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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海啸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规划师
在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概念”,这些概念在规划中被频繁运用,但人们对之往往有着不同理解和阐述,同一个名称的概念所讨论的问题可能完全不一样。例如,“空间句法”(SpaceSyntax),在国外从未被用于分析城市空间结构,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对概念理解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概念演化而生的规划策略、路径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最终可能使得传统以供给为导向的策略失效。
以“智慧城市”(SmartCity)为例,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规划理论学家,会认为大型计算机公司能够解决城市的“智慧”问题,它最多是解决城市“运行的智慧”问题。但多数以“Smart City”为名的讨论,却常常围绕着如何使用互联网和怎样使用更多的电脑。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信息和数据,及其所代表的经济社会活动意义。如果没有这些,硬件的建设毫无意义。
将“Smart”进一步拆解为“S. M. A. R. T.”,又可以给“智慧城市”带来一种全新的解释。“S.”为“Specific”的缩写,即指任何一个建设规划要有特定的针对性,明确目的、解决问题,这是智慧城市的核心;“M.”为“Measurable”的缩写,即概念在规划中能否测度,怎样测度;“A.”为“Attainable”的缩写,即规划目标和设想能否实现;“R.”为“Realistic”的缩写,即规划的现实性如何;“T.”代指“Time Bound”,意为规划与时间序列组织的重要联系,同一个规划在不同的组织方式下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将这些概念全部加起来,才能够称之为“Smart”,才能说城市可能向着更智慧的方向发展。
通过“智慧城市”的案例可以看到,在理解一些概念的时候,首先最好在假设中深究一下,然后观察概念与城市规划的关联性,如果能够切实解决一些所关心的问题,再继续前行。只有概念清楚了,才能保证规划有比较好的结果。
1.规划中的社会价值
规划策略具有可行性并不意味着最终能够实现规划目标,其实施也未必能够促成城市良性发展。在这之中,有两个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个就是理论,任何的发展必须有对于理论的前瞻性的认识,才能够使我们每天的实践活动具有比较长远的意义。同时,理论可能本身是“纯粹”的,但在不同城市里,都会受到一定的政治要素影响。这种影响对于理论本身又会产生一定的纠正或偏导作用,这种作用也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价值”。没有价值的政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操作的规模越大,伴生的危险就越大;政治协调能力越强,产生的问题就越明显。不仅仅是城市规划,“价值”的把握对于所有其他与社会相关的要素都是非常重要的。
“价值”应该在理论的重点中得到体现。国外许多理论是从社会价值的研究判断出发的,例如赖特的“广亩城市”的出发点就是消除房租剥削,通过降低城市密度降低房租或房价,又如卡尔索尔普提出的“TOD”(公交导向开发)也是为了解决城市无限蔓延导致的中心城衰败、社区纽带断裂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相对的,中国城市规划中的“价值”内涵远远不够。
2.社会价值与经济规律
社会价值与经济规律密不可分。
以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为例。新型城镇化,一是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的城市化,城市规划要矫正市场失灵的外部要素;二是要推动农业人口向市民化的转移,使得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相同的服务;三是要尊重公众权利,追求公平正义,并追求可持续发展。这其中,首先要有一个经济逻辑,即城市一定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同时一定是一个经济功能体。其次新型城镇化一定要体现其社会价值。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给予人与生俱来的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为了实现这一价值,无非有两种手段,一是将财政支援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二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部分农民迁移到城市(包括空间迁移和生活方式迁移两种概念)。从经济角度考察,迁移到城市,就是扩大劳动力市场。城市规划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大小。任何一个经济的活动都有一个市场的规模,劳动力也一样。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是使得一个城市具有竞争力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工作机会聚集的规模越大,城市的竞争力就越强,这就是市场的规模效应。
同样,对于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基础——土地而言,规划的目的是使得所有土地价值升高而非受损。实现手段也有两个,一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垄断,通过低价征地,垄断土地供应,得到收益来造城;二是农民分享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经济的收益,然后使农民能够变成市民化,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从经济规律出发,建成区的扩大远大于人口聚集时,土地资源就没有得到有效集约的利用。而土地资源的有效和集约的利用是产业转型的基本条件,如果一个地方土地资源可以无限利用,也就没有了产业转型的动力。空间富裕有时是“麻醉剂”而非优势。正是由于土地供应规模的制约,人们必须要在发展中找到更好的土地利用方式。只有对农民的能力进行培养,当社会对其付出成本足够高,使得大家认为盲目扩张没有意义的时候,才会产生自动平衡,才会产生制约作用,从而产生聚集效应。这一观点可以参见美国波特兰增长边界的案例。
3.尊重社会价值和经济规律的城市规划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公正法制。没有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平法制,就不能保证国家的富强和谐,也不能保证个人的敬业和诚信。
目前的规划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代替市场的作用太强。如果地方发展完全依赖政府带动,是没有后劲的,而且政府替代市场的模式侵犯和限制了各种市场行为主体的财产权和自由选择权。自由选择权受限就很难使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因为这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从本质上讲,也违背了基本的价值观。
一个好的规划应该具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判断,应该能够具有调节市场环境的能力。
1.轨道交通开发
日本的轨道交通每条线都是弯弯曲曲的,完全避让了不愿意搬迁的住户。其规划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协商过程,而非技术对抗过程。反观国内轨道交通往往导致过度征地。这样的建设能否体现最基本的社会价值,通过这样的建设能否实现使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补偿结果更为合理?
又如轨道地上层开发已经有了许多成功案例,但如果沿线全都做地上层开发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投资风险怎么控制?这样的建设完全没有考虑市场的作用。
2.土地混合使用
土地混合使用已经有了许多不错的实践。但现行的居住区规范是反对土地混合使用的。现实中常常可见铁栅栏围合的封闭式居住区。这样的设计限制了一层建筑功能的多元化,反之,取消铁栅栏可能直接给一层居民创造就业机会。机会越多,竞争越多,竞争越多才会迫使调整,才能推动整个服务升级。同时,创造这样顺应市场的混合功能街道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批量化工业生产模式带来的过度消费的问题。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讲的非常清楚,就是必须找更多的机会创造混合。
3.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中往往会过度关注天际线。但城市的魅力并不在于天际线。例如巴黎,可以说没有天际线才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从价值角度而言,设计努力的重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无人能够感受的大尺度转为人们可以体验到的任何一个小的细节。从经济规律角度来看,天际线的设计对城市土地供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导致地价上升,间接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竞争力,这些都是在设计中必须考虑到的。
本文仅是一次启发性的讨论,重点在于规划应该考虑什么问题,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会出现怎样不同的结果。对概念、社会价值和经济规律的深入思量和研究,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城市化的一个有效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