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文章编号】1002-1329 (2018)05-0047-09
【中图分类号】TU984；F12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80508a
【作者简介】
何鹤鸣(1987-)，男，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战略研究室副主任。
张京祥(1973-)，男，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本文通讯作者。
耿 磊(1985-)，男，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战略研究室主任。
【收稿日期】2017-05-10
“收缩”是当前国内外城市研究的新兴领域，对增长导向的传统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也体现出学术界对“唯增长论”的理性反思。自“收缩城市”一词提出以来，西方学者围绕概念界定、形成机制以及治理应对等方向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5]，总结出了穿孔式收缩城市、圈饼式收缩城市等不同类型的收缩现象[6]。除了在城市总体尺度上展开研究外，开始关注城市内部居住区的局部收缩现象以及应对策略[7-8]。既有的国际研究表明，城市收缩具有地方性和多维性的特征：城市收缩与相应的社会经济情景密切相关，并在不同的区域、城市、片区尺度上呈现差异性。因此，中国城市的收缩研究，必然无法回避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语境。近年来，收缩理论和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部分学者积极引介了西方城市收缩的理论体系与应对收缩的国际经验[9-14]；部分学者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收缩现象进行了研究[15-18]，证实了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普遍存在；部分学者则开始关注到中国城市收缩的独特性，尝试建构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的总体框架[16]，揭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空间扩张、人口收缩等悖论[19-20]，基于收缩形成的差异机制，探讨了中国城市收缩的分类，包括趋势型收缩、透支型收缩和调整型收缩[21]。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收缩的研究尚属起步，对城市内部的具体收缩现象关注较少，基于中国特殊社会经济语境的理论建构与机制分析也相对缺乏。
中国此前高速、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催生了工业用地比例奇高、用地功能单一的工业园区开发模式；而在经济增长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都正发生巨大转变的转型语境中，工业园区将率先面临尤为严峻的收缩压力。可以说，作为曾经服务于中国快速增长奇迹的一种空间形式，工业园区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一直深刻地嵌套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路径与治理脉络之中。因此，对于工业园区的收缩研究，将区别于既有的国际经验，成为中国城市收缩研究的重点领域与独特样本。事实上，在沿海先发地区的工业园区(尤其是开发区)中，传统企业倒闭、产房闲置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现象不同于老工业基地的普遍衰退，更能体现中国发展的时代特点和复杂性。因此，本文选取开发区为研究对象，试图基于中国经济环境与治理环境的“双重”转型特点，解析开发区收缩的特征，建构开发区收缩现象的形成逻辑，以常州高新区黄河路两侧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并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
2.1 经济环境转型：增长与收缩叠加
在既有的西方研究中，城市收缩往往与城市衰退存在内涵上的普遍关联。城市收缩被认为是反映经济衰退中就业供需结构的失衡[22-25]、内城地区空间环境的衰败[26-27]以及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28]等社会经济问题。有学者甚至将经济衰退作为界定城市收缩的基本条件之一，认为收缩与衰退存在必然的一致性，表征着增长动力的丧失。
与西方国家收缩现象发生时的去工业化环境不同，中国当前面临着去工业化、再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多种产业路径相互交织的叠加语境，因而，将呈现出经济转型而非衰退的特征，并将导致增长与收缩并存的非均衡空间格局。随着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工业基地的角色正被替代，大量外向型的传统工业(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正面临着类似西方去工业化时期的重大冲击，成为城市收缩的诱因。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孕育着再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新增长动力。再工业化源于传统工业的自主升级和创新知识的产业化，表现为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工业现代化。后工业化则表现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以满足工业升级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需求。再工业化、后工业化与去工业化形成对冲，使中国城市收缩的机制和现象变得更为复杂。收缩将可能是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而非长期的衰退趋势[29]。在空间表现上，区别于西方国家普遍的、大范围的收缩，去工业化带来的收缩与再工业化、后工业化带来的增长相互叠加，将可能导致中国城市出现增长与收缩共存的现象。
2.2 治理意识转型：增量与提质并重
在既有的西方研究中，政府在收缩过程中多处于被动应对的角色。面对已经发生的收缩现象，政府开始转变早期的抵触和避讳态度，抑或是尝试重新定位城市的产业功能，以实现再增长为目的[30]；抑或理智地接受收缩的客观趋势，继而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方式[31-32]，探索“精明收缩(smart shrink)”的系统方法[33-35]。虽然政府面对收缩的态度和做法存在转向，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其被动应对的角色，政府的干预作用主要体现在已经发生收缩现象的“后收缩”时期。
与西方国家被动应对的政府角色不同，中国当前的部分收缩现象可能是政府为实现质量提升、结构优化等发展目标而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可以视为(相对于市场选择)更为超前、更有计划的治理策略。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关系向来都是影响城市空间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从1990年代开始的相当长时间内，“增长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36-37]，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的主导作用以及政企增长联盟的形成，促成了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和城市空间的跨越式扩张。同样地，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空间的收缩也并非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治理意识的转变对其影响巨大。随着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先发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盲目、无序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转而关注效益和品质的提升，探索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因此，政府开始利用传统工业企业的衰退契机，以更合理的空间结构和更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导向，推动低效空间的腾退置换，并积极进行战略性空间的储备。政府的干预在一定空间尺度、一定时期中引发、加速了收缩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收缩并不是政府治理的最终目的，而是作为一种“以收缩换发展”的手段，为了打破存量空间固有的约束(已经存在的产权关系和运营项目)，并创造空间重整的可能性，服务于政府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因此，中国的收缩现象并不是单纯由社会经济衰退的客观趋势所引起，也可能是由政府推动转型发展而导致(图1)。
▲ 图1 | 政府-市场视角中增长与收缩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and shrink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market
3.1 调整型“穿孔”的概念界定
自1990年代初以来，各类经济开发区一直作为中国城市经济与空间增长的主要载体，相应地，受中国转型语境的影响也尤为直接，是城市中最有可能率先出现收缩的地区，更是观察、探究具有中国语境特色的收缩现象的典型样板。当前对于收缩现象的具体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38-39]。考虑到开发区作为城市的产业集聚区，其主要职能也是为城市提供经济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开发区收缩现象的界定，可采用如下标准：企业利润或税收(下文简称利税)等土地经济产出的减量，产业空间(厂房、用地)的闲置，并伴随着就业人员的减少。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语境，试图建构出一种开发区局部收缩的类型，并将其描述为调整型“穿孔”。“穿孔(perforated)”较早地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原东德城市的内城收缩现象[40-41]，计划经济时期分散布局于内城的“单位大院”随工厂的衰落而解体，部分地区原有居民外流，闲置、荒废的空间与尚在使用的空间交错混合，形成不连续的城市肌理。借鉴“穿孔”这一比喻，本文所述的调整型“穿孔”更加强调转型语境中政府-市场调整作用，以及局部收缩与外围增长的反差。具体可以界定为：政府出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目的，利用局部地区传统企业衰退的市场契机，以主动干预的方式，导致或加剧局部地区的收缩。调整型“穿孔”是一种以经济环境转型为契机，受到治理意识转型直接影响的收缩模式，是市场调整与政府调整互动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针对特殊地区的主动治理策略。这类局部收缩现象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开发区已经面临紧迫的发展危机，也不意味着收缩的范围会持续扩大。相反地，局部的收缩可能伴随着开发区整体的增长或周边地区品质的提升，局部地区与外围地区剧烈的反差恰恰如同地理“穿孔”的现象(图2)。
▲ 图2 | 调整型“穿孔”的空间特征
Fig.2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ulative perforation
3.2 调整型“穿孔”的形成机制
3.2.1 市场调整作用下增长与收缩的情景
开发区正经历制造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市场选择过程，企业衰退的压力与增长的机遇并存，企业结构呈现快速演替。一方面，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挤压和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抬升的背景下，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企业(以下简称A类企业)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快速进入企业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出现倒闭、利税下降、就业减少等现象。另一方面，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新兴或转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B类企业)，仍然具有产能增长、效益提升的潜力；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企业(以下简称C类企业)开始成为开发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物流、科技、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业，以应对生产、生活质量提升的新诉求。企业演替的不同路径决定了开发区(整体或局部)收缩或增长的不同情景(图3)：当A类企业的利税、就业减少数量小于或等于B、C类企业的增长贡献，则传统企业被完全替代，地区将继续保持增长或稳定状态；相反，当A类企业的利税、就业减少数量大于B、C类企业的增长贡献，则地区呈现收缩现象。
▲ 图3 | 市场调整作用下的增长与收缩情景示意
Fig.3 Illustration of growth and shrinkage with the effect of market adjustment
3.2.2 政府主动调整下的局部收缩
开发区的局部收缩往往不仅源于纯粹的市场选择，更是政府为优化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而主动干预的结果。基于特定的发展意图，政府有可能对企业演替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增长情景向收缩情景的转变，增加收缩情景的产生概率与收缩程度(图4)。在开发区中，传统企业相对集中的局部地区往往是开发区的起步区，又因靠近城区的区位优势，成为开发区甚至全市空间结构调整的战略地区。针对此类地区，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首要目的不是应对传统企业衰退带来的收缩危机，而是趁企业衰退之时，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空间的品质提升。
▲ 图4 | 政府主动调整下的收缩效应
Fig.4 Shrinking effect of the government’s active policy adjustment
在特定产业发展意图的引导下，政府针对局部地区的不同企业采取差异的治理策略：对于衰退的传统企业提出土地收储计划，并进行战略储备；对于仍然具有潜力但是不符合地区产业发展定位的存量企业，通过厂区腾退置换、增量外迁等方式，引导产能逐步向开发区其他地区转移；对于具有入驻意愿的增量企业，设定明确产业门槛，与产业目标进行严格比照、筛选。受企业清退、土地收储等政府干预的影响，A类企业的衰退速率将显著提升；受腾退置换、增量外迁、入驻产业类型管制等政府干预的影响，既有B、C类企业的利税、就业贡献被转移到其他地区，潜在B、C类企业大部分被排除在“门槛”之外，利税和就业增长贡献将有所下降，对于A类企业的替代能力不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B、C类企业的增长被向外转移，局部地区收缩的过程反而将支撑周边地区快速扩张，加剧开发区内部增长与收缩的非均衡格局。
案例区位于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黄河路两侧，面积约9.7km2，约占全区城乡建设用地的1/20，约占全区城镇工业用地的1/8。早在上世纪90年代，该地区就开始发展工业，至今已持续20余年，是常州市高新区的工业起步之地。目前案例区仍然以工业用地为主。近年来，案例区的区位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北邻京沪高铁站、东临黄河路商务区、环球恐龙城，高铁枢纽区、城市核心区边缘的双重区位优势不断凸显(图5)。特殊的区位条件决定了案例区的发展将受到高新区甚至常州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空间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
▲ 图5 | 案例区在常州市区范围内的区位示意
Fig.5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in Changzhou
4.1 局部收缩的“穿孔”特征
4.1.1 开发区的总体增长态势
常州高新区长期以来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是推动常州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引擎板块。GDP和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平稳提升(图6)。在保持工业主导地位的同时，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2.0∶67.0∶31.0逐步优化为2014年的1.8∶58.0∶40.2，从工业强区向综合新区的转型趋势明显。2006-14年间，高新区对常州市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图7)，以常州市1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常州市18%的地区生产总值、23%的工业增加值。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高新区的空间呈现向外扩张趋势，“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在2km2以上。同期，高新区的人口吸纳能力不断提升，成为全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
▲ 图6 | 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变化
Fig.6 Change of the main economic indexes in Changzhou High-Tech Zone
▲ 图7 | 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市比重变化
Fig.7 Change of economic weight of Changzhou High-Tech Zone
4.1.2 案例区的收缩现象
就在高新区总体增长的背景下，案例区却呈现出与总体趋势相悖的收缩现象，成为镶嵌在增长区域中的“穿孔”。案例区内现有近300家企业，产业类型极为混杂(图8)，既有传统企业也有高新技术企业。排除20家因拥有多个生产基地而无法独立统计税收的企业外，其余企业总税收贡献从2011年开始逐年下降(图9)。基于案例区中200家企业(占总数2/3)提供的信息，2014年的工业总产值和就业人数均比2010年有明显减少(图10)。企业经营状况参差不齐，经营不善的企业居多(图11、表1)。案例区内15%以上的土地处于空置、闲置状态；占地超过50%的企业出现亏损或面临利润下滑的危机。仅有30%的企业仍然保持稳定盈利状态，而其中又有将近1/3的企业已经把主要的生产业务迁出案例区。案例区呈现收缩现象的原因，除了源于传统企业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中难以为继外，很大程度是受到政府的主动干预。
▲ 图8 | 产业类型的分布
Fig.8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al types
▲ 图9 | 案例区历年贡献税收总额变化
Fig.9 Change of the total fis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study area
注：排除其中20家难以独立排除计算税收贡献的企业。
▲ 图10 | 案例区主要企业的产值贡献与就业变化
Fig.10 Change of the output value and employment of key enterprises in the study area
注：基于案例区中200家企业(占园区2/3)的抽样调查。
▲ 图11 | 企业经营情况的分布
Fig.11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conditions of enterprises
▲ 表1 | 各类企业数量以及占地情况
Tab.1 Number of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their site areas
4.2 政府干预的收缩效应
4.2.1 转型目标的确立
为了促进产城融合、顺应功能综合化的诉求，早在2010年高新区政府就提出了“一城三区”的总体空间结构(图12)，把案例区作为北部新城的重要组成。同时，明确表示要以北部新城作为城市建设的核心，发展行政教育、商务商贸、创意研发、旅游休闲、高品质居住等功能；制造业功能将向外围的滨江高新技术产业片区、黄河路高新技术产业片区集中。2012年高新区政府进一步细化各区功能，提出“十大板块”的建设思路(图13)。案例区所处的通江中央商务城被规划以高端商务办公、高端企业总部为主要功能，案例区则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目标产业。政府希望通过案例区的功能转型，缝合产城关系，拓展城市服务功能，为外围的产业片区提供创新升级的服务支撑，也为未来高端功能的进一步集聚奠定基础。对案例区战略地位的认知和功能转型的巨大期待，成为政府积极开展空间治理，加速局部收缩过程、加剧局部收缩现象的逻辑出发点。
▲ 图12 | 高新区“一城三区”布局
Fig.12 Overall spatial structure of Changzhou High-Tech Zone
注：根据高新区相关规划改绘。
▲ 图13 | 高新区“十大板块”布局
Fig.13 Ten functional areas in Changzhou High-Tech Zone
注：根据高新区相关规划改绘。
4.2.2 超前征收低效土地用于战略储备
长期以来，案例区的土地再开发一直遵循着快速滚动的“收储—再出让模式”。政府基于相对明确的用地需求开展土地征收工作，以保证资金的尽早回笼且带动工业升级。仅2005-10年间，案例区内就有83宗土地(约占工业用地总面积的25%)通过再开发实现工业置换升级。在功能转型目标的引导下，政府对案例区的再开发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一方面，在市场尚无明确用地意向的情况下，政府仍然积极与经营不善的传统企业进行对接，希望趁企业经营的困难期，能以相对较低的补偿价格收储土地；另一方面，政府并不急于将土地进行二次出让，而是参照功能转型的要求严格筛选项目。在没有合适项目的情况下，则作为战略储备空间进行预留，这也就导致了案例区内征而不让的土地空置现象。超前征收低效土地用于战略储备，导致并加速了物质空间的“收缩”。
4.2.3 主动外迁增长的工业企业
为了加快案例区的功能转型，也为了支撑外围产业片区中各类专业型工业园区的增长，高新区政府主动引导案例区内具备增长动力的工业企业向外迁移。由于案例区存在产业混杂、增量空间不足、存量空间利用难度较大等问题，对企业的规模化扩张和品牌形象的提升产生了消极影响，部分成长中的工业企业也存在外迁的自发诉求。这恰恰与政府转型发展的意愿相互吻合，政府通过生产设备更新、升级的财政奖励和相应的税收优惠，激励企业重建生产线、扩大生产规模，并提供空间选址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进而引导企业向外围搬迁。而原来的厂区或暂时闲置，或由政府收购、返租，呈现出“伪停产空置”的现象。以案例区中某制药企业为例，在政府的引导下，向外搬迁至生命健康产业园，占地面积扩大至原来的3倍，而原厂用地则处于闲置状态，处置方式尚待与政府进一步的洽谈。
5.1 收缩、增长与再生的辩证关系
调整型“穿孔”作为开发区的局部收缩现象，反映了在转型过程中收缩与增长的辩证关系。基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开发区的局部收缩与整体增长同时存在，局部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正在发生的整体增长，并为未来品质更高、更可持续的增长储备资源与动力。收缩与增长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空间现象，统一于特定发展阶段政府与市场互动调整的过程之中。局部收缩并不是纯粹的市场选择结果，而是融合了政府主动调整的治理意图。局部收缩并不是进入衰退趋势的信号，而是转型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现象。局部收缩并不意味着增长的终结，而更可能预示着新增长方式的开启。因此，无需以避讳的态度对待开发区的“穿孔”现象，它不但是企业市场化演替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阶段，更是政府优化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增长与收缩存在辩证关系，但是政府对于局部收缩地区的干预方式仍然有待于不断的检验与优化。行之有效的转型治理不仅在于加速收缩的过程，更应该缩短收缩的周期，尽快激发地区的经济活力。若收缩的持续时间过长，无疑将导致空间资源的浪费和财政投入的低效沉淀，更容易催生消极空间(垃圾堆场、货品仓库等)；巨大的负外部性又将降低企业入驻的积极性。因此，局部收缩既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也应该辩证地视为需要不断调控、积极应对的问题。政府需要与市场形成持续的良性互动机制，将收缩现象置于可控的范畴之中，寻求理性“收缩”与积极“再生”的协同方式。
5.2 “触媒式”的城市修补策略
“触媒式”的城市修补策略，是调控局部收缩进程，加速地区经济活力再生的有效手段。触媒思维的精髓在于以有限投入盘活整体活力，以有序投入带动系统增长，是一种精明的供给策略。其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收缩态势，但却能够系统活化地区经济氛围，为经济活力的再生奠定基础。
5.2.1 阶段性培育产业型触媒
在新产业尚未大规模兴起的过渡时期，政府可以通过建设孵化器的方式，暂时利用闲置空间，超前培育目标产业。孵化器的建设虽然不能立即带来利税的增长，甚至需要追加一定的财政投入；但能够为地区的产业转型积蓄潜力、形成新产业源头，增加地区的人气和活力，并能向社会传递出政府推动转型和发展新产业的意图。实际上，案例区已经开展了公私合营、回购分租等多种形式的孵化器建设。以区内某电商孵化器为例，政府通过税收与租金补贴，鼓励闲置的纺织厂暂时改造为电商孵化器，以推动周边制造业的“互联网+”进程。原业主以略低于产房租赁的市价标准(12元/m2·月)收取租金，其中政府负担50%的租金。
5.2.2 针灸式植入项目型触媒
通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政府投资项目的先导布局，逐步改善区内投资、经营环境，提升转型发展的市场预期，进而带动园区的总部化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介入。结合土地储备的情况和空间转型的目标，综合形成规划方案。集中政府有限的财政力量，重点对规划的公共绿地、重大交通设施、创新服务平台等公共项目进行优先收储和建设，以优化景观格局和提升空间品质。同时，适度超前地对项目周边地块进行收储，以保留公共项目产生的土地溢价。积极鼓励旗舰性的市场项目在周边进驻，形成由政府-市场联动的经济增长点和品牌形象区。
5.2.3 两方面建构制度型触媒
通过“倒逼+引导”的制度设计，提高原企业主体参与转型的积极性，降低政府投入和市场介入的成本。局部收缩地区的转型过程，同时也是存量用地再开发和土地产权交易的过程。因此，转型的推进有赖于更高效的产权交易制度。一方面，针对工业用地初始出让价格较低、原企业主体转型积极性弱的问题，可以通过土地绩效、节地标准的设置和动态考评，提高原业主的土地持有成本，促使其主动参与转型或尽早将低效用地交由政府收储；另一方面，探索原业主自主转型的模式，在符合一定的规划约束条件(例如功能、开发强度等)和产权交易条件(例如补缴地价)时，引导原业主自行或联合市场主体进行厂房改造和功能置换。
中国特殊的转型语境是认识、理解“中国式”收缩的重要脉络。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收缩现象发生时普遍的去工业化环境不同，在中国经济环境转型的语境之中，产业增长的机遇和衰退的危机并存，将导致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拼贴共存。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被动应对的政府角色不同，在中国政府治理意识的转型语境之中，收缩将可能是政府为实现更优质发展模式而主动采取的治理策略。因此，“中国式”收缩将以特定形式与增长共生，其产生的原因与政府干预密不可分。本文对于开发区局部收缩现象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诉判断的思考与论证，并对西方研究中增长与收缩的对立关系、政府对待收缩时的被动角色等认识形成补充。
开发区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特色的增长引擎，恰恰具备转型语境下收缩研究的样板意义。本文所述的调整型“穿孔”，借鉴了西方研究对收缩现象的生动描述，更加强调转型语境中政府-市场的调整作用，以及局部收缩与外围增长的对比反差。调整型“穿孔”是一种在开发区转型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局部收缩现象，其以经济环境转型为契机，受到治理意识转型的直接影响。政府基于优化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的发展意图，当传统企业呈现衰退态势时，通过土地收储、企业清退等方式加速传统企业衰退，同时通过设置准入门槛、外迁企业产能等方式控制区内非目标型企业的增长，进而增加收缩情景的产生概率与收缩程度。局部收缩现象并不是开发区面临发展危机的信号，而可能伴随着、甚至支撑着开发区整体的增长，并带来发展品质的不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调整型“穿孔”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收缩亦可以理解为伴生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是长期、过度的收缩仍然会产生土地资源浪费、财政投入低效沉淀等负面效应。因此，应该将收缩置于可控的范畴之中，寻求理性“收缩”与积极“再生”的协同方式，以尽快促成转型，这才是“精明收缩”的应有之义。本文所提出的“触媒式”城市修补策略仅仅从一个侧面建构了刺激地区活力“再生”的治理设想，收缩地区的再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是否应该动态地调整发展目标以避免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现矛盾?如何来评价“触媒式”投入的绩效，其是否会打乱应有的收缩进程？……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续的补充研究。
( 致谢：感谢调研过程中常州市规划局新北分局、常州市规划设计院给予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HAASE D，HAASE A，KABISCH N，et al. Actors and Factors in Land-Use Simulation: The Challenge of Urban Shrinkage[J].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2012，35(5):92-103.
2 HAASE A，GROSSMANN K，RINK D. Shrinking Cities in Postsocialist Europ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ir Analysis for Today’s Theory-Making[C]. Conference: Resourceful Cities，2013.
3 HAASE A，RINK D，GROSSMANN K，et al. Conceptualizing Urban Shrinkag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14，46(7):1519-1534.
4 WIECHMANN T，PALLAGST K M. Urban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the USA: A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Local Strateg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2，36(2):261-280.
5 HOEKVELD J. Time-Space Relation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hrinking Regions[J]. Built Environment，2012，38(2):179-195.
6 CUNNINGHAM-SABOT E，FOL S. Schrumpfende Stdte in West Europa: Fallstudien Aus Frankreich und Grossbritannien[J]. Berliner Debatte Initial，2007，1:22-35.
7 DENG C B，MA J J.Viewing Urban Decay from the Sky: A Multi-Scale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Vacancy in a Shrinking US Cit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5(141):88-99.
8 DOMENICO C，FRANCESCO R，FRANCESCO S.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Urban Shrinkage: Issues and Scenarios in Taranto[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5，23(1):126-146.
9 高舒琦. 收缩城市的现象、概念与研究溯源[J]. 国际城市规划，2017，32(3):50-58.
GAO Shuqi. Tracing the Phenomenon，Concept and Research of Shrinking Citie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17，32(3):50-58.
10 高舒琦. 收缩城市研究综述[J]. 城市规划学刊，2015(3):44-49.
GAO Shuqi.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Shrinking Cities[J]. Urban Planning Forum，2015(3):44-49.
11 黄鹤. 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策略及其在美国的实践[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1(3):157-168.
HUANG He. Smart Decline: Planning Measures for Urban Decay and Its Practice in US[J].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2011(3):157-168.
12 徐博，庞德良. 增长与衰退:国际城市收缩问题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 经济学家，2014(4):5-13.
XU Bo，PANG Deliang. Growth and Decline: A Study on Shrinkage of International Ci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Economist，2014(4):5-13.
13 杨东峰，殷成志. 如何拯救收缩的城市:英国老工业城市转型经验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13，28(6):50-56.
YANG Dongfeng，YIN Chengzhi. How to Save the Shrinking Cities: Old Industrial Cities’ Transition in the UK[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13，28(6):50-56.
14 马佐澎，李诚固，张婧，等. 发达国家城市收缩现象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人文地理，2016(2):13-17.
MA Zuopeng，LI Chenggu，ZHANG Jing，et al. Urban Shrinka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Human Geography，2016(2):13-17.
15 毛其智，龙瀛，吴康. 中国人口密度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从2000年到2010年[J]. 城市规划，2015，39(2):38-43.
MAO Qizhi，LONG Ying，WU Kang.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xploration on Urbanization Pattern in China: 2000-2010[J]. City Planning Review，2015，39(2):38-43.
16 龙瀛，吴康，王江浩.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J]. 现代城市研究，2015(9):14-19.
LONG Ying，WU Kang，WANG Jianghao.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J]. Modern Urban Research，2015(9): 14-19.
17 吴康，龙瀛，杨宇. 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的局部收缩: 格局、类型与影响因素识别[J]. 现代城市研究，2015(9):26-35.
WU Kang，LONG Ying，YANG Yu. Urban Shrinkag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Pattern，Trajectory and Factors[J]. Modern Urban Research，2015(9):26-35.
18 李郇，杜志威，李先锋. 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J]. 现代城市研究，2015(9):36-43.
LI Xun，DU Zhiwei，LI Xianfe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City Shrink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Modern Urban Research，2015(9):36-43.
19 杨东峰，龙瀛，杨文诗，等. 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收缩悖论[J]. 现代城市研究，2015(9):20-25.
YANG Dongfeng，LONG Ying，YANG Wenshi，et al. Losing Population with Expanding Space: Paradox of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J]. Modern Urban Research，2015(9):20-25.
20 龙瀛，吴康. 中国城市化的几个现实问题:空间扩张、人口收缩、低密度人类活动与城市范围界定[J]. 城市规划学刊，2016(2):72-77.
LONG Ying，WU Kang. Several Emerging Issue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Spatial Expansion，Population Shrinkage，Low-Density Human Activities and City Boundary Delimit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2016 (2): 72-77.
21 张京祥，冯灿芳，陈浩. 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与中国本土化探索[J]. 国际城市规划，2017，32(5):1-9.
ZHANG Jingxiang，FENG Canfang，CHEN Ha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China’s Exploration of Urban Shrinking[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17，32(5):1-9.
22 HUERMANN H，SIEBEL W. Die Schrumpfende Stadt und die Stadtsoziologie[J].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1988，29:78-94.
23 HOWE S R，BIER T，ALLOR D，et al. The Shrinking Central City amidst Growing Suburbs: Case Studies of Ohio’s Inelastic Cities[J]. Urban Geography，1998，19(8):714-734.
24 PALLAGST K. Shrinking Cities: Planning Challeng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Urban Infill，2008(1):6-16.
25 WIECHMANN T. Errors Expected：Aligning Urban Strategy with Demographic Uncertainty in Shrinking Cities[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2008，13(4):431-446.
26 BEAUREGARD R A. Voices of Decline[M]. Blackwell，Malden，MA，2003.
27 MARTINEZ-FERNANDEZ C，AUDIRAC I，FOL S，et al. Shrinking Cities: Urban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2，36(2):213-225.
28 WIECHMANN T，PALLAGST K M. Urban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the USA: A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Local Strateg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12，36(2):261-280.
29 杨振山，孙艺芸. 城市收缩现象、过程与问题[J]. 人文地理，2015(4):6-10.
YANG Zhenshan，SUN Yiyun. City Shrinking: Phenomenon，Progress and Problems[J]. Human Geography，2015(4):6-10.
30 PEDRONI T C. Urban Shrinkage as a Performance of Whiteness: Neoliberal Urban Restructuring，Education，and Racial Containment in the Post-Industrial，Global Niche City[J]. 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2011，32(2):203-215.
31 SCHILLING J，LOGAN J. Greening the Rust Belt: A Green Infrastructure Model for Right Sizing America’s Shrinking Citi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2008，74(4):451-466.
32 BLANCO H，ALBERTI M，OLSHANSKY R，et al. Shaken，Shrinking，Hot，Impoverished and Informal: Emerging Research Agendas in Planning[J]. Progress in Planning，2009，72(4):195-250.
33 DETTMAR J. Naturally Determined Urban Development[R]. Shrinking Cities，2006.
34 GRISWOLD N G，NORRIS P E. Economic Impacts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Abandonment and the Genesee County Land Bank in Flint，Michigan[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Land Policy Institute，2007.
35 HOSPERS G J. Coping with Shrinkage in Europe’s Cities and Towns[J].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2013，18(1):78-89.
36 张京祥，赵丹，陈浩. 增长主义的终结与中国城市规划的转型[J]. 城市规划，2013(1): 45-50.
ZHANG Jingxiang，ZHAO Dan，CHEN Hao. Termination of Growth Supremac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 Planning[J]. City Planning Review，2013(1): 45-50.
37 何鹤鸣. 增长的局限与城市化转型——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转型、资本与城市化的交织逻辑[J]. 城市规划，2012，36(11):91-96.
HE Heming. Growth Limits and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Logical Relations Among Social Transformation，Capital，and Urbaniz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2012，36(11):91-96.
38 PALLAGST K，SCHWARZ T，POPPER F J，et al. Planning Shrinking Cities[J]. Progress in Planning，2009，72(4).
39 PALLAGST K. The End of the Growth Machine: New Requirements for Regional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Shrinking Cities[C]//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 Conference. October，2005: 27-30.
40 SCHETKE S，HAASE D. Multi-Criteria Assessment of Socio-Environmental Aspects in Shrinking Cities: Experiences from Eastern Germany[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08，28(7):483-503.
41 FUNRICH M，ROBERT K. Der Osten-Jetzt Auch im Western? Stadtum-Bau-West und Stadtumbau Ost-Zwei Ungleiche Geschwister[J]. Berliner Debatte Initial，2005，16(6):41-54.
本文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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