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吴唯佳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本学术对话主持人 )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我国将为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此前已开始加强2049战略研究。特大城市地区是以特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市密集地区，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的战略引领地区。如何肩负使命，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引领实现国家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是特大城市地区中长期战略研究从现在起必须要开展的超前课题，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纵观历史，特大城市地区在引领国家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1929年美国第二次金融危机之后，实行新政，城镇化率为50%，之后郊区化开始出现。二战后，作为战胜国和世界制造大国的美国，其城市化进程继续发展，形成了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为代表的11个特大城市地区，人口2.4亿，占美国总人口的77%。日本在二战后，随着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1950年代中期城市化率超过50%。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快速发展，形成了以东京特大城市地区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人口70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61%。这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进入城市世纪。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中，特大城市地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以不到3%的国土集聚了20%左右的人口，创造了1/3的GDP。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源和环境条件并非最佳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面向未来，中国城市化有两个趋势已现端倪。一是大城市和大城市地区的继续快速发展；二是县域中小城市的健康发展。2035年之后，预计中国人口增速会放慢，城市化进程将度过快速发展阶段；2050年前后，城市化进程会逐步成熟而趋于总体相对稳定。在前一过程中，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大城市地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规模增大、结构重构双向发展的局面。在205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增长趋于稳定，城市化进程仍可能表现为城市人口在不同地域间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特大城市地区仍面临巨大的人口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压力背后的根本机制是中国对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后而采取的空间策略。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而言，人口资源环境约束是最大的挑战。中国有13多亿人，960多万km2土地，适宜人居的土地面积约为200万km2，与欧盟相等。中国人口约为欧盟的3倍，要赶上欧盟的发展水平，必须提升土地使用效率。我们不是资源富裕国家，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不适合国情。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城市治理和技术保障水平，才能适应人口资源环境的挑战。
跨区域、跨部门的空间治理合作是另一个重大挑战。过去的情况是，特大城市快速发展推动了区域的发展不平衡。面向未来，特大城市地区必须致力于地区中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的整体实力。从两个百年目标出发，特大城市地区不仅仅要承担引领国家现代化的责任，还有国际的担当。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需要依托特大城市地区的全球竞争力来实现。尽管本次对话不涉及县域城镇，也必须看到我国地域辽阔，县域城镇多种多样，面对的挑战各不相同。县域城镇发展，应该努力适应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引领和服务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未来30年显然是变化的30年，要做很多思考。百年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愿景，是中国人居和城市化发展的一种理念，也是下一步规划变革等面临的巨大难题。
根据对话主题，我们设立了几个讨论的话题：一是特大城市地区对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作用和科学意义，二是如何开展特大城市地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研究、及其理论和方法难点，三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区的具体实践，以及多元价值和空间治理范式变化，希望各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各抒己见。
吴良镛
(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
各位在东莞的嘉宾，我是在北京异地和你们聊聊天，题目是《从“京津冀研究”到“广义的京津冀”》。“京津冀研究”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广义的京津冀”跟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有直接联系，可以进一步讨论。
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是“特大城市地区如何引领实现百年目标”，“两个百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在这个征程中，人居环境事业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随的。京津冀地区的人居环境建设是我们数十年来长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新的时代又对京津冀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1958年，建工部在青岛召开城市规划会议，当时的刘秀峰部长号召要在全国推行“快速规划”。我们相应跟着形势与河北省建设厅联系，我带领一组学生开展保定城市总体规划。当时即关注到白洋淀，那里是水乡泽国，碧波荡漾，生态环境颇佳。
1979年，我们第一次提出将京津唐地区融为一体的规划构思。将唐山纳入规划视野，在前一段时间内一些个案的基础上，我认识到，对于北京的问题，还应该回到整体研究，才能找到出路。
1999年，面临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我除了负责主旨报告，又鼓足勇气提出“世纪之交走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对大北京地区概念性规划设计研究”，后改称“京津冀北”。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称“京津冀”，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建设部基金项目开展研究。
近十几年来，我们持续开展此项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出版了三期《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也逐渐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认可。2002年，一期报告提出“规划大北京地区，建设世界城市”构想。2006年，二期报告提出“以首都地区的观念，塑造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2013年，三期报告提出“四网融合，建设宜居有序的城乡空间”，“创新区域协调机制”。2014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匠人营国——吴良镛·清华大学人居科学研究展”，系统展示了人居科学的产生、发展与科学贡献，特别是提出在区域整合视角下大北京地区发展的研究构想，对未来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格局进行展望。
自1999年正式提出“大北京”的概念以来，已经近20年。回顾多年的研究，我有两个方面的深切体会：(1)关于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的思考与建议，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认识，可以说，已经从学术共识转化为社会共识与决策共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2)与此同时，京津冀地区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对城乡空间发展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雄安新区的战略设想被提出之后，要进一步思考京津冀的发展，而反过来，雄安新区也不是孤立的点，要放在京津冀、乃至国家发展这个大背景下去看待、去研究。
2017年10月30日，我带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研究团队到雄安新区和保定城区调研，并与相关领导座谈。我认为，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发展形势，宜乎建立“广义的京津冀”的思想，实现“包容式”“融合式”的发展，充分考虑雄安与北京、天津的关系，三者相“容”、相“融”，化解矛盾，协同发展。同时要为河北的发展留有余地，不是从河北划出三个县来给新区，而是要充分考虑保定等的发展需求，从地区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进行研究和规划，让每个地区都感到“有他自己”。
就新区规划而言：第一要从大处着眼，明确大的前提，包括：水、土地、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等，要将白洋淀的治理作为新城规划建设的前提；第二，要研究现状城乡布局，分析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三，要遵循城市规划的科学原理，按照步骤，一步步来，这是无法跨越的，要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其中，城市设计当然至为重要，但是城市设计的开展不必过急，宜乎后期根据现实状况因地制宜地开展。第四，启动区的面积不宜过大，踏踏实实逐个把小片区做好；第五，要关注体制机制创新。
近半年多来，我们的团队重点开展了对于京津冀中部地区的研究，也包括雄安新区在内，待研究成熟后，再向诸位请教。
王凯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
刚才吴先生结合他近期到雄安新区的调研，谈了对京津冀发展的新认识，个人很受启发。吴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坚持到一线工作的这种精神很让人感动，作为晚辈和学生，我们要向吴先生学习。关于今天讨论的话题，我谈三点认识。
第一，特大城市地区，是全球化时代引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空间载体，我们要积极响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洲和北美都非常重视特大城市的发展，因为这是当前城镇化的一个趋势。当然，是单极发展，还是区域协同，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高度关注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不应简单地消极抵制。由于近年来以京津冀为代表的我国大城市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过快、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对于特大城市的发展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我觉得在一个开放的时代，特别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度里，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响应这件事情。特别是在新时代要有新理念，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时强调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第二，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要着力于特大城市地区职能体系的构建组织与管理。我们以往的分析比较专注于区域内城市规模和数量的讨论，不太重视区域职能的分析。2014年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工作部署，我们编制“京津冀城乡规划”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研究京津冀的职能体系，也参照了伦敦、东京等特大城市地区的职能体系分析，结论是特大城市地区的职能一定要在区域层面系统组织，城镇是其载体。从京津冀目前的发展来看，新一轮北京总体规划提出的北京中心城和北京副中心(通州)、河北雄安“一核两翼”的结构应该说体现了首都职能的区域组织，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是非首都核心功能的重要载体。总之，功能结构的分析是我们研究特大城市的重要基础。其实长三角地区也一样，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这样一些城市的发展到底以什么为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职能体系的要求。仅以港口为例，比如宁波港去年的吞吐量是9亿吨，它的未来目标与定位就与上海港、南通港等众多港口的功能关系紧密相关，不是一个量的简单扩张问题。
第三，中国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要有大目标。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中国城市在全球体系里面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很大变化。从发展的趋势看，只有把中国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上升到全球的层面去认识，才能够促进整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把中国的特大城市地区建设成为真正的全球城市才是我们的目标，这既是国家发展的要求，也是特大城市地区自身从大到强，从大到优，从大到美丽的必由之路。
石崧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
特大城市地区一定是和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北京如此，上海也是如此。早在上海2014年启动战略研究的时候，就坚持将上海放在国家战略一盘棋中审视自己的定位和走向。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期正是中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其实也是城市从工业化完成向后工业化转型的时期。国家战略为上海发展提供历史机遇，上海转型则要为国家战略探路先行。因此，上海在思考城市发展战略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国家视野下，在经济意义上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在文化意义上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在政治意义上向世界传递和平崛起的中国活力，开放、民主、和谐的大国形象。而落实在行动上，必须将国家战略与城市转型关键举措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应对当前内外部和近中期面临的国际环境、产业革命、经济升级和空间格局等四个维度的战略性挑战，国家层面陆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上述每一项国家要求，上海均对应有战略举措，其中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是直接对应“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自上而下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而产业结构转型和以总体规划编制为代表的城乡规划转型则是基于上海自身的发展诉求，主动为国家战略探路先行。前面四个维度简单来说分别从内外部两个维度着眼。我们不能忽略还有两个内外交织、共同发力的维度，一个是生态，另一个则是治理，在这两点上国际潮流和中国方向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就此，我们在上海战略思考过程中构建起一个“钻石框架”。纵轴上的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是解决转型阶段城市发展的动力问题，即通过开放平台塑造和知识创新引擎打造来重塑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横轴的两端，一端产业结构转型则是明晰城市转型的途径与方向，另一端城乡规划转型是为转型的上海营造良好的空间环境，并明确规定性空间边界。而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关注到政策制定的基本准则是低碳生态化的导向，以及政策施行的核心价值在于治理结构的人本化取向。
上述钻石框架，最终是要通过城乡规划来落地，有两个核心问题凸显出来，一是规划需要重新考虑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初心，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这个立足点上来；二是规划仍然要注重城市的功能性问题，但新时代城市的功能性更要将城市放在国家和区域战略中，思考自身的定位和贡献，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去争资源、争地位。
石楠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
刚才吴先生的发言从京津冀讲到大京津冀，给我很大的启示。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很重要：
一是特大城市不仅承担着国家责任，还有很重要的国际担当。过去我们讲特大城市地区，主要讲他们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讲它在国家城镇体系中的巅峰位置，但是在谈到“两个一百年”，谈到2050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处于领跑全球的地位，就要看到大城市地区对国际秩序重构的作用，比如“一带一路”的倡议如何实施，以及其他国际秩序的构想，都有赖特大城市地区承担起责任。
第二，是区域内部的结构。区域内不同的城市都有发展的诉求，也都有它合理发展的空间，以及特定的价值。以往在讨论北京发展时，最早的思路是保北京，不仅京津冀地区，全国都要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但下一步就不仅仅是保一个特大城市，而是要在发挥它的核心作用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充分发挥整个区域内所有城市共同发展的作用。所谓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认为要在特大城市地区率先完成，要承认特大城市地区内各个行政主体的价值，通过特大城市地区的整体提升，成为破解城市难题的范例。所以雄安的发展，就不只是北京市自身的诉求，北京的发展也要放到整个京津冀范围内考虑。
第三，怎么让特大城市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我们做思路调整，把规划放在最重要的引领位置，要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过去的规划八成是做大，我们没有想做那么大，领导想做我们也没办法，现在北京、上海都率先做了调整，规划不能再成为盲目扩张的工具。“十九大”报告专门讲到精准扶贫不能让一个人掉队，规划的责任在哪，规划应该干什么？规划应该站在精准扶贫、全面小康、文化自信的一边，真正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工作的核心。过去习惯说分管规划的领导，现实中一些行政领导也往往无视规划的法定地位，因此，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必须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相结合，从技术权威、政治权威和法治权威不同的层面思考。
张勤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政府参事，杭州城市规划局局长 )
越是在发展转折的关头，越需要明确趋势和方向。1990年代，在中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起步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两个著名的有关国家城镇化发展的重点研究课题，一个是中国科学院胡序威先生领衔，由崔功豪教授、周一星教授等70多位地理学界的科学家共同参加的《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另一个就是吴良镛先生领衔的，有近百位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的《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前者着重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揭示了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现象、趋势和规律，后者着重从人居环境的角度分析了城镇化对城市、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布局的影响和规划应对的策略。这两个研究对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各样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当时城镇化尚不能被普遍认同的情况下，指出中国城镇化发展必然规律性，指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城镇密集地区(今天被泛称为“城镇群”)的客观趋势，指出影响人口、产业集聚的因素和空间趋势，为国家城镇化政策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指导了这一时期中国城乡规划的实践。这两个课题提出的许多前瞻性论断都能在今天找到实际的印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吴良镛先生启动了关于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要面向京津冀开展“大北京”规划，并且把这项研究一期接一期地持续到今天。
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正在步入提高发展质量、完善空间组织网络的新的发展阶段。全球经济的新背景、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部署、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中国城镇化发展会有哪些新的影响，怎样才能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绿色宜居、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引导好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包括怎样才能回答好“特大城市地区如何引领实现百年目标”这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等。在这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需要对规律和趋势有新的认识和判断。所以，我只提一个建议，恳请吴良镛先生领衔组织城乡规划、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等各界专家，开展对新时期中国城镇化发展跨界的和系统性的研究，不仅要借鉴国际的经验，更要深入细致地梳理和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创新城市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为做好新时期的城乡规划，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百年目标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
刘奇志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
特大城市的规划不能“就市论市”，而应该从区域角度进行全面思考。特大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城市，更不是哪个城市想发展成为特大城市就能发展起来的，它一定是在周边地区长期主动或被动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如果特大城市在未来的规划中只想自己而不考虑周边地区，特大城市的未来定将难以正常发展下去、当然对周边地区城市的成长也不利。就武汉而言，无论从自然、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讲，我们的发展都得到了中部地区周边城市的支持，但现在武汉与周边地区城市的发展级差已太大，应该也必须考虑如何能更好地发挥对周边地区的引领责任。所以，武汉市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开展了武汉大都市地区的专项规划，专题研究武汉大都市地区城市间该如何携手共进。
特大城市地区规划应摆脱行政区划局限，重点处理好区域内、城市间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从区域自然、社会、环境的实际发展角度，优化整合特大城市地区的城镇功能体系结构，各城市不应盲目探求功能大而全、而应多考虑相互间的协调及支撑；二是结合区域自然山水空间结构，统筹协调特大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结构，杜绝如上风向城市在下风向相邻城市通风廊道、生态绿楔的上方建设污染工业区等事故出现；三是从区域整体发展角度，统筹衔接特大城市地区的区域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特别是应从区域角度对骨干性基础设施网络进行统筹协调布局；四是特大城市的社会服务设施不仅要为本市所用、还应为特大城市地区所用，事实上，武汉同济、协和两所医院几乎70%的病人都来自于市外，其中还有30%来自省外。因此，特大城市的社会服务设施在规划布局、规模设置及交通组织等方面应充分考虑面向特大城市地区服务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这些设施的社会服务能力，真正使周边地区的居民能更方便地享受到中心城市的优质服务。
特大城市地区不仅要区内携手共进，更要考虑如何能在大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发展中发挥更好作用。特大城市地区确因其多年在国家乃至全球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产生，但如何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更上一层楼，则是特大城市地区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以武汉为例，武汉不仅要处理好与孝感、黄石等省内相邻城市的关系，也要考虑强化与长沙、南昌、合肥、郑州等中部地区城市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长江中游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利用、更好地实现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作为国家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还应考虑如何强化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如果说武汉当年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而被动成为内陆重要对外通商口岸、开辟了与国际间的联系，发展至今，武汉完全有条件、也应该主动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使武汉能发挥交通、产业、科教、文化等优势，与中部地区兄弟城市一道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
吕传廷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控制性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回顾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的变革，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也不过一百年时间。要看未来百年我们还是要回头看一下历史，一百年前人们的梦想实现了没有，展望未来，需要在过去百年历史的轨迹中找到未来努力的坐标。2017年10月底，广州在世界城市日举办了伦敦、巴黎、芝加哥、柏林、北京、广州、南京、青岛八个城市“百年规划，百年城市”的研讨，我们对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建国方略》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非常清晰的结论是，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三大港口，京津冀都市群、长三角都市群、珠三角都市群，16万公里铁路网壮丽图景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国100年前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不断通过工业化的曲折探索，出现现代城市萌芽，建立基础性的现代市政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形成了巨大规模的具有现代管理制度、治理体系、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集群新形态，成为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导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成就。今天我们正在享受100年前很多伟大梦想、伟大事业而经过百年中国几代人不懈奋斗努力的成果。
展望中华民族复兴第二个百年，特大城市地区需要建立尊重历史规律的区域和城市发展观。今天听了吴先生关于京津冀地区和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研究，注意到几个要点，一是环境资源，二是尊重现状，三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四是量力而行，五是技术创新。这是非常高屋建瓴、言简意赅的，是有历史厚重感的。
尊重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坚持对城市发展阶段的准确的判断和认识，需要我们在百年历史的时间尺度中去厘清区域城市群发展的目标和核心关注。伴随着城市百年发展，也构建了现代城市治理的规划体系制度，它的运行规律、运行制度仍然要持续下去，在尊重自然、继承历史的基础上革弊布新，是未来特大城市区域实现引领的主题。
广州市是中国第一个设置市政府的城市， 100年前广州的第一个现代城市规划文件《广州城市设计概要草案》提出了花园城市，也提出了城市分区的概念，提出如何将生产生活和自然划分好结合好，建立了一整套的现代城市市政、交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行体系，到百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些理念都非常先进，相当多的思想并未完全付诸实现，对当前城市建设和发展仍然有相当强的借鉴价值。对照广州100年前的规划图，我们今天的规划内容基本上还是在做100年前的事情，不耻于继续完成百年前先驱的梦想，仍然是未来需要奋斗几十年的目标。
特大城市区域将肩负革弊布新的内外挑战和历史使命。以广东珠三角率先改革开放形成的珠三角城市群，以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家更大程度开放的长三角城市群代表着过去30多年的城市发展探索。以雄安新区为代表的京津冀地区将是树立第二个百年目标，实施新的发展理念，展现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美丽的新城市区域愿景的引领示范区。
特大城市在区域发展中需要率先做好城市治理，彰显示范作用。对内要跨过第一个百年2020年的治理阶段门槛，针对30多年来改革开放积累的各种沉珂杂症，包括城市病、环境病、经济病和社会病，解决各种不充分不平衡的结构矛盾，实现供给侧改革，治理好才有下一阶段做强做美的稳固基础。
寻找平衡协调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面临巨大挑战，需要特大城市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提供中国方案。实现民族复兴和美丽中国梦想，必然要破除把发展工具当成发展目的路径依赖，实现平衡协调健康有序，需要艰苦的创新探索。特大城市区域逐渐成为国际联络的核心节点，需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思考城际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建立一个共享、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共同体，为全球城市治理贡献中国方案，这又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毛其智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
我们今天的讨论对象是特大城市地区。大家来自不同城市，通常每个城市考虑问题都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但特大城市地区显然是一个跨行政区域的议题。对此我有以下认识：
各特大城市讨论地区问题时，大都是站在城市中心向外看。这样的观察结果是，近的地方较为清晰，越远则越看不清楚。这样的观察，很难引领一个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一个地区的协调发展需要双向互动的区域观察。如研究京津冀地区，双向互动的观察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不在京津，而在河北。多年来，河北的发展遇到很多矛盾和困难，希望得到京津的支持，期盼两个特大城市能够帮助河北更快更好地发展。刚刚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明确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构成北京新的两翼，提出整体谋划、深化合作、取长补短、错位发展的思路，努力形成北京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比翼齐飞的新格局。这次北京新的两翼都是跨行政区域的，其中一翼向东，经过北京副中心，延伸到河北廊坊的北三县，规划范围约2000km2；另一翼向南跳出100km，即中央批准的雄安新区，远期控制区面积也是2000km2。规划提出，副中心要与北三县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实现统筹融合发展；北京市要与雄安新区主动对接、推动非首都功能和人口向雄安新区集聚，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这就是特大城市地区引领实现百年目标的一个具体举措。
吴良镛先生在报告中提出建立“广义京津冀”的思想，十分重要。京津冀区域发展，应该不只有上述两翼，这里还有很多重要的生长点，如新机场、冬奥会、滨海新区，以及南水北调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通过这些生长点，有可能将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更好地协同在一起。当前京津冀面对的共同挑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说，就是在京津周边的贫困县。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第一次提出：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2个贫困县；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的名单中，河北省有39个贫困县；2017年河北省政府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河北省贫困县的数量上升到62个。这说明，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两个特大城市的差距是在拉大，而不是缩小。
总之，北京这个特大城市地区要引领实现百年目标，就不能安居其长房长子的地位，不能继续其自我封闭的发展模式。新时代要有新理念，更要有新作为。京津冀要向长三角学习，向珠三角学习，学习他们四十年来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精神。要通过全面改革，探求更加包容、均衡、和谐，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李亮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昆明市规划局局长 )
2017年7月，在清华大学召开过一次特大城市地区发展的研讨会。时隔数月，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际，讨论的语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结合当前昆明的城乡规划工作，提三点想法供各位老师讨论。
第一，如何理性看待“百年目标”，对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判断？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持续发展，理性规划”，现在我们面向的是下一个“百年目标”，即面向2049年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对未来趋势的判断会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和城乡规划有关的目标会越来越清楚。例如我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虽然放开二胎政策出台后刺激了生育率，但各地的统计人口数据并没有显现出报复式的增长，而是在合理的生育水平上略有增加。原来就有研究判断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16亿的峰值，城市化率的增长也将趋缓，到21世纪中叶全国和各地人口规模将会相对稳定，这对城乡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将会造成重大影响。因为以往我们做的城乡规划都是以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率的进一步提高为前提的，以此来推测一个区域或城市的发展体量和用地规模等。在未来一个阶段，我们以往所遵循的规划范式都会发生巨大转变，事实上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例如近期北京、上海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另外，理性看待“百年目标”，各地需要客观冷静地分析自身条件。以云南为例，94%的省域面积是山地，只有6%的平坝地区，发展条件不可能和东部地区相比，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就客观存在。现在各地政府的市长很焦虑，都希望自己的城市能早日进入GDP万亿俱乐部，发展水平能尽快向先进地区看齐。但理性来看，不可能每个城市都达到同样的发展目标。城乡规划在研究各地的“百年目标”时，应让各地领导对自身条件有理性认识，关键是自己辖区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幸福生活，有足够的获得感，而不是简单地和先进地区进行数字上的比较。
第二，特大城市地区的发展对西部地区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讨论的特大城市地区主要还是指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与西部地区都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视察云南时，要求云南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昆明等城市也主动想办法与三个特大城市地区产生关系。例如，昆明的商品住宅有40%是销售给外省的消费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京津冀地区的消费群体，我们争取保持好自己的青山绿水和干净空气，给雾霾严重地区的人群提供能够畅快呼吸的地方。云南和上海同属长江经济带，尽可能利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长三角地区产生经济上的联系和互动。昆明所在的滇中地区是珠江的源头，昆明一直也在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合作，也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地区。
就自身条件而言，云南不可能培育出特大城市地区，但同样要实现自己的“百年目标”。对全国而言，如果西部地区到2020年没有全面实现小康，那全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昆明为例，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30%，主要从事第一产业，而一产产值只占全市经济总量的5.6%。在高海拔的山区，靠种植玉米和土豆是无法实现脱贫的，最有效的方式仍然是对贫困户进行劳动力的转移，就近进入到昆明或周边中小城镇务工或从事服务业。一个劳动力的转移就可以使一个贫困家庭脱贫，城市群和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效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岗位，为一个区域整体脱贫实现小康提供了基本保障。在西部地区做大做强做优城市群和中小城镇，对整个地区“百年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第三，探讨一下“2049规划”之后如何继续规划创新。新的规划创新应该引导地方确定新的发展价值观，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更能在城市和县域、乡村之间实现空间上的有效整合。我有个模糊的概念，未来的规划创新应该超越传统的地理单元和行政单元，应该是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区域治理单元，将城市和乡村更有效地结合，是一种地区人居环境规划建设和治理的创新工作。而且新的规划创新应该综合考虑治理单元的财税政策、财政支付能力等，也就是要充分考虑人居环境建设的经济成本问题，进一步在空间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实现更好的结合。
武廷海
(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
19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吸收外来资本与技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所带来的特大城市地区空间发展受到科学研究的关注。“八五”期间，吴良镛先生主持开展建筑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胡序威先生主持地理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对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密集地区开展重点研究。
自1990年代末以来，吴良镛先生带领清华大学团队开展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已经持续了20年，通过学术共识推进社会共识与决策共识，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目前，我们仍然在对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进行规划研究，一方面，聚焦于雄安新区及其周边地区，所谓“中部京津冀”，围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做工作；另一方面，对京津冀作为特大城市地区，以同比例尺，与世界主要大城市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首先，京津周边次级城市呈现小、多、密的特征。雄安新区选址于白洋淀北岸城镇密集地带间的空白地区。当前，徐水、容城已呈现一定的同城化态势。随着雄安新区大规模建设，在实体地域层面上，徐、容、安、雄等城镇地区有可能形成以雄安新区为主体、规模在250万人左右的组团状城市地区，未来在规模上可望超过保定。其次，北京特大城市地区在规模上跟纽约差不多，与东亚东京地区比明显偏低，与欧洲比偏高；在密度上，也比东亚东京地区低，跟纽约差不多，也比欧洲高。简单的指标比较可以看出，北京地区可能是世界特大城市地区中的一种类型。如果用30年的尺度进行一些历时性的比较，有可能会将这个阶段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境界，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都是如此。总之，研究特大城市地区如何引领实现百年目标，我觉得可以开启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时期。
吴唯佳：
综合各位嘉宾的讨论，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共识。一是要重视加强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区百年奋斗目标的研究，加强特大城市地区的功能、形成机制，以及引领国家现代化作用的研究，解决好跨地区发展的协同问题，最大程度参与全球竞争。二是特大城市地区规模巨大，要解决好资源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处理好贫困和乡村地区的发展问题。特大城市地区的健康发展，取决于进一步改革的目标、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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