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 | 吴晨：城市复兴的理论实践再思考

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居科学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部分城市已逐渐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根据2024年公布的295个城市常住人口数据，其中167个城市出现人口减少，7个城市人口持平，仅有121个城市实现增长。人口负增长趋势对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与人口变化密切相关的正是城市中心区的发展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心城区规模不断扩大，但伴随功能外溢，中心区在城市竞争中的优势逐渐削弱。据2022年数据，全国373个中心城区GDP增速仅为2.36%，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未来中心城区应当重新聚集还是继续疏解？该问题不仅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也涉及人居科学的理论探索。

在政策层面，“韧性城市”成为近年来高频概念。然而，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社会经济与科技变革下，韧性城市的防御性逻辑已不足以支撑全面的城市复兴。“弹性城市”理念更具前瞻意义，其强调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而非单一的安全。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在三方面仍有待提升：第一，城市更新有待形成可持续的运营模式；第二，应避免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加强社会资本参与程度；第三，加强信息技术切实提升城市管理和运行效率的能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城镇化率由17%跃升至67%，同时也呈现出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同程度不足。2024年中国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比例为2.1，远低于欧美国家15年前的4.1。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已具备完善工业体系，但城市发展仍需通过更新与复兴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更新应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国际经验表明，欧美城市多通过旧产业转型推动复兴。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周边的肯德尔广场，通过科研与创新资源集聚，实现了科技创新回归城市中心区。这与中国大量将科研园区外迁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中国城市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到2030年，中国社会或出现“平均两个劳动力要支撑一个老人的养老”局面，这将对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冲击。如何推动青年群体进入高成长性产业，而非长期滞留于低附加值行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回顾政策实践，自2019年推动城市更新以来，改善城市功能和物质空间的效果显著，但产业与社会活力的重塑仍显不足。早在2002年，中国的“城市复兴”理论已提出应从整体系统理解城市转型，涵盖五大系统：产业经济、文化传承、社会活力、物质空间与科技创新。其中，产业经济系统是核心，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城市复兴的可持续性与竞争力。因此，中国城市复兴应当超越单一的物质更新逻辑，转向以产业与社会系统为核心的综合治理与战略设计。

伦敦、纽约、东京虽处在不同发展语境，其城市复兴路径均强调三点：

这均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借鉴，即必须避免碎片化的更新，转向以系统性、弹性化的旗舰项目驱动模式，实现中心城区价值的再造与重塑。

中国“城市复兴”理论提出的完整理论体系，已大量在我们的实践中得到应用。产业、文化、社会、空间、科技五大系统，及顶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资金模式、持续运营五大维度构成了城市复兴理论的四梁八柱，在北京首钢园规划建设中得到了全周期全要素的实践印证，被定位为“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未来中国城市发展中，中心区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应通过旗舰项目实现“中心之上再造中心”，使中心城区重新成为产业与创新的核心载体。同时，应避免同质化与碎片化，集中资源推动系统性变革。面对办公与住房空置率上升的背景，城市发展必须由外延扩张转向紧凑化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要求制造业重新嵌入都市空间，成为创新驱动力，也需要推动老龄群体再就业与青年群体高成长产业导向，构建代际平衡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新路径。

综上所述，城市复兴的理论与实践均表明，单一的物质空间改善不足以实现长期繁荣，必须通过产业经济、文化传承、社会活力、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推进，形成融汇的城市复兴战略。中国城市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关键阶段，旗舰项目在其中具有核心牵引作用。唯有以“人居环境科学”为基础，结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进行不懈的探索与实践，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城市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根据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供稿单位：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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