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茗 | 广场舞与实体书店：一座城市，两种烦忧-规划问道

“广场舞”和实体书店，虽不是左右民生的大事，却是一座城市的烦心事。人们对之抱有复杂的心情，而这复杂的背后实际上是当前城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改造问题。

最近，杭州晓风书屋将自己的一家分店开进了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大楼一层。除了晓风，在选址上同样另类的，还有开在地下车库的先锋书店，以及开在地铁站里的季风书园。

近年来，书店及其他文化艺术空间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在各类都市空间之中。而文化对空间的占领与改造，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占领和改造空间方面，最具创意与战斗力的，莫过于热爱广场舞的大妈和爷叔们。最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文化形态，虽然互不搭调，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

在

人们的第一反应中，大妈们跳的“广场舞”和街角的实体书店，恐怕是城市里互不搭调的两种文化形态。如果说它们有共同点的话，那便是在近几年的社会新闻里，不仅持续露面，而且总是收获意见不一的评价。

“广场舞”有时被视为城市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体现群众文艺的强大生命力，于是，“中国大妈在卢浮宫广场跳广场舞”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有时又被视为社会环境的“公敌”，周边居民对“广场舞”的噪音忍无可忍，不断做出五花八门的过激反应。而和实体书店相关的报道，则一再演绎同一个悲情故事——从经营困难，到无法坚持，再到关张或撤出市区。有人认为实体书店是城市文化精神的体现，有人则指出，面对网上书店和电子书阅读带来的现实冲击，与其重申精神理想，不如去探索更加可行的经营出路。

▲中新网：北京广场舞升级大妈穿军服齐跳水兵舞

可以看到，“广场舞”和实体书店，虽不是左右民生的大事，却是一座城市的烦心事。人们对之抱有复杂的心情，而这复杂的背后实际上是当前城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改造问题。

在近20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中，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疏忽了对人们能够自由使用、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的构想和设计，没能为城市建造和保留一定的公共文化空间。这一疏忽既由开发商自身利益决定，也因现有设计一味模仿西式社区，缺乏对中国人公共活动特性的思考而越显突出。社区之内如此，社区之外的空间也往往规划为与社区生活相配套的商业、绿化和交通用途，文化的用途通常不在考虑之列。没有公共文化空间，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对公共文化的日常需求。尽管这些疏忽很难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得到改善，但是，这并不妨碍居民们自行开发、“占领”和改造既有空间。当青年人在写字楼和居所间疲于奔命的时候，首先出来挑战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缺失状态的，自然是退休后的老人和放学后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喧闹的“广场舞”正由此而来。

▲插图来自《南方人物周刊》，《最炫民族风》的词曲作者张超说：“大家跳广场舞，有些人踩不着点子，听到我这个一下就踩到了。”

实体书店的窘境，很大一部分也由此产生。若对小区周边的店铺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十之五六是房产中介，十之三四是饭店、小超市、理发店，余下的可能是家居用品店、宠物店、服装店、银行等等。它们轮番倒闭，不断变幻着招牌，但再怎么变，都很少有书店登场。然而，对比一下30年前新华书店在城市中的分布，便可知道，状况并非从来如此。有人认为，在这一轮城市改造的过程中，实体书店网络的萎缩，是昂贵租金和新媒体冲击下的必然结果，是无需讨论的“事实”。如此论述者恰恰忘记了，实际的生活空间越是不提供阅读路径的多项选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阅读习惯就越是脆弱，越是受制于压倒一切的互联网。阅读也就此沦为城市里另一番无法安放的乡愁。

无论是“广场舞”还是新近成为热点的“不打烊”书店，不过是人们追求文化生活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在城市中的出现意味着，公共文化空间及其与社区建设、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与交通、生活设施、商业同等重要的议题，既需要政府负责任地规划、认真地建设，也需要社会的共同争取与积极维护。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不官不商，有书香”是杨绛先生对三联韬奋书店的评价。

当前，在高速发展的大城市中，这一规划和维护的阙如，使得一味商品化的城市空间现状，与人们对公共文化的强烈需求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既表现为，看到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越来越多的资本闻风而动，加紧经营“文化地标”和艺术中心，将这一公共需求替换为等级分明的品位序列，仅仅以小部分人为目标消费群体，文化沦为可供明码标价的私享物。也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在各类批评之下，加大对文化的投入，但实际操作结果却是将现有的文化空间重金保护起来，未能有效利用。殊不知，越是如此投入，当前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不均衡状况就越严重；越是只有进“城”才能分享公共文化，这一类公共文化自我养护的力量，就越孱弱。

而人们对空间匮乏所导致的城市文化形态，也缺乏足够的理解，常常被表面现象和即刻反应牵着鼻子走。比如，对“广场舞”的批评和对“不打烊”实体书店的褒扬，总是被“文明”“素质”一类的标签，导向不同代际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争吵：跳“广场舞”是没有素质的表现，“不打烊”书店是装“小资”的场所等等。沿着这一类讨论的思路，人们将不无惊讶地发现，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各类文化形态，非但没有凝聚社会人心，反而具有了某种分裂的力量，一再将人们区分为彼此歧视、互为他者的群体。

▲深圳中心书城24小时书吧，2006年11月1日开业，是中国内地坚持了最久的24小时书店。

这一状况提示我们，无论是对既有的公共文化展开厚此薄彼的投资，还是一次次地对高雅文化与通俗娱乐孰先孰后进行辩论，都已不是建设今天中国城市文化的理想路径。要把握和建设今天的城市文化，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像“广场舞”“不打烊”实体书店这样在空间匮乏的现实处境中倔强生长起来的城市文化形态，仔细辨认和体会由此呈现的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焦虑。在这些鲜活但不无缺憾的城市文化形态中，既蕴藏着对城市公共文化进行理解和修正的重要线索，也孕育着重新定义“城市文化”的真实能量。

毕竟，日常的公共生活和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是广义的文化的重要组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对我们“文化”的一个进步性的理解。如何将这一理解，与今天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切实匹配，使城市文化获得空间上的保障，使人们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恐怕正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课题。

■ 本文刊发于2014年5月9日《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原题名为《城市空间：“广场舞”与实体书店》。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都市文化与日常生活。

罗小茗 | 广场舞与实体书店：一座城市，两种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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