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Because of the pervasive involvement of public actors in controlling the form and organis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s,where one lives determines the type of governance one experiences,and ultimately affects one’s level of autonomy from or dependency on the state.
副标题: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出版年: 2014年8月
这篇文章从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社区模式入手，详细考察了近几十年来中国住房改革及城市空间重组，对社会分层、公民权利及其认识方面产生了怎样的重要影响。
一个是以老工业城市沈阳的铁西区为代表的“单位时代”遗留物——自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以来，原先的“单位大院”如今已成为大量下岗职工及其家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时常可见精神奕奕、四处巡逻的中老年妇女与爷叔们，他们的目的是抵御外来人员、尤其是农村务工人员在此提供修鞋、果蔬贩卖等生活服务——这些将对受到政府支持的“社区经济”构成威胁。
这类社区往往保留着原有的某些“公共福利”，这些“福利”大多随着“单位”的倒闭或改制而消失不见：例如大院的公共厨房、有人看守的自行车停车场、小型维修店、水果摊位等家庭式经营的经济活动。居委会在保证社区治安，经济活动和政治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此外，从税收到一般的社区规章制度，都具有更加灵活机动的执法及管理空间：比如有些社区居民会重新安置住所，将原有的住房廉价地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或学生——这些活动一般都是未经注册的，并大多忽略了安全和卫生法规——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社区干部和警察所容忍。
在这类社区中，工人的福利诉求与国家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使得双方的利益和话语趋于一致，而这种一致性的一种表现就是社区干部的双重身份：他们往往既是国家救济的对象，又是代表国家救济同侪的行动者。
另一种社区模式则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封闭社区”（Middle-class gated communities），以北京的某个高档住宅区为分析范例。与沈阳铁西区不同，这类社区的居住环境更为优越、配有严密的监控设备和专门的安保、服务体系。这里的居民是中国新崛起的城市中产阶层的代表，他们往往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社区“自治权”。
通过这些考察，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经济、文化资源上占据优势的“中产阶级封闭社区”，与处于经济弱势的老工业区“单位大院”这两种社区空间内，居民门不仅享有截然不同的经济生活，也同样面临着迥异的治理实践和官方话语。
在中产小区中，自主、自治、文明、素质的话语为国家的部分撤离和社会主体的自我治理提供了合法性；而在经历了下岗潮的工人社区中，与国家责任、社会主义团结相关的“拯救工人”话语以及家长式干预的治理实践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围绕政府在这两种社区治理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剧烈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空间异质性。而政府在治理异质空间时所采取的区别式策略，则表现出其维护社会稳定，与缓和社会矛盾的两种目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典范（典型）主义”（exemplarism）并日渐成为官方话语中的“素质”、“文明”的代表，其居住空间的道德与经济价值也在逐渐升高，这为大拆大建、城市空间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和驱离工人阶级原住民提供了合法性，与此同时，道德国家（moral state）、精神文明建设的话语恰恰也为物质空间翻新、地方政府逐利的实践充当了帮手。
[1].钱霖亮《专访新晋列文森奖得主邓利杰：中国基层治理的奥秘与智慧》，澎湃；
[2].禹昂：《朝阳群众：难道真的“上面有人”》，公众号“微思客We Thinker”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禹昂在“微思客”上发布的书评内容，特此鸣谢。文内插图来自邓利杰的Making Neighbourhoods：The Government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s Cities一文，对这篇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阅读原文”搜索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