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作者题注：
写于2005年11月，发表在《城市规划》，2006年增刊，32~35，40页。收录于《城市地理求索：周一星自选集》，商务出版社，2010年，532-538页。
2005年12月20~22日参加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ICCDS）和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在香港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十一五规划城市发展论坛”。我以此文内容做主题报告。
文中的观点分别形成于2003至2004年几次城镇化的重要科研，我感觉十分重要。恰好2005年6~9月参与为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会起草“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报告文本，使我有机会集中运用这些观点。其中，关于中国城镇化1996年以来连续8年以1.43/1.44个百分点超高速增长有水分的观点，我认为事关重大，希望上层了解，在多次试讲中反映也很好。没有想到在最后时刻这部分内容被上面删掉了。当时我颇感遗憾和不解。
2005年9月29日下午3~5点我和同济大学唐子来教授一起在怀仁堂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讲解。在20分钟的问答中，胡锦涛同志首先提了个问题，他说“周老师讲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以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比较合适，但是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每年都增长1.44个百分点，这么快的速度，我国是不是过度城镇化了呐？”我最关心的问题在这个特殊场合以这种特殊形式出现了！不解终于释然，我的回答自然在这篇文章中你可以找到。
还有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我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预测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方案，但在给中央的讲稿中，为了避免复杂化用了年均0.8个百分点。在事后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我国首次给城镇化速度预定了一个指标，恰好就是0.8！比十五计划期间“统计上的”超高速度下降这么大的幅度！你不认为这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吗？
转眼之间，国家又在准备“十二五”规划了，城镇化肯定继续受到关注。如果“十二五”规划还要给城镇化下一个指标，我觉得年均有0.7~0.8个百分点就可以了。根据1982~2000年经过修补的城镇化水平数据和国家人均GDP数据的回归分析，我有一个经验关系，即人均GDP年升10％，全国城镇化水平大体年升1个百分点左右。同时，我更认为“十二五”期间国家应该更加关注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在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中期减速阶段的背景下，不必再强调加快城镇化发展了。
现在再回过头看1995~2003年间我国城镇化每年提高1.44/1.43个百分点的异速增长，明显背离了同期的经济增长。多年跟统计数据打交道，感慨万千。怪不得有人给“统计”下了一个山寨版的定义：统计即虚假的真实。
周一星先生讲课开始前在怀仁堂会议室留影（2005）
1 背景
有关“中国要走城镇化道路”的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了[1]。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外贸出口一度受阻，“变农民为市民”成为拉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城镇化到这时才成为舆论的中心。1998年中央提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2000年“十五计划”中首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之一。“十一五规划”继续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强调“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并首次提出城镇化水平的目标，为城镇化速度降温。
近年来，我参与过几次有关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多多少少与“十一五”规划有一些关系：① 2003年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城镇化水平值的修补和城市规模分布研究”；② 2003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第11专题“城市发展与城镇化科技问题研究”，提出“城乡划分的空间识别系统研究”报告；③ 2004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中国城镇人口和城镇化水平增长预测研究”；④ 2005年准备中央集体学习会材料“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这些研究中我逐渐对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形成了一些观点，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批评。
2 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几个观点
2.1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后就进入了中期加速阶段
在正常发展情况下，一个国家城镇化的发展会遵循S形曲线，这一趋势是被世界公认的。但中国在应用这一经验性的三阶段理论模型时常常把30％和70％两个转折点绝对化。似乎城镇化水平一到30％就会自动加速，一到70％就会自动放慢。其实城镇化的阶段还是要从城镇化的发展机制和进程的实际变化来判断。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在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在解放后经历了长期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发展，因此我国城镇化的前期阶段显得特别漫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由一元推动机制向多元推动机制转变（图1），我们判断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后就进入了中期加速阶段。而且只要政治、经济的发展没有大的波动，较快的速度会延续一段时间。
图1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多元形式
根据最近对Logistic方程的理论研究，我们修正了Northam的S形曲线，提出了新的城镇化水平四阶段模型[2]（图2）。根据这个模型，如果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水平饱和值为80%，则城镇化水平在40%左右时速度最快，以后应该在较快速度的基础上进入减速阶段。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0％，因此，继续提加速发展可能不妥。
图2 城镇化过程S形曲线四阶段的划分
2.2 中国近期城镇化的超高速增长主要是口径调整的结果，有水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1996至200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连续8年每年提高1.43/1.44个百分点[3]。这是非常高的速度，和大跃进三年年均1.45个百分点的速度相当。这种速度是统计口径调整造成的假象。
四普和五普城镇人口新老统计口径在2000年出现了大约4.7个百分点的差值。为了前后的衔接，有关部门把4.7个百分点的差值分摊在1996~2000五年里[（36.22－29.04）/5=1.436]，导致了连续五年的1.43/1.44个百分点的超高速增长，其中66％即每年0.94个百分点为口径调整的因素（图3）。同时，又重新整理和调整了原来1990~1995年的四普数据，形成5年里每年0.52/0.53个百分点的匀速增长 [(29.04－26.41)/5=0.526][4]。前后对比更加深了90年代后5年超高速增长的印象，然后又把这种速度简单延续到了2001、2002、2003年[3]（图3）。
图3 数据调整带来的中国城镇化超高速增长
这种超高速可能对未来我国的城镇化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误导，以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轻而易举。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统计公布的速度虽然略有下降，增长了1.23个百分点，速度仍然不低，城镇人口比重达到了41.76％。我们可以粗略的计算，按照现在公布的21世纪头三年的城镇人口和城镇化速度的数据，表明每年平均增加2157万城镇人口，扣掉原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假设为4 ‰，即平均每年192万）, 即意味着平均每年有近2000万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5年就是一个亿。这三年全国城镇平均新增就业岗位829万，即使全部用来满足乡村人口在城镇的就业，也远不能支持带眷系数很低的新增城镇人口。实际上我国城镇还有相当数量的失业劳动力[5]和新增劳动力，城镇的新增就业岗位不可能全部提供给进城的农民。这种过高、过快的估计是确实存在的。按照我的数据修补，1982~2000年间我国城镇化的平均速度为0.835个百分点，其中1982~1990年年均0.89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0.79个百分点，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6]。
2.3 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正在经历韩国和日本历史上有过的超高速城镇化，但是不能要求在全国尺度上重现这样的超高速
韩国城镇化水平从1960年的28％上升到1975年的48％，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从1975的48％到1995年的78％，年均递增1.5个百分点，创造了国家城镇化速度的奇迹。日本从1950年以后也有大致30年的类似过程，但速度比韩国稍低。有人以此为例，认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也应该达到1.5个百分点。这种判断值得商榷。“空间尺度”对于地理比较是非常重要的。中、日、韩三国的人口规模不在一个档次上，不能简单类比。日、韩在城镇化高速增长时期，东京、京阪神、名古屋和首尔、釜山等少数几个大都市区就容纳了全国大部分的转移人口。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就不现实。根据我们用五普标准对各省区1982~2000年城镇化水平值数据的修补可以知道[7]，1982~2000年18年来，广东城镇化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个百分点，浙江、江苏、上海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在1.3、1.4、1.5个百分点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韩国和日本的城镇化奇迹正在我国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核心的部分省区重现[8]，但是要求全国在总体上都达到这种速度显然是脱离实际的。
2.4 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以至更长远的城镇化进程应当和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保持相对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城镇化”现象
如果按照国家现在的基础数据来预测，那么十一五期间的城镇化速度会是非常快的，到2010年就可以突破50％。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在我们修补的数据基础上，用联合国法也预测了未来城镇化水平的理论值，结论是：2025年前我国城镇化的年均速度按照理论模型会达到或略超过1个百分点，2025年以后会逐渐放慢，低于1个百分点，估计2014年可能达到50％，2023年可能达到60％。
理论值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呢？我们就城镇化增长与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长和建设用地增长的关系对理论预测进行了验证。
就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规律性而言，城镇化速度选择年均增长0.6~0.8个百分点比较适当，这种速度要求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在6.4~8.6％之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按1个百分点或1.4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要求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1％和16％才能支撑，这是不可能的。
假设新增城镇人口的就业率保守地确定为50％，配合城镇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之间的统计关系，把现在我国每年八、九百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全部用来满足进城的乡村人口，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未来以低于1个百分点增长比较稳妥，不然城镇就业问题会十分严峻。实际上城镇自身还有大量新增劳动力和失业人员需要就业。
假设新增城镇人口按人均用地100 m2计，用以往的用地状况来加以验证。1991~2000年平均的城镇用地增长水平为1022 Km2，2001年新增用地是90年代平均用地量的2倍多（2079Km2），2002年是2.5倍多（2640Km2），分别呈无序和严重无序的状态[9]。城镇化若以年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镇年均用地量约需1700多Km2，已经远高于90年代平均的用地增长水平，但低于2001年和2002年无序状态下的用地增长水平。城镇化以0.8或0.6个百分点增长的用地水平（1412和1114 Km2）虽然高于90年代的平均状况，但均远低于2001年的用地增长速度，这种速度比较合适。
综合起来的初步结论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20世纪后20年的基础上仍会以较快速度推进，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是比较正常的，有把握实现的，高于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超高速的、有风险的，连续多年的1.44个百分点是有水分的，是不可能的。在正式场合，我的建议是0.8个百分点。
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城镇化目标是2010年达到47％，2005年的公布值为43％，即2005~2010年间平均速度为0.8个百分点，比1.4个百分点的超高速下降很多，这一种降速传递了一种重要的信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城镇化目标是理性的、可以接受的。
还应该从城镇化与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据统计，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4%[10]，而为此消耗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分别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中国的城镇化绝对不能在如此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支持下来推进。
2.5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相适应，在继续推进城镇化战略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质量
从城镇化的实际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考察，可以存在三种城镇化的状态：适度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和低度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是西方学者针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城镇化速度超越经济发展时提出来的。低度城镇化则是美国学者在1989年针对中国的情况而提出来的[11]。
中国的城镇化究竟是超前还是滞后？学术界在90年代有过大量的讨论。改革开放以前30年，中国有意抑止农村人口流动，无力大量投资城市建设，执行的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有人称之为“非城镇化的工业化道路”。除了大跃进的几年外，中国的城镇化肯定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经历了改革开放，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都得到持续的快速增长后，应该如何判断？有几种不同观点。
相当多的学者主张中国仍然是低度城镇化，其依据主要是我国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在90年代末已经达到50％，而城镇人口比重却要低10个以上百分点；有人以二产的产值比重与二产的就业比重依然严重背离，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依然严重滞后工业化进程[12]；用多个世界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数学模型来验算，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都偏低，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我国的人均GDP，城镇化滞后则更加厉害[13]。
有少数人主张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乡村人口乘上一个抚养系数作为“隐形城市人口”计入城镇化水平，认为中国非但不滞后，反而是“隐形超城镇化”[14]。还有少数人则主张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仅稍显滞后或并没有滞后[15]。
直到2000年我还是“滞后论者”[16]。近年的研究改变了我的看法。我认为：（1）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本来就是有合理偏差幅度的统计规律，不是一个定数规律。（2）根据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增长的实际速度都比较快，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下中等收入国家组的平均水平（43％）[17]，人均GDP也已经接近下中等收入国家组的平均水平（1390美元）[18]。城镇化滞后已经不成为突出的矛盾。（3）国家公布的城镇化水平数据偏高，速度偏快，在不加纠正的情况下，不能再“火上加油”。（4）当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以后，城镇化水平也成了各级政府的政绩指标之一，在舆论宣传上偏热，地方攀比比较严重，不要再“火上加油”。
“滞后论”和“超前论”到今天应该已经互相靠拢，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并不滞后，在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城镇化质量低下体现在很多方面：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又可能产生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19]；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小城镇发展缺乏活力，等等。这些正是政府近些年最关注的问题。
3 结语
（1）人们一向关注GDP的增长率。其实，在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年代，城镇化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指标，不过和GDP一样，城镇人口比重指标也有缺陷。
（2）要尊重城镇化的发展规律，要避免大起大落。在发展顺利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过度城镇化。
（3）要充分估计到中国城镇化过程的艰巨性，树立城镇化进程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的观念。城镇化要与经济增长、新增就业、资源、环境、生态保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关系。
（4）中国区域差异巨大，推进城镇化要考虑多种模式。
（5）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和稳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注释：
[1] 吴友仁：“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城市规划》，1979年第5期，13~25页。
[2] 陈彦光、周一星：“城市化Logistic 过程的阶段划分及其空间解释－对Northam曲线的修正与发展”，《经济地理》，2005年第6期，817~822页。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41页。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93页。
[5] 每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46页。实际上这三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平均为750万，可见《中国统计摘要2005》，47页。
[6] 周一星的调整可见Yixing Zhou,Laurence J.C. Ma， “
[7] 1982-2000各省区城镇化水平按五普口径调整的结果可见周一星、于海波、田帅：“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修补和城市规模分布研究”，《转型期的中国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课题》，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467~492页。
[8] 韩国10万Km2,4800万人；广东省18万Km2, 8600万人，相对可比。日本38万Km2, 13000万人；沪苏浙三省市21万Km2,14000万人，相对可比。
[9] 李兵弟：“关于城乡统筹发展方面的认识与思考”，《城市规划》，2004年第6期，9~19页。
[10] 此处4%没有考虑经济普查结果2004年的GDP比原数据大16％以后的调整。
[11] Ran, M. and Berry, B. J. L.,Underurbanization Policies Assessed:
[12] 刘勇、谢扬：“十一五时期城镇化若干战略问题”，《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2006-2020》，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246~262页。
[13] 例如钱纳里模型、周一星模型、辜胜阻模型、俞德鹏模型等。
[14] 见邓宇鹏：“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当代财经》，1999年6期，20~23页。
[15] 见刘勇：“我国城镇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4日，⑧版；刘连银： “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21~26页。
[16] 周一星、王玉华：“中国是不是低度城镇化？”《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6期，39~45页。
[17]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281页。
[18]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253页。
[19] 见杨重光：“警惕城乡二元结构演化为城市二元结构”，《城市评论》，2005年第6期，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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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 品读前辈经典】周一星先生专栏•叁：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是基本概念的正确性
• 周一星先生专栏•壹：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
致 谢
本文为周一星先生专栏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藉此发布之际再次感谢周老先生给予的宝贵资源支持以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中心张莉女士提供的热忱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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