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张高攀 中规院学术信息中心 高级规划师;单彦名 中建院 高级规划师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城中村”一般处于城市重要区位,土地价值再释放的潜能十分巨大。所以,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也为了快速提升城市环境,往往直接采用推土机式的改造方式。这样以来,“城中村”原来特有的空间肌理、丰富的地脉人文会变得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性格、面目相似的现代化水泥与玻璃幕墙不断交织下的高楼大厦。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义乌凭借“小商品市场”的名片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正逐渐淹没在快速城市化的“更新”之中【1】。
义乌“城中村”经历了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1999 年《义乌市旧村改造暂行办法》鼓励进行整体拆迁改造;2001年,义政113号文规定将“住宅总占地”作为安置标准,由此,义乌市确定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宅基地安置,多层垂直房”的特殊城中村改造模式,俗称“四层半”。2013年颁布了《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计划对城中村实施高层集聚的新改造模式【2】。而西门街是离市中心最近的城中村,作为义乌老城区内唯一留存的传统街巷,肌理保存较好,传统生活延续至今,因此改造更新的决策将不同于其他高层集聚的改造模式(图1、2)。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城市规划如何处理好特定文化空间的更新改造,显得尤为重要,而当今中国也正在逐步走出对“城中村”空间仅仅进行单一美化的改造阶段。
1 辨析“城市”与“城中村”相生相长的互动关系
城市是一个由各种收入和文化阶层人群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张,“城中村”成为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否认,西门街是义乌城市发展过程一个有机组成和重要见证。
1.1 消极影响
“城中村”虽然见证了历史,但也确实存在诸多负面影响。首先,在“城中村”中,存在特有的城乡二元人口结构,所以社会空间秩序往往比较混乱;其次,从经济角度看,城中村中大量的“握手楼”、“连体楼”是当地村民最大利益驱动和政府容忍极限相互平衡的产物(李培林,2002)。这种空间处于一种管理缺位状态,加之非正规经济活动和低收入人群的混杂,造成了物质空间质量低下。所以,在中国,“城中村”被一些专家学者称之为城市的灰色地带,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总体形象。经过中国30多年关于“城中村”美化改造的不断实践,虽然快速清理对提升城市环境起到有效作用【3】。但各个城市因为同样的美化过程,也使得自己越来越没有性格特征,全国的城市越来越相似,千城一面,文化趋同,这就是相同的方法导致结果一致的后果。
从宏观视角来观察城市,“城中村”会覆盖到城市多个区域,这种存在的方式已经形成了网络化状态。也就是具有了有机物的细胞侵入模式特征,而这种细胞带有当地社会文化的基因和气息,如果生硬的斩断和消除其中一部分,那么就有可能就阻断了这座城市的整体文化脉络(孙施文,2009)。
1.2 积极因素
不可否认,城中村对城市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正是这样的空间,恰恰集中了当地最具原生特点的地缘文化与民俗现象。这种自发生长出来的空间肌理更适合人的行为轨迹和尺度规模。在空间的路径和节点上,则更加代表了老百姓一种具有归属感的普通生活。如果强迫原住民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一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就会出现,这也是目前中国城市改造“城中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城中村”实际上自发地对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不足进行了有效的补充(李晓江,2008),有助于改善城市土地功能和效益,健全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体系,丰富城市服务内容、降低城市服务和创业的成本;美国哈佛设计学院的Marco Cenzatti教授认为深圳城中村比深圳城市更具趣味和生活特色【4】。
2 三种视角下的“城中村”功能提升方法探索
2.1 宏观视角下,处理城市与“城中村”的关系
凯文•林奇认为判断一座城市的好与坏,首先就是强调城市的“生命力”(VITALITY)和“感觉”(SENSE)这两点【5】。而恰恰“城中村”具有这样的特定含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化的分析梳理出综合性的发展策略去渐进性地改造城中村,让它在城市区域中焕发“新光芒”。
(1)基于政策调整, 尊重公众参与
实际上,政策的调整,是基于对“效率”和“公正”判断。城市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最大化的实现公众利益,应是“城中村”改造提升的基本出发点。首先,政府应明确自己“引导”而非“主导”的角色定位;其次,成立包括本地居民代表在内的联合委员会,在涉及开发、改造等事务方面应参与决策,以保证透明和公正;第三,积极和品质开发商进行协作,以保持建设资金的稳定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指导。只有实现了三方利益的平衡,才能为项目的顺利展开起到推动作用,这是第一步,也是最为基础的工作。
对比英国1978年的《内城地区法》、美国1970年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法》、日本的《住宅地区改善法》、香港2000年的《市区重建局条例》等法律法规,大多都涉及到城市旧区重新开发的事前立法和全程公众参与等,这些国家的政策法规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政府、老百姓和开发商三方利益协调,而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亟待健全。
(2)疏解人口压力,释放有效空间
在理论上,我们需要完整的保护城市文化脉络,维护本地域居民的权益。但同时,针对“城中村”密集的人口数量,确实需要从政策上寻求疏解之法。西门街是义乌市仅有的未经过“城中村”改造的历史地区之一,处在自由生长状态,虽然保留了原有义乌的街巷肌理和空间特征,但随着人口的集聚,居民自搭乱建房屋较多,对传统风貌造成不小的冲击。街巷内本地人较少,多为外地租户,外来人口超过总人口比例80%。一部分早期来的外来人口确实促进了当地非正规经济的发展,比如他们投身传统小商品制造、地方餐饮等。但目前更多的一部分外来人口跟风进入城中村,他们从事的业态层次很低,多为建筑装修零工、擦鞋工和流动摊贩等等。这部分人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有限,集聚常常带来治安问题,甚至也影响到地域文化生态的结构,加剧了城中村的混乱格局(图3、4)。
在已经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从一个宏观和整体的角度去观察一座城市,我们希望“城中村”不是简简单单的被剔除,而是用更适合的办法和策略去进行渐进式的重建和改造,比如迁移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其它合适区域建立不同产业的集散中心,在城市的更多区域为非正规经济设立发展空间等。希望“城中村”的不断改善会让城市的“生命力”和“地方感”得以延续。
2.2 中观视角下,处理“城中村”与相邻区域的关系
判断一个城市的品质和文化,如果仅仅从人的视觉感官出发,其第一感觉并不是细节空间,而是具有中观层面特征的空间元素。比如城市局部的门户和边界会首先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这种概念有一定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金广君,2006)。所以城市地块之间的门户与边界的协调与差异化发展,则成为评判一个好的城市和城市设计所要考虑的关键。
“城中村”与开发后的周边地区相比较,主要表现为:“一矮一高;一旧一新;一个混乱,一个有秩序等等”,他们外在形式截然相反地对立使得城市面貌表现得更加“突兀”和“破碎”,所以衔接“城中村”与其他地块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难题。
(1)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协调
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常需要共同体现在物质空间上,我们理应采用一种文脉延续的方式去衔接,但不应一味的对传统文化简单复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传承文化的内在精神才是应有的唯一核心,所以物质空间的建设一定是对文化元素的提取上进行再度创作,尤其是更新改造后的建筑,虽然可能尺度变大、功能变得更为复杂,但在外观和形式上要有文脉的延续和文化的继承,这需要用一种抽象的文化理念去实现创新,而不是对物质空间简单的重复利用,更不是原封不动的把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等比例放大。
(2)与周边空间的协调与差异化发展思路
在“城中村”土地的边界区域,要结合土地的综合价值,集中和高密度开发一部分土地,这也是为内部的低密度改造平衡一定的风险。具体一点,就是“城中村”外围地块建设高度、尺度应该与周边保持一定的统一,这样可以使“城中村”与相邻的地块边界形成协调完整的街区形象,而不是突然的高低变化,这样会消除最尖锐的对立面。在此基础上,越是往“城中村”内部的空间用地,将越来越保持原有的空间肌理,实现空间上的渐进式演变。让“城中村”空间与周边城市空间实现良好衔接。总之,边界空间的协调处理可以使城市空间变得流畅,而保持自己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更会让城市变得鲜活和生动。
2.3 微观视角下,处理“城中村”内部空间与人活动的关系
(1)节点、路径、标志的塑造
“城中村”内部建筑主要是在原有村民房屋基础上加建或改建而成【6】,这些楼房围合出了一种过密的建筑空间,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但在这种压抑的空间中,我们仍能依稀分辨出原有的传统肌理,它实际上有一定的规律性。就是:“住户建筑”+“街巷空间”+“公共空间”的空间组织模式【7】。
这种空间模式,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生活活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甚至就是一种生活轨迹的记录。所以,上升到城市理论的衡量标准,我们就是要挖掘这种空间中的路径、节点和标志物。恢复和加强这种主体空间框架,因为这些空间可以很好的体现当地人因为各种活动而产生的地域精神归属感和文化感。
因此,城市设计中有几个重点:① 重要的历史建筑要得到保护;②梳理和恢复一定的历史街区,主要是清理、疏通和环境整治,让这种具有当地文化记忆的路径得以相互连接,实现空间上的流畅转换;③原有的公共空间要强化,比如广场、戏台等等,可以结合节庆活动营造特定的标志性构筑物。
(2)人的活动空间的保留和提升
而针对人的活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在空间中的同时存在,一定会有冲突。比如,现代化年轻人的活动多,而传统文化老人的活动多;现代化的活动一般很吵闹,而传统文化的活动一般都讲究节庆日等等。所以确实需要针对相应的人的活动开辟一定的特定空间,也就是在功能上要有一定的分区。
总体上,在城中村的内部空间改造上,尤其是在街巷设计、节点小广场、和主要建筑方面,作者更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提倡的发展思路。后现代主义承认被现代主义经常否定的传统,也注重对当地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借鉴。这恰恰是“城中村”改造所需要的核心所在。同时,后现代主义在尊重历史的同时,采用了模糊的创作原则,这样也必然产生创作结果的多元性,而多元化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
总之,单一的城市理论方法难以解决复杂的“城中村”问题。针对中国特有的、复杂的“城中村”现象,解决“城中村”问题必将是一个复合多元化的理论方法的实践过程。这具体涉及到“政策、土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等的各个方面【7】。依据以上三个视角方法论的探讨。实际上,笔者认为下文所涉及的实践的核心思路主要是灵活综合地运用城市规划的多种理论和方法。
3 项目实践与多元化的方法应用
总之,针对中国特有的、复杂的“城中村”现象,依据对上述城市理论方法的研究,作者认为所有单一的城市理论方法都难以解决复杂的“城中村”问题。解决“城中村”问题必将需要一个复合的多元化策略。因为“城中村”改造项目,具体将涉及到“土地利用、空间形象、文化继承和商业发展等等”方面。
实际上,作者认为本文以及本项目开发的核心思路已经涉及到包括“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方法的交叉和融合。所以,在义乌西门街的功能提升设计过程中,作者根据多元理论方法的综合应用。试从以下方面全面实现最终的设计目标和理念:
首先,前期的政策调整,让西门街的改造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而不再是政府强势主导、开发商统一开发、快速推倒重来的单一模式;其次,在用地布局上,主要让其与人的活动结合起来,让功能提升后的城市空间更有特色;第三,注重保护地域文化元素,注重提炼和创新运用,推动当地文化的延续;最后,更重要的是,要策划和推介能体现本地域的产业功能,只有“业态”丰富、功能完善,才能实现本地域自己给自己供血,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以,本项目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更新计划。
3.1 突出核心功能,实现文脉延续
突出西门街作为义乌最后一条完整老街的保护价值,强调对西门街肌理保护及历史发展承载,以展现“义乌老街”为主要特色,通过改造有价值的传统建筑,老街两侧适当更新建设,并向两侧纵深发展,突出“老街巷”概念,梳理改造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义乌文化老街区”。
3.2 基于空间判断,保持肌理完整
保护修缮区域。评估街区内建筑的整体风貌,对值得保留的传统建筑进行修缮整治,通过结构加固改造、立面整新、内部装饰升级来满足新的功能需求。
改造利用区域。针对街区内2-4层现代风貌的建筑,筛选其中建筑风貌尚可、质量较好、易于利用的建筑进行改造利用:主要包括对于屋顶、墙面及其它装饰结构的整修改造,内部空间的再分隔等。
更新发展区域。街区北侧存有较多人工改造过风貌较差的住宅,为满足街区整体发展需求,对其采取更新建设的措施,拆除以后尽量按照传统肌理、风貌进行建设并发展新的功能(图5)。
3.3 复合产业指导,划定新文化分区
老街核心区。位于西门街核心地段,通过保护、改造传统建筑,并合理新增部分风貌协调建筑,保持现状街巷尺度和连续商业界面,以高端餐饮服务为主要功能承载,注重街巷内细节处理、文化讲述及景观体验,整合升级为以精品餐饮服务为特色的“义乌老街”,成为片区发展的核心吸引点。
休闲体验区。位于老街核心区北侧,现状为居民自建住宅,未来可在保持传统肌理和片区整体性的基础上,整治改造并合理新建配套设施,赋予院落不同的体验功能,如餐饮服务、茶文化体验和义乌道情等非物质文化表演场所等。
商业拓展区。位于西门街北侧,现状风貌较差,可进行更新改造,发展商业,配合义乌“小商品”转型高端艺术设计品的需要,建立艺术家、设计师等精英阶层聚集的文化基地,拓展现代商业(图6)。
3.4 造福原住居民,激发多元业态
要真正健康可持续的保证当地居民的经济来源,需要增加合理的就业空间。根据“西门街”现状发展情况和整体发展前景,规划策划了不同类型的商业项目,试图激活“西门街”的产业发展:以挖掘本土餐饮为主,并辅以休闲文化场所,适当开发当地民俗文化产品,让其与旅游业充分结合,再现义乌本地生活氛围和活力。大部分居民住宅除了提供居住之外,也可自愿将房屋纳入到规范的物业管理中,以补充商业和文化需要,这样也是保证当地居民收入增加的第二种渠道。
结论
针对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义乌西门街,我们一方面要提炼和保留地域文化,延续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深入了解和支持城市中人的活动需求,提供生动的现代城市空间供人们使用。这种既要延续文脉,又要文化创新的做法,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包容和协调的精神,某种程度上,这几乎与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如出一辙。
评判一个城市的好与坏,本文作者赞同凯文林奇的维度绩效的评判方法,在方法论上,针对具有复杂空间特征的“城中村”的更新和改造,作者则更加偏向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思想。这种多元化包括了对城市政策的建议、人的活动的研究、以及对本地文化的理解等等。尤其在营造地域特色方面,一定要提取和保存当地的核心文化与价值观;同时,为了生动和活化城市空间,对社会经济活动也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与时代同步,让空间创新。总之,一个综合、兼容、互补的发展理念才可以锻造出城市空间的真正价值内涵。希望以此能促进中国“城中村”的改进,从而让“城中村”不再是中国城市的负担,而成为“新文化”的弘扬载体。
注释
注释①: 凯文•林奇及其《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偏重于对城市环境认知的经验研究。他把城市空间的“意象”看作由路径、边沿、区域、节点和标志五种元素构成,企图以此揭示城市空间的本质。
参考文献
1 李霞,单彦名,安艺. 城市特色与特色城市文化传承探讨——基于义乌城市建设文脉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4(6):13-17
2 褚筠. 义乌市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思考与探索,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2——居住区规划)
3 周锐波,阎小培. "城中村"文化透视[J]. 规划师2004(5):22-24
4 黄伟文.城市规划与城中村:谁来改造谁?[J].住区,2011(5): 102-105
5 Kevin Lynch. Good City Form[M],The MIT Press,1981:78-79
6 张涛.城中村公共空间分析及改造策略[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2(8):95-104
7 黎云,陈洋,李郇.封闭与开放:城中村空间解析——以广州市车陂村为例[J].城市问题,2007(7):21-23
注:原文刊发于中文核心期刊《城市发展研究》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