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编者按
第一，敬畏自然，重建生态共生秩序。新冠肺炎的爆发是人类长久以来奉行人类例外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的一个结果。所谓例外主义即在二元论下将某一个体例外于(并凌驾于)其他个体(之上)。奉行例外主义会导致人类对非人的压榨与侵犯，一定程度后会引起非人的反弹，包括各种自然危机(如气候变化)与侵扰野生动物引起的危机(如艾滋病、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非法贩卖与食用野生动物固然要严令禁止，但“远离野生动物” 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因为“远离”在世界平均以及中国城市化率均已超过50%的情况下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疫情结束之后的城市发展要以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这需要在城市范围内拓展正义城市概念，像确保各类人等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样，去研究并尊重其他物种在城市当中的生存权，并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手段确保非人与人的共生，形成破除二元观的社会—生态巨系统。
第二，赋权基层，构建社区共治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经济腾飞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放权与乡村的基层——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疫情之后，城市从磨砺中复兴的可能性有赖于对城市的基层——社区的赋权与放权。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治理的重要性，提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疫情结束之后社区将真正崛起、社区治理将全面升级，社区共治、社区共建与社区规划将迎来一个新时期。社区治理有责权两个方面。责任方面，疫情期间已经看到医疗服务下放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今后还有涉及所有民生问题的系统性公共基础服务的全面下放。权利方面，赋予社区一定的自主权、自决权、自治权将使城市的这一基本细胞真正活起来。
第三，以民为贵，共建民主核心秩序。孟子倡导的“民为贵”在任何时期都是颠之不破的真理。疫情时期舆情发挥出巨大影响力，因为只有民众是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力量。疫情结束之后将会看到以民意、民生、民心、民声、民权为核心的体现公民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城市人的形成。国土空间规划在社会基层层面应该成为民意和民声表达的平台，民权实行的场所，民生得到保障的空间，发挥中国制度化优势从而实现民心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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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规划治疫】曹康｜疫情结束后的中国城市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