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烟囱与进步人士：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工程师和空气污染（1881-1951）》
[美]大卫·斯特拉德林 著
裴广强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6月，98元
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工业发展对城市的经济层面起到主要支撑作用，然而在1900年代，污染问题一度给城市发展带来极大困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不只是生产基地，更是作为居民生活的家园和消费的场所，也与污染推动的一系列变化有巨大关系。城市作为一个复合体，需要能生产、能居住、能安享生活的乐趣与美。本书针对1881-1951这70年当中美国城市环境污染与保护力量、技术和路线之间的张力，展示一系列材料，综合多个城市的案例研究，非常立体地表现了美国人当时是怎么共同推动城市环境保护发展的。进步主义的年代，美国人转变了很多观念，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人为了维护行业的利益，有人为了科学真知而坚持奋斗到底，有人只是本着朴素的想法要保护家人子女。本书作者大卫·斯特拉德林是著名的美国城市史学者，他说1991年自己刚开始研究煤烟问题时，环境史研究才刚萌芽，以研究偏远地区和自然环境为主，而他的老师威廉·克罗农出版了研究芝加哥城市史与西部大开发的著作，运用了城乡一体的视角，还讨论了芝加哥的空气污染，老师的研究启发了斯特拉德林，使他决心关注城市的建成环境以思考环境史研究的出路。作者强调，美国当时反烟行动的主力之一是中产阶级女性及其联合体，但是作用并不大，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太依赖煤炭了，之后改变这一局面靠的是技术进步和新能源的使用。这对我们看待污染治理问题的思路也有启发。
在后文中，我们将选摘一段文字，其中记录了1900年代辛辛那提和纽约不同的反烟做法，结果也差别很大，欢迎详读。
《领事方苏雅：滇越铁路与云南往事》
[法]德西雷·勒努瓦（希望）著
许涛、张蕊子 译
译林出版社
2019年5月，68元
这本书写的也是1900年代的事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期间，在中南半岛殖民势力较强，因此在其势力范围包含清末云南省的那段年代，由于地利，法国殖民当局对中国西南兴趣非常大。但也有人对官方的目的并不配合，作者的一次偶然的阅读中发现了这个人，并随后来到中国探访他的足迹，这就是两度在中国境内任职的法国领事方苏雅（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方苏雅亲历了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滇越铁路的修建，他1899-1904年担任驻昆明领事。滇越铁路连接昆明、河口和越南老街、海防，作为法国当时希望加强在云南势力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了云南很多年里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曾是“云南十八怪”之一（“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和“世界第三大工程”（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并列）。书中详细记录了方苏雅从被派驻任命前到最终离开云南的全过程，并且写得悬念迭出。不过历史的走向确实也有极多起伏，方苏雅排除万难保障了滇越铁路昆明到老街的中国国内部分顺利修建，在这个过程中与法国殖民当局控制的铁路公司和外交部的指定不断斗智斗勇，客观上为中国保留了和平完整的云南。作者回到历史现场，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种种转折出现时的利害关系。
《鸽子隧道》
[英]约翰·勒卡雷 著
文泽尔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59元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是赫赫有名的英国推理小说家，因为年轻时候干过军情工作，特别擅长写间谍小说。这本书是他的自传。一个这样背景的人写自传，必然是不俗的，实际上除了出身、经历、职业经验等等，勒卡雷也写到了不少城市，这样的人的行踪必然也是会被讲述出趣味的。作者的自述就从瑞士伯尔尼附近自建的农舍开始，他在回忆中认为在伯尔尼经历的一切对自己的一生都至为关键。勒卡雷的名气最先是由《柏林谍影》打出来的，柏林给他带来的声誉当然跟他的工作履历有关系，随后他还写到了在波恩的英国大使馆工作的那段时间，他曾在那里负责整个西德的反间谍工作。汉堡、慕尼黑、不莱梅都留下了作者的足迹，当然，他着墨更多的还是那些惊心动魄的案子。之后很多年的创作过程中，勒卡雷都在亚洲奔走，金边、贝鲁特、耶路撒冷等地都印在了作者脑海中，他还写了不少见到阿拉法特时候的经历。在1987和1993年，勒卡雷两次到俄罗斯，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勒卡雷在一家中餐厅请布罗茨基吃饭的时候，客人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总之勒卡雷在书的后部努力把很多片段式的故事串联起来，力图实现一种鸽子隧道般的观感，也许跌宕起伏的一生就应该是这样的？
《再造步行街》
《瞭望东方周刊》2019年第16期
（总第783期）
去年底今年初，商务部印发通知，在全国开展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工作，11个城市首屈一指的步行街入选。总结经验之后，商务部计划在3年内培育30~50条高品质的步行街。试点改造进展如何？下一批可以往哪些方面改造提升？该刊的封面专题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步行街对促进消费、展示城市形象、推动对外交往都有直接影响，该刊报道的第一个案例北京王府井就兼具这三方面的特征。中规院的研究对王府井启发很大，管理方希望改造体现出历史，展示和谐风貌，也能提升业态。商家在改造中参与得也非常积极。第二个案例是杭州湖滨步行街，除了融合西湖风光，改造也跟电商新零售结合起来，体现出杭州特色。杭州还开通了“醉杭州巴士”，专门配合湖滨步行街的商业逛游路线。成都宽窄巷子（而不是春熙路）是第三个案例，值得重视的主要是如何在开店方面体现出本地个性，从著名作家、酒吧店主翟永明到本地孕育的独立咖啡馆老板，都在按照“一院一品”的原则策划、经营。不过有关方面仍认为宽窄巷子不够个性化、差异化。主管步行街发展的商务部流通司司长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各地对老旧步行街区的改造提升要重视，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新建的步行街上。
《涉外街区》
《环球》杂志2019年第16期
无独有偶，《环球》杂志最新一期也关注了街区概念。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汤伟撰文指出，上世纪90年代前，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管理人员成为中国第一批城市国际社区居民，但他们真正在当地产生街区社会概念，要到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数量更加庞大的移民吸引到不少从事服务工作的移民也进入中国。由此形成最典型的涉外街区，包括上海碧云和古北、北京望京和三里屯等。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一手管理一手服务，逐渐积累经验，确定了综合性智利的思路，兼顾人口管理和治安等多方面工作，且日益更加专业化，与既有的居委会管理模式也在融合当中。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维则在文中总结了涉外街区社区管理模式的演变过程，认为只有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国际化程度，实施国际标准化的社会管理，才能使涉外街区的发展达到真正的国际化。该刊总结了成都桐梓林国际邻里中心、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国际社区服务中心、上海古北市民议事厅、广州宝汉直街外国人社会工作服务政府采购项目等的经验。
他们这样跟烟雾排放者斗法
文/大卫·斯特拉德林
本文选自《烟囱与进步人士》第三章《空气中的麻烦：运动开始》，为书中第65页至70页的部分文字。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调。标题为编者所拟。
《烟囱与进步人士》英文版
随着研究人员开始对烟雾之于健康的影响表达更多的确定性，烟雾减排运动获得了新生。1890年代中期的大萧条中断了早期有组织控制煤烟的努力，不过此后许多城市发展起了复杂的反烟运动。在一些城市，改革者创立了极具影响力的单一问题利益集团（single issue interest groups）。在更多的地方，这一运动迫使当地通过了复杂的法规，并建立了强大的烟雾调查部门。事实上，像辛辛那提和纽约这样不同的城市支持了非常相似的、有影响力的烟雾减排运动，这昭示了改进后运动的规模之大。
在19、20世纪之交，辛辛那提是一个人口密集，环境污染严重，长期依赖烟煤的工业城市。被困在河谷泛滥平原的辛辛那提经常出现逆温和烟雾弥漫的情况。精英市民们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城市在中西部工业大城市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了。另一方面，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以其良好的住宅区和相对晴朗的天空而闻名，这要归功于它长期以来对宾夕法尼亚东部清洁燃烧的无烟煤的依赖。虽然纽约是一座工业城市，却面向海风的吹拂，不太容易受到困扰河流城市的逆温的影响。尽管经济和环境各不相同，但是这两个城市在同样的健康和美学基础上发展出了相似的运动。在这两个城市，运动在1905年之后随着单一问题反烟联盟的建立而加强，之后都获得了足够的影响力来制定公共政策。然而，这些运动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在辛辛那提，由150名杰出女性组成的妇女俱乐部发起了反烟运动。虽然商人组织长期以来讨论这座城市的烟雾问题，而且反烟条例自1881年已记载于册，但是有限的公共行动只能确保有限的成功。在1904年，当妇女俱乐部的朱莉娅·沃辛顿（Julia Worthington），一位律师的妻子，致信市长朱利叶斯·弗莱希曼（Julius Fleischmann）要求其执行城市的条例时，这一切开始发生变化。沃辛顿和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观察了城里的烟囱，注意到了它们排放烟雾的浓厚度，并希望观察结果可以作为在庭上反对烟雾罪犯的证据。
第二年春天，妇女俱乐部邀请辛辛那提著名的外科医生和妇科医生查尔斯·里德博士就烟雾问题发表演讲。在一篇后来经常被引用和转载的演讲中，里德明确表示他理解女性在治理烟雾方面抱持的特别兴趣。里德指出，女性是日益严重的烟雾问题的殉道者。他指责说，妇女的权利“似乎从来没有被生产商阶层考虑过，后者认为有权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制造烟雾，同时不受任何阻碍”。他接着说，“公司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在家务上所承担的额外的苦差事，它们的工厂使空气中充满烟尘，烟尘同样渗进了客厅和卧室”。除了清洁的问题之外，里德还强调了污染的健康方面，认为烟雾与肺结核、黏膜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有关。
原标题为“提议帮助伯德探长发现那些令人讨厌的烟囱”。志愿的烟雾检查员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和其他城市一样，芝加哥的中产阶级妇女积极参与控烟的行动。（书中第67页插图。资料来源：Record Herald, 19 April 1909）
同年晚些时候，朱莉娅·卡朋特博士，这位在1880年代首次领导辛辛那提反烟运动的医生，也向俱乐部提出了有关烟雾减排的问题。紧随卡朋特的建议，俱乐部市民部门（civics department）的妇女们制订了行动计划。俱乐部成员梅蒂·米勒（Mettie Miller）总结了女性的哲学观。她说道：“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提倡清洁，因为没有清洁就没有健康，没有美丽。”除了继续监视各个烟囱外，这些女性每天还对城市的空气进行一般性观察，以确定造成城市烟雾的最主要原因。她们注意到周日的烟雾要比工作日少得多，得出结论认为家庭炉火虽然在周日做饭时最活跃，但是由此产生的烟雾只占总烟雾量的一小部分。她们认为烟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工业问题，也明白烟雾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工程改进来实现。她们还发现在城市那些干净的烟囱下使用了几台（消烟）设备，希望其他人也能安装有效的设备。为了确保城市居民理解忍受浓烟是不必要的，俱乐部公布了使用清洁烟囱的企业名单，以说明无烟燃烧的可能性。
1906年，朱莉娅·卡朋特、朱莉娅·沃辛顿、查尔斯·里德和其他几十位关心此事的居民成立了烟雾减排联盟（Smoke Abatement League），扩大了他们控制城市烟雾的努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联盟在辛辛那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其成员名单就像“辛辛那提名人录”（Who’s Who in Cincinnati）一样，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影响公共政策。查尔斯·塔夫脱（Charles P. Taft）夫人和她的丈夫——辛辛那提《时代明星报》（Times-Star）的所有者和编辑——成为活跃的会员。该市著名的律师之一默里·西曾古德（Murray Seasongood）也是。前市长以及该州最富有的人之一朱利叶斯·弗莱希曼也加入了该联盟。宝洁公司（Proctor and Gamble）总裁威廉·普洛克托（William Proctor）、蒸汽和福斯特公司（Steams and Foster）总裁塞斯·福斯特（Seth Foster）以及奥尔姆斯和多普克公司（Alms and Doepke Company）总裁威廉·奥尔姆斯（William Alms）也加入了该联盟。安德里亚斯·伯克哈特（Andreas Burkhardt）、亨利·波格（Henry Pogue）太太和乔治·麦卡宾（George McAlpin）同样加入了这一行列。就连美国总统、土生土长的辛辛那提人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也支持联盟，并缴纳了年费。总共有200多名最有影响力的市民加入了这个联盟，其中包括许多成功的商人，他们公司的锅炉房都面临着冒烟的问题。
联盟不仅游说市政府，而且雇用了一名监督人——乔治·西利（George Sealey）进行他自己的调查，并让公民逮捕那些烟雾罪犯。不到一年时间，市长就任命西利担任首席烟雾检查员，联盟接着任命马修·纳尔逊接替了他的位置。纳尔逊原是一名保险推销员，后来成为该市最重要的反烟活动人士，他的勤奋工作使联盟成为辛辛那提禁烟运动的推动者。联盟将这一问题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下（特别是通过查尔斯·塔夫脱的《时代明星报》），纳尔逊的积极行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10年，新当选的共和党市长任命纳尔逊为该市首席烟雾检查员，以表彰他的辛勤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在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和匹兹堡一样，辛辛那提最早的活动分子明白需要一种技术方法来解决烟雾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将任何特定的解决方案强加给企业。正如里德在烟雾减排联盟的一场演讲活动中面对全国固定工程师（stationary engineers）组织明确指出的那样，“在烟囱的底端进行的是三个人的专门工作，即业主、工程师和火夫。联盟不是由工程师组成的，也不雇用工程师”。换句话说，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观察排放烟雾的颜色来识别攻击性的烟囱，这就是妇女俱乐部和烟雾减排联盟所做的，但是只有专家可以通过检查设备来提供解决方案。联盟和城市允许业主和他的员工在锅炉房解决这个问题。眼下，改革者们满足于观察烟囱，他们认为烟雾的来源是烟囱，而不是下面的炉子。
1905年的辛辛那提矿山（图片来源/ cincinnativiews）
里德在辛辛那提发表具有影响力的演讲仅仅三天之后，《纽约时报》就报道了查尔斯·巴尼（Charles T. Barney）在纽约市所做的努力。巴尼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住在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以南仅三个街区的公园大道（Park Avenue），他希望通过组织一个烟雾减排联盟在纽约掀起一场有效的反烟运动，就像里德在辛辛那提所做的那样。巴尼首先向市长发出信息，要求更有效地执行该市的法令。巴尼担心随着无烟煤经销商带头指责软煤用户，他所在城市的减排努力已演变成一场硬煤和软煤利益之间的贸易战。他希望重新定义城市的烟雾问题，同时重新点燃公众对净化空气的支持。正如巴尼所指出的，纽约的法令并没有取缔软煤，而仅仅是取缔它的烟。他还抱怨自从公众对1902年无烟煤罢工伴随的烟雾发出强烈抗议以来，卫生委员会在烟雾减排方面就逐渐失去了兴趣，变得懒散和无效。
在巴尼和他创立的反烟联盟（Anti smoke League）的压力下，卫生委员会恢复了一项要求使用烟雾消除装置的旧法令，并加强了执法力度。在反烟联盟和60名被指派到卫生委员会调查公害的警察的帮助下，该市在1906年的头几个月发起了几十起针对烟雾罪犯的案件。该联盟的成员将违规烟囱的情况通知了卫生部官员，以便该市可以提起法律诉讼。更重要的是，一旦案件进入审判程序，联盟就会找出那些违规烟囱的目击者，他们会证明烟雾给他们带来了麻烦，这是定罪所必需的流程。联盟律师在协助城市检察官准备待审案件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1906年，193名因烟雾违规而被逮捕的人中有132人被判有罪，而过去两年在没有联盟帮助的情况下，该市连一个烟雾违法者都没能得到定罪。显然，反烟联盟的帮助对城市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在净化空气方面产生了很大效果。纽约一份名为《医疗记录》（MedicaI Record）的出版物指出该联盟和纽约市在1906年夏天取得了进展。“这种每天频繁逮捕的方法，”该杂志写道，“已经产生了效果。现在除了发电厂、快速交通公司（Rapid Transit Company）和爱迪生公司的烟囱外，几乎没有烟囱冒出黑烟。”
反烟联盟盯上了所有的违法者，甚至纽约最大的公司之一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控制的长岛铁路公司（Long Island Railroad）和纽约最大的电力公司纽约爱迪生公司也受到了联盟的关注。在这两起案件中，联盟都与公司以及法院进行了合作，以协商结束烟雾的排放。长岛铁路公司同意在市区范围内只燃烧焦炭和硬煤，纽约爱迪生公司开始使用各种防烟装置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实验。在联盟的支持下，在城市法院最近成功的鼓舞下，该市卫生专员托马斯·达林顿（Thomas Darlington）博士甚至试图逮捕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主席威廉·H. 纽曼（William H. Newman），因为后者“允许公司在旅客列车和其第一百五十号大街的圆形房屋（roundhouse）内燃烧软煤。”警方将这一指控通知了纽曼，并命令他在哈莱姆法院出庭。从本质上讲，反烟联盟通过复活烟雾条例，在纽约市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当联盟为一个更干净的环境进行谈判和诉讼时，甚至迫使纽约市最具影响力的污染者被逮捕或被起诉。
1908年冬天纽约街头运输积雪的马车队
（图片来源/ stuffnobodycaresabout.com）
就像在辛辛那提一样，那些在纽约反烟运动中最活跃的人在健康、清洁、美学和道德方面对烟雾问题进行了定义。巴尼承诺将继续保持活跃，直到他能“确切地发现曾经作为纽约主要魅力之一的晴空得到恢复”。对于那些不太关注天空面貌的人，反烟联盟声称烟雾会给城市居民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当《纽约时报》称赞反烟联盟时，它宣称后者的工作是“为了大城市的健康和晴朗的天空，是值得称赞和支持的”。
纽约的反烟联盟和辛辛那提的烟雾减排联盟都代表了一场旨在控制城市环境的成熟的社会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结果却大相径庭。纽约的改革者们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清洁燃烧的无烟煤仍然为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提供燃料，且积极分子往往能说服最糟糕的违法者转而使用无烟燃料，而不是面对公众的鄙视。然而，在辛辛那提，大环境不允许这样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由于软煤和硬煤的价格差异较大，改用燃料以减少烟雾在经济上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烟雾减排联盟只能使城市的空气质量逐步改善。然而，不管这些改革运动的单个结果如何，到1907年，在纽约、辛辛那提和其他几十个城市之中，中产阶级妇女、医生、商人和工程师已通过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采取行动，将烟雾定性为一个需要市政立即关注的问题。这些改革者成功地指出烟雾对健康、清洁和美学构成了严重威胁，而在未来十年，美国每一个大城市都会对这些威胁做出反应。
（来源：城市中国杂志）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南京规划资源）：他们这样跟烟雾排放者斗法 | 每周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