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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
现代社会是在全球与国家、城市与乡村、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地段与地段之间等等不同地理范围的空间层级中，经由持续的经济、文化、信息、人员、商品等的往来、互动而逐渐形成的。过去的四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一变化既与国际、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有关。任何单方面强调完全受制于外来力量的影响，或者强调完全内生性发展的观点都有失偏颇。
弗里德曼谈到，城市化是不均衡的空间发展过程，将不可避免地生产社会张力、社会冲突，爆发民众的抗议。他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变迁的内生发展演化视角，认为将“全球化”作为研究城市的分析框架，有赋予外来力量特权的倾向，可能忽略了地方内在的远见、历史过程和路径，以及内生的各种能力；其次，全球化的视角强调经济而排除了地方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各种状况；第三，对于中国而言，“内”与“外”并不容易分辨。弗里德曼最后判断，前进的路径上要避免出现导致僵化的极权主义、无政府主义两种极端，需要在两者间找到一种平衡。黄鹭新等则阐述30年间中国城市规划变迁的方式是“分期+现象”，根据历史进程判断分析其变化的子阶段，阐述在各子阶段内城市规划从机构、法规、实践、知识与技术以及社会过程等层面的现象与变化。这些方式方法分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现象，以获得概览性的面貌和理解；其中的难点在于选择哪些而不选择另外的一些。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冲突的结果。理解危机的产生过程是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要途径。从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资本积累循环的一部分，“危机与危机的应对”是理解中国城乡社会、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变迁的一种视角。20世纪以来的后发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竞争中的焦虑感：一方面需要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在追赶的现代化进程中又面临着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转型。危机的产生，是一种主动性生产过程的结果，它既存在于与各国（特别是与各超级大国）的关系（历时的变化过程）之间，也存在于自身的城—乡社会关系、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的尖锐矛盾中。
从危机的类型上看，从早期现代化中的一般商品生产的资本积累危机，越来越演化为金融危机、社会公平正义危机和环境危机。每一次的危机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某些社会组织解体或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可能产生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危机的应对，就是通过对自身能够控制的资源（政策、财政、空间、劳动力等）进行调节，来减少危机的猛力冲击，以维持地方的秩序和日常生活状态。城市规划是应对危机的一种空间工具。危机具有空间地理属性，在某一地区的危机会向其他地区转移或转嫁（如东部到西部，城市到乡村）；危机也具有产业属性，在某一产业中的危机会向其他的产业转移或转嫁（如金融部门到房地产部门等）。因此，危机的应对具有时空特征。
城市规划作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手中的工具之一，同时具有政策属性与技术属性。这一工具必须同时与其他工具共同使用，才能够完成具体的物质空间实践。比如，要将某一空间转变为商品，需要法律许可和确权、金融信贷体系、空间的划定和属性赋予、市场交易体系等一系列的商品生产要素和交易要素，城市规划是完成这一交易过程的必要构成。在经济形势总体向好时——在中国的政治与行政格局状况下，也意味着地方城市政府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城市规划成为地方城府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城市规划的作用，很明显地可以在多次的危机应对中找到发展的脉络，进而获得浮现的各种空间现象及其时空变化的可能解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关联着社会公平正义危机，关联着环境危机，关联着日常生活意义的危机。由于资本积累周期的加速和网络社会的浮现，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频发，使得规划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工具，越来越多出现各种应对危机的专项规划（也因此出现对综合规划的高度需求），越来越多的各种指向特定内容的“某某规划”，正成为普遍现象。
危机是创新之母。创新往往出现在不同生产方式转变之间——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最大且持久的社会危机。从计划主导的社会向市场主导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规划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的工具，本身就必须经历转型，从生产空间的使用价值为主向生产交换价值为主转变。从资本稀缺性社会向资本过剩型社会的转变，同样面对库恩指出的“范式”的转变。当代中国社会日渐进入资本过度积累的社会，规划需要从之前的计划型范式（并未完全消失）和生产型范式，转变为以空间为手段的更具有能动性的，结合其他学科共同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城乡社会问题的新范式。
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其中的一种，是将空间现象与空间生产的机制更紧密和有效地结合起来。作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工具，规划需要处理日常的、短时段的“冲击—应对”式的具体事务。但规划的创新存在于理论创新与日常实践的相结合，基于对城乡社会中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上。从这一点上说，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提供了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规划创新还存在着目标的指向，从这一点上说，弗里德曼提出的“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始终是规划实践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目标之一。
——全文——
【摘要】理解中国城市的变化，需要将其置放在后发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关系的格局、中国城乡社会演变，以及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观察。文章先简要回顾和论述约翰·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黄鹭新等的《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78—2008）纵览》，再提出“竞争与危机”作为理解中国城市变化的一种方法，解释历史过程中的路径选择。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日渐进入资本过度积累的社会，规划需要从之前的计划型范式、生产型范式，转变为以空间为手段的更具有能动性的、结合其他学科共同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城乡社会问题的新范式。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
过去4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一变化既与国际、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有关。任何单方面强调完全受制于外来力量的影响，或者强调完全内生性发展的观点都有失偏颇。现代社会是内部与外部（在全球与国家、国家内部的城市与乡村、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一个地段与其他地段之间等等不同地理范围的空间层级中）经由持续的经济、文化、信息、人员、商品等的往来、互动而逐渐形成的。
这一时期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后也不会再有的阶段。狄更斯在《双城记》第一章“时代”中讲到“这是一个最好的世界，也是个最坏的时代”等的一系列两极对置的评述，可以用来表述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众多状况。旧的秩序开始解体、分裂、坍塌，新的秩序还在形成过程中；网络社会的崛起加速了新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
理解中国城市的变化，需要将其置放在后发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关系的格局、中国城乡社会演变，以及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来观察。以下先简要回顾和论述约翰·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黄鹭新等的《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78—2008）纵览》，再提出“危机应对”作为理解中国城市化与规划的一种视角，解释历史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在众多解释现代中国城市与城市规划文献中选择这两本（篇）的理由是，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是一本具有历史视野、现代观察与专业经验相结合的论著，黄鹭新等的《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78—2008）纵览》集中于30年间中国城市规划的具体政策与实践，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理解中国城市、中国城市规划变化的宏大景象与具体面貌。另一方面，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城市规划学者不同的切入视角。本文的目的在于，第一，通过阅读、评述弗里德曼和黄鹭新等的著作（纪念他们的一种方式），揭示理解现代中国与城市规划变迁的两种视角（尽管很显然两者关注点不同——弗里德曼更关注中国的城市和人本问题，黄鹭新等更注重讨论城市规划对国家政策的应对）；第二，笔者认为在这两重视角外，还有一种较少被关注的视角，即从“危机应对”的角度，来看城市规划与国家、与地方问题等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危机的短时快速出现，使得各种规划穷于应付不断为应对大小危机制定的政策，“短期行为化”成为普遍状态。
落笔之前，弗里德曼如何构想《中国的城市变迁》的结构？不仅是书内的文字内容，书的章节安排和结构潜藏着他对于中国城市的理解，以及对于中国城市变迁的叙说逻辑。导言首先谈到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becoming urban）。他简要回顾自民国以来的国家与社会进程；进而谈到经历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在行政、经济、物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引起变化。他谈到，城市化是不均衡的空间发展过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的张力、社会的冲突，爆发民众的抗议。
弗里德曼提出了理解中国城市变迁的两种视角：一是全球化的视角，二是内生发展演化的视角。他采取的是第二种。弗里德曼认为，将“全球化”作为研究城市的分析框架，有赋予外来力量特权的倾向，可能忽略了地方内在的远见、历史过程和路径，以及内生的各种能力；而且，全球化的视角强调经济而排除了地方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各种状况；此外对于中国而言，什么是“内”与“外”并不容易分辨。他举了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资”，大部分是来自香港和台湾。他引证费正清的论断，“中国力量的中心在其内部，在中国人中；正是在其内部，在中国人里革命的星星之火积微 成众”。曼素恩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与历史演变》中总结了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最重要的三种范式，分别是以吉尔伯特·罗兹曼为代表的西方化城市发展演替传统城市模式，以墨菲为代表的主张地方发展模式，以及以威廉·施坚雅为代表的主张城乡关系重建模式。笔者曾将其归纳为资本、权力与空间的不同指向，并讨论了三者间的关系。弗里德曼所强调的内生的视角可以放置在笔者所阐述的权力与空间的研究框架中。他谈到他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历史，是超过3500年的文明史而非民族国家的短暂历史；易经中的阴阳辩证哲学、儒家的道德教诲、道家的内修以及法家思想都是中国人的共同遗产。
《中国的城市变迁》共六章，分别为历史的脉络、区域政策、乡村的城镇化、新的空间移动性、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城市建设的治理。由历史的叙述到区域的格局再到城乡关系的转变，进而讨论加大的流动性、个人的日常生活变化，最后谈及城市本身的管理与规划【笔者认为，把“城市建设的治理”放在“乡村的城镇化”之后可能更加合理，继而谈论新的空间移动性和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也许是考虑与书名的呼应，弗里德曼把“城市建设的治理”放在了最后一章。但在导论中，他最后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与“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紧密相关的】。历史的简要回顾贯穿于各章节中，往往先谈及民国前的一般状况，再到民国实践，再及计划经济时期，最后阐述和分析市场经济以来的状况与问题。威廉·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是弗里德曼在讨论历史脉络和区域格局时的重要参考文献。与施坚雅的论断类似，他提出市场化后中国的区域不平衡更为显著，如何应对这一状况已经成为权力部门需要谨慎处之的问题。在“乡村的城镇化”一章中，弗里德曼主要谈论的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农村城镇化，认为有能力的地方领导、企业家、高密度的农村人口和过剩的劳动力、农村的选举，以及吸引外来投资同时具有极高的储蓄率等原因，推进了农村自发的、内生性的发展。城乡关系改变过程中户口制度的设立和松解改变着劳动力的城乡迁移状况；从农村来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形成了聚居地和某些非正规就业和经济，而劳动力区域、城乡间的移动将持续下去，随着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而变化。
在最后两章，弗里德曼阐述了个人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城市建设的治理。弗里德曼谈到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中，个人自主空间得到扩展，人们拥有相对更多的自由，包括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自己拥有的住房、新的生活方式等。他在“导言”中特别提到，他并没有讨论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变迁、城市的变迁是否会导致向多元化政治的转变，而更倾向于讨论个体获得的、实际的日常生活改善。在“城市建设的治理”一章中，弗里德曼回顾了前现代的县衙、民国时期的警察和孙科主导的广州市市政建设和城市规划、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和“单位大院”，以及市场经济以来城市的管理和经营、城市政府从管理者部分转变为经营者的角色。面对城市的各种复杂状况，如何规划城市的未来，如何“良治”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中国城市变迁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此处我想进一步引述罗兹曼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进而再与弗里德曼的论述内容和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罗兹曼提出了界定现代化的若干界定性因素，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而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种水平的教育扩展”；进而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五个方面及其相互关联的研究——国际背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知识与教育。罗兹曼认为后发国家的发展需要面对国际环境，需要被迫制定一个基本是借鉴外国经验的大规模变革计划。他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等是促进了现代化还是阻碍了现代化？这一问题也是施坚雅、弗里德曼等人探寻的问题。关于政治结构，罗兹曼认为，是关于“一个社会为实现蕴含在知识增长（这最初来源于对外交往）中的各种可能性，而运用公营和私营体制以控制并分配资源的这一种能力的发展情况……政治结构对于现代化之所以意义重大，乃是因为它影响着决策，影响着决定执行什么政策并做出何种选择的协调和控制。它不仅意味着权力的行使，也意味着意志的动员”。他也提出，需要讨论国家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需要探讨对于现代化进程而言很重要的大众参与、权利和自由的扩大，以及各利益群体在形成并表达自己观点时所具备的机会。在关于经济增长的部分，罗兹曼主要讨论了经济与国家、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经由追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结构性变革及其效率。社会整合的问题涉及如何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包括空间资源、人力资源等。罗兹曼的研究比较了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城市体系，认为清末的中国不具备能满足现代化计划所需的城市网络，进而使得中央无法有效动员地方的资源用于现代化的建设。最后一部分关于“知识与教育”，罗兹曼认为“任何建设现代化的社会，都会优先考虑吸收并扩展现代知识与技术，知识与技术对于借鉴别国经验和建设一个新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类似之前的问题，他还提出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和教育与现代化的实践是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19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的国家，面对这一文明经历的西方冲击和现代化过程时，两位作者都探寻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比如儒学为主导的传统观念、政治生态、文官制度、区域结构、文化传统、家族式或地缘的社会结构、城乡关系与城市网络等，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会转化或者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前所述，弗里德曼从历史脉络、区域、城乡关系、移动性、个人的自由，以及城市治理几个方面，试图探讨新时期社会与城市的变迁。罗兹曼从国际关系、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整合，以及知识与教育几个方面来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过程。历史、政治、经济是两位作者皆有涉猎的议题，尽管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笔者虽然同意从内生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变迁的重要性，但在当代全球地区、国家、城市、个人日趋互联的状况下，在弗里德曼引用卡斯特的“全球流动空间”的前提下，在罗兹曼指出后发国家往往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模型和实践的前提下，国际与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与讨论是一种必须。弗里德曼从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获得经验和认知，推导出中国农村地区城镇化的内生性发展，却忽略了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大量流失（尽管他谈到了城乡间的劳动力移动）导致了许多村庄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近乎解体。
弗里德曼最后判断，前进的路径上要避免出现导致僵化的极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两种极端，要在两者间找到一种平衡。他不赞成使用哈贝马斯建构的国家与社会对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立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状况，而是赞成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黄宗智认为，要破除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中国的政治实践从未追求国家或社会的完全独立性。他认为“第三领域”正是国家与社会联合、合作的场域，这一场域可能正是更具协商性而非命令性的新权力关系的发源地。从黄宗智的这一理论概念出发，弗里德曼提出了“中国现实存在的市民社会”（China’s actually existing civil society），在现状条件下多元群体和力量共存的状况，进而在极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庸”的发展道路。
黄鹭新等对于1978—2008年间的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做了概要性回顾。与本文引用的其他文献相比，该文提供了更多的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细节。作者认为“自上而下”的体制形成了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城市物质空间上的继续和具体化”，“标准规范准则+专家理性分析”成为普遍的规划决策方式。作者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前的城市规划状况，这一阶段城市规划主要体现为“一五”期间配合重大工业项目的建设工作，从“二五”到改革开放前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8—2008年，黄鹭新等将其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1978—1986年的恢复重建期、1986—1992年的探索学习期、1992—1996年的加速推进期、1996—2000年的调整壮大期、2000—2004年的反思求变期以及2004—2008年的更新转型期。基本的阐述逻辑是讲述各阶段的社会状况，进而根据不同阶段的情况叙述城市规划的机构设置、工作内容、颁布的法规以及城市规划的各种编制类型（如区域规划、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比如，在第一阶段中，1978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1982年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建设总局并入并改组为城市规划局。该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欠账多年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空间。而这一时期特区的设立和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对中国的城乡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比如在2004—2008年间的更新转型期中，谈到城市规划更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更加关注社区构建、社会平等公正、公共参与的内容，更加关注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作者认为城市规划越来越成为一项调控城市空间资源分配、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决策者及其价值观和认知水平，以及决策机制、决策环境等都对城市规划的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黄鹭新等阐述30年间中国城市规划变迁的方式是“分期+现象”，根据历史进程判断分析各子阶段，阐述各阶段城市规划从机构、法规、实践、知识与技术以及社会过程等层面的现象与变化。这种方法通过历史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现象获得概览性的理解，其难点在于分析对象的选择。弗里德曼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阐述，从方法论入手（全球化角度抑或内生角度），进而从不同的子类（历史、区域、乡村城镇化、移动性、个人自主空间以及城市治理）讨论城市的变迁，共同拼贴出一幅城市变迁的面貌。对于城市及其子类（如城市规划）变迁的讨论，可以有历年统计数据的分析、分期+现象的描述（如黄鹭新等的工作）、社会生产过程要素的讨论（如弗里德曼、罗兹曼的工作）；也可以将城市现象分为若干类进行研究【如约翰·洛根主编的《中国城市转型》（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一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单位制机构的市场转变和劳动力市场；第二部分讨论城市化进程与地方的变迁；第三部分谈城乡移民带来的冲击；第四部分讨论新城市中的社会控制】。所有研究都需要收集、甄别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资料，将其组织成有意义（有解释逻辑）的叙述。其中的难点是如何解释现象之间的变化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冲突的结果。理解危机的产生过程是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要途径。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日益成为全球资本积累循环中的一部分，理解“危机与危机的应对”是理解中国城乡社会、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变迁的一种视角。20世纪以来的后发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焦虑感，这是一种竞争中的焦虑感。一方面，需要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在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中又面临着自身内部的结构性转型。危机的产生，是一种主动性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它既存在于一国与国际范围各国间（特别是与各超级大国间）的关系（历时的变化过程）中，也存在于自身内部的城乡社会关系、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尖锐矛盾中。从总体上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作为局部的民族国家危机越来越成为全球危机的组成部分。从危机的类型上看，从早期现代化中的一般商品生产的资本积累危机，日益演化为金融危机、社会公平正义危机和环境危机。每一次的危机都是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某些社会组织因而解体或结构性调整，并带来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危机的应对，就是通过调节自身能够控制的资源（政策、财政、空间、劳动力等），来减少危机的猛力冲击，从而维持地方的秩序和日常生活状态。从这一点来说，城乡规划是应对危机的一种空间工具。危机具有空间地理属性，某一地区的危机会向其他地区转移或者转嫁（如东部到西部，或城市到乡村）；危机也具有产业属性，某一产业的危机会向其他产业转移或转嫁（如金融部门到房地产部门等）。因此，危机的应对具有时空特征。
“危机”本身带有一种相互关系的涵义，现代地区、国家、城乡、城市危机产生是各种不同层级空间内外相互运动的结果，不是独立空间单元内部运动的结果。“危机应对”的视角不只在于弗里德曼考虑到内生性发展，也不只在于黄鹭新等讨论的国家政策与规划应对的线性关系中，它倾向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试图理解规划变迁的逻辑关联。比如，赵燕菁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中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政策，认为中国城市化“不可避免受到国际战略格局的制约……许多现在看似无法理解的‘失误’……成为一种有意义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赵燕菁在文中谈到了在1952—1960年间中苏结盟、1960—1979年大国对立、1979—1997年对外开放以及冷战结束后各个不同外部条件下（更准确地说是在不同的危机状态下）的中国城市化政策；认为好的城市化政策是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发展战略；好的城市化政策在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这也意味着危机应对（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短时性。笔者在《危机、理性与空间：一种解释》中曾经讨论到，“空间中包含有社会问题和冲突，是问题发生之处；对空间的介入、改变（切割或合并）、界定、调节、关联或隔离是应对空间中问题的一种手段和方法，也是一种理性过程……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外部空间的关联支配了内部空间的发展状态，地方不再是内生的发展，而是受制于外部关联的属性、密度、速率与变化”。作为应对危机的工具的一种，规划至少要应对“全球—民族国家”“国家—地方”“城市—乡村”“公—私”四种空间间性。
规划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手中的工具之一，同时具有政策属性和技术属性。这一工具必须与其他工具共同使用，才能完成具体的物质空间实践。比如：要将某一空间转变为商品，需要法律的许可、确权、金融信贷体系、空间的划定和属性赋予、市场交易体系等等一系列的商品生产要素和交易要素，城市规划是完成这一交易过程的必要的一部分。在经济形势总体向好时——在中国的政治与行政格局状况下（特别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也意味着地方城市政府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城市规划成为地方政府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
支配民族国家发展轨迹的，是国家的经济危机（来自内部自身积累或者外部的转嫁），其他危机是经济危机在某一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领域的转移表征。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一书中讨论了1949—2009年间深重的八次危机，此处不转述。但城市规划（以及后来的城乡规划）的作用，可以很明显地在多次的危机应对中找到发展的脉络，进而获得浮现的各种空间现象及其时空变化的可能解释。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与苏联援华建设重点工业项目紧密相关。1960年苏联资金、技术、人员撤走后，留给中国巨额外债，需要从城乡社会中汲取积累偿还。没有资本投入城市建设也就无需城市规划（当时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其实从1960年代—1970年代末普遍没有城市规划），而为了从农村汲取积累，需要通过农村集体化来减少交易成本，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公社及其部分规划。
城市规划的作用需要放置在城乡社会关系变化的脉络中观察，而城乡社会关系的变化又需要置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国家战略与经济格局变化中来讨论。1978年—1980年代初期的农村社会城镇化发展，按照温铁军的论述，是国家从农村社会的撤退，却形成了农村社会的蓬勃发展，是一段“科学发展”时期。也许弗里德曼就是观察和经历了这一段农村社会的城镇化（或者与这一段时期有类似状况的农村），进而提出了内生性的发展。如果说中国的城镇化有内生的、自我演化的时期，那么1980年代初期就是这一时期，其后随着国家与城市经济日趋接入全球化而为外部结构所影响和支配。随着国家政策向城市部门的倾斜，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的发展日益接驳王建提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日趋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并因内部机制（如地方政府在1994年税制改革后成为地方土地开发的主体）生产了史无前例和规模巨大的快速城市化。
结合包括林毅夫等多位学者的论述，温铁军将2003年定义为中国从资本稀缺型社会向资本过剩型社会转变的年份。按照这一判断，1978—2003年间的城市社会发展【温铁军谈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变，但这些转变的各种特征强烈地体现在城市社会中】，是需求大于供给的阶段，是生产型的社会，也是从资本原始积累到规模扩张的过程。2003年后的城市社会发展，是供给大于需求的阶段，是有中国特点的消费型社会，也是资本从规模粗放型扩张向结构转型的阶段。循着这一判断，2003年前的城市规划（作为政策与技术）与其他门类的政策与技术一起，其主要的功用是将空间转变为商品的生产与交易，通过对土地确权、土地上的空间确权、属性定义、数量的空间分布以及交易安排等过程和手段，将各种生产要素从原来的计划性安排要素转化为市场性要素。这既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也是城市规划自身建构的过程，如黄鹭新等在文中的概览叙述，从行政机构设置、法律颁布、知识与技术传播，到实践机构设置和具体的工程实践的过程。由于双轨制的存在（一直并未消失），以及城市规划天生具有的公共政策的属性，除了将空间转变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易外，它还具有安排公共空间的基本功能。但随着地方政府从原有的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公共空间的安排也往往是生产交换价值的重要手段，而不再单纯是之前的生产使用价值和为了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质量。这一阶段它的危机，是应对如何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危机，以及生产不足的危机。由于缺乏市场运作的知识与经验，以及高质量的城市规划的知识与技术消费只局限在很有限的少量城市中，因而形成了大量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政策与技术安排的错位。
2003年后的城市规划，面临的核心危机是市场不足，它的核心任务是生产“市场”。它既需要优化既有存量，减少存量内部的空间交易成本，提高存量的空间经济效益，也需要进一步拓展空间增量，将存量生产中的危机转移到更大的空间范围中，通过空间的扩张来缓解危机爆发。因此，21世纪以来，在城市内部各种新区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这是之前政策路径依赖的结果，通过放权来生产更有生产效率的空间单元），在城乡社会之间提倡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通过提高人口众多的农村的收入来生产市场，以缓解接驳全球经济的城市经济的高风险。为配合这一国家政策，城市规划在2007年改为城乡规划。温铁军曾经提出“城镇化的本质是去城市化”——他只说对了一半。新型城镇化的一半是将城市中消费不足和生产效能低下的危机向更大的空间范围扩散，特别是在县、镇、乡的空间层级里（在这一意义上，温铁军说对了，城市中原来的生产可能发生空间转移）；另外的一半，却是要优化城市中的空间经济效益，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腾笼换鸟”、产业更新换代等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提升原有空间存量的市场规模和更高等级的市场品质。在区域层面，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在国家层面，通过国家平台的财政、生产等比较优势向更大的空间拓展，已经成为必要的实践。向东南亚地区和亚洲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如“一带一路”）已经成为重大的国家规划，“城市规划”或者“城乡规划”此时已经不能指示这一内涵，“空间规划”日益成为常用名词。
在两个阶段中，又存在突发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外部经济危机引发内部的应急处理，往往通过增发公共投资来生产市场，以确保相对的稳定性。1997年和2008年后，为应对外部市场严重萎缩的状况，国内分别启动了开发大学城（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市场化也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新型城镇化、供给侧改革等实践。这些特定时间阶段的政策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市（乡）规划的短时实践。
第二阶段城市社会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综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关联着社会公平正义危机，关联着环境危机，关联着日常生活意义的危机。在一个大卫·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的世代，由于资本积累周期的加速和网络社会的浮现，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频发，使得规划成为应对危机的一种工具，应对危机的各种专项规划和指向特定内容的“某某规划”，正成为普遍现象。
另外，笔者也曾经讨论过危机应对的空间层级问题，“某一空间中的理性，很可能在同时性的或者更大或更小的空间中，就是非理性。某一空间中的理性，也很可能在下一时期，成为荒唐之举。”在某一层级空间中的应对策略、方法、手段，甚至是口号，“在政府层面，经由上一层空间间性传递至下一层时，却往往不是应对问题的回答，而是移植到结果；加上地区不均衡地理发展，很可能导致‘削足适履’甚至是荒唐的状况”。这是涉及空间主体性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规划中的深层次问题。
危机是创新之母。创新往往出现在不同生产方式转变之间——生产方式的转变即是最大的和持久的社会危机。从计划主导的社会向市场主导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规划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的工具，本身就必须经历转型，从生产空间的使用价值为主向生产交换价值为主转变。转型中具有主体能动性改变即为创新。从资本稀缺性社会向资本过剩型社会的转变，同样面对库恩指出的“范式”的转变。欧美社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这一转型的阶段。按照尼格尔·泰勒的分析，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十分不同的状态。在前一个阶段， “（1）城镇规划是物质空间形态规划；（2）城市设计是城镇规划的核心；（3）城镇规划当然涉及编制‘总体’规划或规划‘蓝图’，这种蓝图应以统一的精细程度表达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结构，形成‘终极状态’规划，同时对建筑或其他人工结构环境进行，这种工作最好由建筑师或工程师来完成”。而在1970年代以后，则转向了系统规划、理性过程规划（一个把对象科学化，从系统角度理解对象的变化；一个从方法、手段、过程理解规划）；规划师从建筑师、专业人士转变为具有特殊技能的沟通者、协调者；规划师的基础知识从美学、艺术转向社会学、经济学等；规划从“艺术”转向了“科学”和“社会”，从技术理性更多转向了社会理性。
当代的困境是，“在空间与空间日趋紧密关联的世界里，在‘时空压缩’的状态下，在资本加速的生产与再生产状况下，在信息技术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在消费社会中，在虚拟资本的数值不断惊人放大的状况下，在严重的社会极化和在全球变暖的状态下，尖锐问题的爆发层出不穷。此问题登场不久，下一个问题随即出现，它们构成运动的场景，而不是静态的画面。长期的计划不再有效。应对一个问题的理性规划，很快又将被应对另外一个紧急问题的理性规划所替代。一个概念刚刚提出，转瞬又被另外的新概念所掩盖而黯淡消失。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局部的理性、片段的理性是构成总体的理性还是不理性？”【笔者在文章中也谈及面对当下状况规划工作者可能的实践路径：“重新回到‘使用价值’（摒弃完全追求‘交换价值’的观念）、回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提倡专注和‘匠人精神’（以及在此中得到的满足感和自我认同）；或者回到小群体社区当中（在相互间更紧密的关联中——却亦即意味着一种限制——获得稳定感）、在快速变化中维持相对慢的实践等主张，是些思考者提出的策略。这些策略是局部的理性，可能短时可行，来应对当下与不远的将来的问题，以获得在‘流动的现代性’状况下的身份认同和意义。它们既可以是空间规划的实践路径，来应对当下的各种问题；也可以是空间规划者（既作为社会人又作为专业人）自身实践的方向，以减少煎熬着的焦虑和无助。”】如何应对快速变化中的危机，成为当下的问题与深层的困境。
当代中国的社会日渐进入资本过度积累的社会。规划需要从之前的计划型范式（并未完全消失）、生产型范式，转变为以空间为手段的、更具有能动性的、结合其他学科共同应对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城乡社会问题的新范式。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就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其中的一种，是将空间现象与空间生产的机制更紧密和有效地结合起来【如赵燕菁的多篇文章，探讨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的城市规划】。作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工具，规划需要处理日常的、短时段的“冲击—应对”式的具体事务。但规划的创新存在于理论创新与日常实践的相结合，建立在对城乡社会长期的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从这一点说，弗里德曼的《中国的城市变迁》提供了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规划创新还存在着目标的指向;从这一点说，弗里德曼提出的“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展”始终是规划实践的核心要义和基本目标之一。不管外部如何变化，规划最基本的功用，仍然在于使尽可能大多数的人获得更大的自在，更美好的生活。
谨以本文纪念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的两位重要同仁。约翰·弗里德曼教授多次参加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的年会并作主题报告。2010年年会上，弗里德曼谈到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会后与他讨论并一起游历深圳，之后的年会中也多有交流。2017年3月邀请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的克劳斯·昆兹曼教授来我校演讲，私底下聊天时谈到弗里德曼在庆祝90岁生日时，开玩笑说持续学习和研究到90岁已经够了，该休息了。很遗憾6月间就听到弗里德曼教授去世的消息。黄鹭新同志是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年会能够持续多年成功举行，是他和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记得他充满活力的模样，也十分愕然他的突然去世。笔者想来，对于逝去学者的最好纪念方式就是阅读他们的著作、文章，从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获得启发和思考。
另外，要感谢两位审稿人批评性与建设性的意见，使我重新审视文章并深化了部分内容的讨论,并修订文章题目，使得题目更加贴切。
作者：杨宇振，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yuzhenyang@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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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祎娴
排版：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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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理解中国城市的另一种视角：竞争与危机中的规划变迁【2019.4期 · 优先看】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