段时间,南京大学几位教授受邀赴浙江仙居考察“青年入乡”的做法,发现甚至在仙居这样距离杭州有200 km但高铁1 h可达的普通县域,一些扶持青年入乡创业的补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也缓释了省会大学生就业不充分的问题。上述城乡融合型乡村可以看作是“大城市的脚”,类似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生态足迹”概念,围绕大城市问题,通过乡村腹地的延展进行空间修复,构建了一簇簇多功能乡村组团。
而在更为广袤的中西部县域,有大城市作为依托的县域毕竟是少数,放置在脱离大都市普遍联系而县域自主性成长至关重要的视角下,我们需要深入到县域内部的村镇体系来思考县城对乡村意味着什么?这些年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我们把研究对象从关注点上的乡村,拓展到面上的县域,也走过了不少圈群空隙之中,特别是中西部的县域县城。县城作为拉动县域发展的动力引擎(powerhouse),一个普遍感受是,提供基本的过硬的公共设施以服务全域、充分的体面的就业岗位以吸纳人口,是当代县城的使命担当。在移动互联通信、高铁、私家车等高机动性、普惠性联通体系的支撑下,世界依旧是平的,中西部县域内的城乡融合也在发生变化。如人类学家所言的“父辈的一个微信电话,农村祖辈精心培植的新鲜蔬菜1 h内就会出现在县城孙辈的餐桌上”,这一家庭代际生活的生动场景在中西部县域同样上演。流空间视角下的高频移动性正在取代静态常住统计意义上的人口迁徙,成为县域城乡融合的主流形式。县域中的县城作为“乡村腹地的脑”,是接下来城乡规划建设的发力重点。
今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县域县城纳入到现代化城市体系框架中统筹考量,体现了国家空间治理体系进一步优化的战略思路。对城市工作会议相关精神的学习,也给我们延续南大规划经典的区域城镇体系视角,进而聚焦县域与村镇聚落层的研究取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体系从构建走向优化的进程中,以超大特大城市为代表的体系顶端虽有显著的引领作用,但以“县域村镇”为代表的普通聚落,往往是整个体系中基础薄弱却又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环,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基石。
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5年第12期
原文标题《县域城镇化中的城乡融合多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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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中的城乡融合多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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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学术分享】不止于沪宁杭周边一种样态,县域城乡融合应是多元图景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