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小编：多年前，有这样几篇精彩的短文，阐述了规划师对城市发展、规划发展的思考，这几篇文章分别是：《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第三次升级——互联网时代的规划》、《转型之路：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正是这几篇文章，给当时转型中的规划师们提供了一些崭新的思考维度，正是这几篇文章，国匠城与UPDIS结缘。
以上三篇文章来自于微信公众号：UPDIS共同城市，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日为深规院30周年云庆典直播，在此时回顾微信公众号创建初期的三篇文章，也回顾下新媒体时代云思想传播的先行实践。
注：文末留言，谈谈“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聊聊“互联网时代的规划”，说说我们的“转型之路”，或者是给深规院30周年院庆留言送祝福，文末留言点赞前30位，将会获得深规院30周年院庆纪念小礼物，欢迎大家留言参与。好了，开始看文章：
2020.06.28 深圳市地标建筑亮起灯光
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
（图片来自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郭晨）
第一篇 | 共同城市：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
Vertical
我们都知道，UPDISCC就是“UPDIS共同城市”的缩写。在2013年底，深规院提出了共同城市的理想，随后有了UPDISCC的竞赛网站，有了UPDISCC的微信平台，以及由UPDISCC策动的一系列城市事件。那么，到底什么是“共同城市”？
和当下热议的各种“新规划”不同，“共同城市”并不是取之即用的锦囊。“共同城市”更像是站在21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对城市观的一种回归式的重新认识，而规划则是附着在城市观之上的一系列技术方法。本文只从两个最基础的视角来解读“共同城市”：谁的城市？什么样的城市？
第一个问题：谁的共同城市？
这个问题可以用上面这张图来回答。在“共同城市”中，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认识城市的主体性。
市民的共同城市
城市是所有市民共同的城市，是各行业共同的城市，是各阶层共同的城市。无论是人大、政协、政府、企业、社区、协会、NGO乃至互联网社群，都是全体城市使用者参与城市治理的组织工具。而基于集思广益（众智）和民主协商（众治）的城市共同治理，是否代表着更吻合“人民民主真谛”的未来？
世界的共同城市
在地球村时代，每一个城市都绝不是孤立的内向的封闭系统，更是广泛的城市群系统中的一员。深圳的改变远不止于影响深圳，也许深圳影响上海，上海影响香港，香港影响伊斯坦布尔……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于是，所谓区域协调的边界会越来越淡化，最终每个城市都是地球村的一个小节点。
万物的共同城市
从社会学视角看，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只要社会不崩塌，城市就将永恒。在这样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城市当然不止是人类的城市，更是人与自然万物共同的城市。无论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会如何演化，都不会止步于人的系统，而终将构建或融入万物共生的大生态系统。
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共同城市？
对于城市主体性的理解实际上是城市观的基石，但是很难直接指导实践。而下图则展示了“共同城市”在实践层面的三重内涵。
多样的共同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这种复杂甚至可以视为涵盖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在多样的需求、多样的资源和多样的路径的相互干涉中，城市问题的背后往往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所有学科的交织。虽然规划师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控这样一个复杂巨系统，但针对特定问题主要矛盾的多学科协同是规划师对城市多样性的积极应对。
永续的共同城市
如果说学科协同是共同城市的水平系统，那么代际协同则是共同城市的垂直系统。尤其是在技术迭代越来越快的今天，规划师应该注意到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在越来越快的迭代。这个语境下谈城市的永续就不止是理念上的可持续发展，更是近期的现实的城市兼容性。
和谐的共同城市
在共同城市的概念下，学科协同与代际协同归根结底要落在价值观的协同上。单一的经济理性导向的城市不是共同城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城市才能称之为共同城市。也许，未来还会衍生出更加多元和谐的城市文明也未可知。
在这样的城市观的基础上，当我们将“谁的城市”和“什么样的城市”合二为一，就得到了“共同城市”的六芒星图。
当我们将这个六芒星图稍作变换，就得到了一个六维度的共同城市评价模型。
这个六维体系将是规划师进行城市评价和规划评价的一项新工具。
最后，我们想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我们共同的“共同城市”：
为城市，规划师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中学生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程序员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老百姓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市政府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企业家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建筑师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老年人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互联网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社会学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物流业可以做更多。
为城市，公交车可以做更多。
……
……
……
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
第二篇 | 第三次升级——互联网时代的规划
司马晓，吴晓莉，郭 晨
就今时今日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技术应用现状而言，围绕CAD等一系列计算机辅助制图技术的“图形平台“早已全面普及。而围绕GIS的“数据平台”则处于应用后的高速发展期，尚未完全实现平台化。尤其是近年的火爆大词“大数据”，实质上也是城市规划“数据平台”应用的延续和完善（甚至是补课）。
比照中国城市当下的规划实践可以发现：“图形平台”将城市规划的工作效率和表达精度推向了极致；“数据平台”将规划的技术理性推向了极致；但代表社会理性的“人的平台”则长期缺位。城市规划的技术发展已经开始落后于理论发展，成为制约规划实践的瓶颈。
1993年，深规院率先对CAD平台进行了基于中国规划实务需求的本土化二次开发，也就是大家知道的“深规院小工具”。
2003年，深规院率先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中将GIS技术和遥感技术应用于实际的城市规划项目。
2013年，深规院开始探索互联网技术平台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尝试通过互联网技术让城市规划越来越接近社会理性。
从“图形平台”到“数据平台”再到“互联网平台”，这三者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将使规划师第一次拥有三位一体的完整技术平台。
互联网平台的内涵
互联网平台实质上就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广泛而高效的公众参与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百万量级的城市使用者共同参与城市事务完全无法保证最基本的效率。在那个时期，依靠专业精英代为参与城市事务成为人们最理智的选择。而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普及则使得城市事务中的公众参与可以同时具备广泛性与高效率，这个变化必将深刻影响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行。那些服务于广泛公众的高效参与的互联网工具的集合，可以统称为城市规划的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平台的外延
城市规划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划分为众志、众智和众治三大板块。众志平台是规划编制前的共同意愿和规划编制后的共同决策，是依托互联网技术汇聚公众意志的工具。众智平台是规划编制阶段本身的共同创造，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汇聚公众智慧的工具。众治平台是规划审批之后的共同实施，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公众组织的工具。这三个板块贯穿了公众参与城市事务的全过程。
互联网平台的实践
无论是众志、众智还是众治，都是服务于公众参与的工具。工具可以解决效率问题却无法解决有无问题，没有渴望参与城市事务的公众，公众参与的高效工具只是屠龙之技。欲征集公众意愿，首先得公众有意愿；欲尊重公众决策，首先得公众能决策。欲借助公众智慧，首先得公众懂城市；欲组织公众治理，首先得公众爱城市。站在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的现实面前，城市事务的公众参与万难出现群情汹涌只差渠道的盛况。所以，互联网平台的实践必须从城市启蒙做起，而这种城市启蒙本身又必然是互联网化的。于是，真正面向实施的互联网平台应当呈现为“城市启蒙+众志、众智、众治”的正四面体结构。
基于对规划学科技术发展瓶颈的判断，深规院提出“共同城市”的构想，并推动了一系列城市启蒙工作。同时，积极尝试开发以“众志、众智、众治”为目标的多种互联网技术工具。
如果说城市规划的价值取向正在走向精英规划、民主规划与公正规划的三位一体，而城市规划的技术平台也正在走向图形平台、数据平台与人的平台的三位一体。伴随着整个世界共同迈进互联网时代，这两个三位一体的重合将是中国城市规划第一次与西方先行城市化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第三篇 | 转型之路，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
司马晓
城市一直是复杂的，从诞生那天起，城市就是生产、生活、防卫、管理多种职能复合的多维系统。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演变，新的维度不断充实着城市系统的内涵：人口、政治、文化、交往、艺术、环境、居住、贸易、土地、空间、资本、科技、健康、能源、信息、水利、污染、历史、社会、交通、航运、产业、教育、就业、养老、治安、旅游、娱乐、税收……从这众多维度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切出一个解读城市的断面；而这些断面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维度的投影。这种不可分割的多维复合正是“共同城市”想表达的城市观——城市，是由无数维度共同作用的城市。
共同城市是新型城镇化时期的城市观
虽然城市系统的多维度复合不可分割，但在城市漫长的生命中，不同维度并不是均等作用于城市发展的。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化立市、科技立市、教育立市、交通立市、能源立市甚至娱乐立市都不鲜见。而这其中最具共性的就是城市发展初期的建设立市。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国城镇化呈现出典型的建设驱动特征，这是人口红利长期积蓄的必然结果。劳动人口与城市容量的巨大落差为道路、市政、建筑等物化设施创造了巨大的边际效益，使城市建设成为城市发展最重要的驱动要素。
在以城市建设驱动城市发展的城镇化初期，土地作为所有建设活动的基础资源，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生产要素。围绕这一主导生产要素的投放、分配、利用、管控，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者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城镇化初期中国国情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深圳的建设奇迹与深圳规划的诸多创见也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
2011年，据当年年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中国社会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人口红利的释放与土地资源的消耗也双双临近拐点，劳动人口与城市容量的落差日趋缓和。同期，一线城市城镇化率超过80%，深圳城镇化率逼近100%，这意味着已经有部分城市与地区基本完成了城镇化初期的集中建设，进入城市的稳定运行期。
一旦度过了集中建设阶段，城市的运行机制又将回到多维复合的常态。建设维度将不会继续在城市发展的驱动机制中一家独大。社会、环境、资本、文化、艺术，各种维度都有可能在特定地区的特定时期成为相对主导的发展要素。同时这种相对主导又一定离不开与整个城市系统其他各种维度的协同作用。这就是深规院在新型城镇化时期提出以“共同城市”重塑城市观的大背景。
规划——共同城市的技术理性
未来不可预知，但梦想还是要有的。如果将城市人的共同梦想称为城市的梦想，城市规划就是一门关于城市梦想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如何实现城市梦想的学问。实事求是的规划与脚踏实地的实施就是实现城市梦想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都离不开务实的态度与持续的创新。面对新型城镇化时期城市问题多维制衡的复杂局面，城市规划技术方法的务实创新坚守了共同城市的技术理性。
一方面，这种务实创新的技术理性需要让更多的工具加入进来。
工具是人的延伸，工具的发展常常被称为人的体外进化，这种进化正在越来越深地改变着城市：汽车是双腿的延伸，汽车的普及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尺度；电脑是大脑的延伸，电脑的普及改变了城市的交往方式；监控系统是眼睛的延伸，监控系统的普及改变了城市的公共安全……当工具不止于刀斧舟楫而是自行成器，今日的城市已经是人与机器共生共存的城市，今日的规划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将土地、资金、技术等资源向机器以及机器所需的基础设施倾斜。无论是高铁、互联网还是无人机，这些新生的工具都将持续冲击固有的城市结构，正视工具在城市运行中仅次于人的主体性是城市规划应有的态度。
同时，规划不仅要关注和尊重城市中新生的工具，更要充分利用和创造新的规划工具。在任何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总是植根于当时的技术土壤。以数据为例：当技术条件只允许我们通过原始方式统计数据的时候，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就是我们能拥有的最接近真实的人口数据基础。此时规划的技术方法必然要以适度的模糊来适应这种数据时滞。而当新的工具可以大幅降低数据时滞甚至实现实时统计的时候，规划的技术方法、使用方式甚至成果形式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的变化。从GIS与遥感技术提供的空间数据到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人的行为数据，为科学规划开拓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从模糊规划走向精确规划，从静态规划走向动态规划，都是城市规划应当主动寻求的变化。如果不希望这种变化止步于理念和口号，利用和创造新的城市规划工具将是这一时期技术方法革新的必由之路。唯有规划师的体外进化可以应对城市人的体外进化。
另一方面，这种务实创新的技术理性还需要让更多的知识加入进来。
城市规划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学科，规划的正本清源也要从知识体系的补完开始。在新型城镇化时期，面对多维制衡的共同城市，规划师们在过去三十年里过于聚焦的知识体系显然已经不大够用了。土地确权、产业研究、市场策划、投融资分析、碳足迹分析、环境承载力、城市水安全、城市公共艺术……各种新课题都在不断地被充实进各层次规划，甚至催生着新的规划类型。这些新课题中既有偏向自然科学的硬学科，也有偏向人文社科的软学科。同时这些新课题的尺度也在向两端延展，从更加宏观的国际经济到更加微观的乡村建设。那么，新时期的规划实践中，规划师应当如何填补这些知识空白？规划师在这一时期的规划实践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这些知识空白的填补恐怕不能只靠城市规划学科自身的外延扩展来完成。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多维制衡的常态，城市规划工作涉及的学科会越来越包罗万象，仅靠规划师自身的力量要全面掌握这些知识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社会化协作甚至全球化协作推动共同发展的时代，无论是规划师，还是规划行业，都应该用更开放的姿态来拥抱外部力量。有意识的、战略性的社会协作才能让更多的知识和智慧汇入到共同的城市梦想中来。而在这种多学科协同工作的过程中，规划师的角色必然不再是单一的空间研究者，而是学科协同的协调者。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年轻规划师忽视的城市社会学应当被重新聚焦。空间与社会，作为城市规划学科的两个支点，亦将恢复常态。
在共同城市时代，城市规划作为实现城市梦想的共同平台，随需应变的工具创新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协作是规划工作坚守技术理性的关键。
治理—— 共同城市的社会理性
技术理性是城市梦想必须坚守的底线，从单一的经济理性走向多元的技术理性是重要的进步，但仅有技术理性依然是远远不够的。梦想是未来，也是走向未来的路。关于未来我们永远没有唯一解，但走向未来的路却只能选择一条。从这个视角来看，城市规划首先是一种关于城市未来的共识，技术推演和数据计算都只是形成这种共识的基底。
一般而言，共识的形成有三种可能的路径，映射在城市尺度上可以理解为三种城市治理模式。其中最原始的一种是直接治理。这种城市治理模式最著名的案例当然是辉煌而早夭的雅典城邦，所有的雅典市民以最公平的方式分担了城市治理的责任。直接治理始于理想主义，也终于理想主义。在这种治理模式中，每个市民都被假设为“理想人”：冷静，理性，并拥有所有城市治理需要的知识。事实当然不会如此，于是群体意识的冲动决策和游说大师的思想控制成了绕不过的顽疾。也是在这种实验之后，达成共识的第二种路径出现了——间接治理。这种模式承认了作为公共事务的城市治理本身的专业性，也尊重了与之相关的各个学科的专业性，将市民的原始公权力让渡给了更专业的人才以换取效率和效益。间接治理始于现实主义，也终于现实主义。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专业人士作为公权力的受让者被假设为“理想人”：有远见，无私，并拥有所有城市治理需要的知识。事实当然也不会如此，于是代理心态的懈怠和专业权力的滥用又成了绕不过的顽疾。第三种达成共识的路径可以称之为协商治理。这种模式尝试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构建一种权利主体与专业主体各司其职的均衡生态。
城市规划既是城市治理模式的具现，也是城市治理工作的平台，城市的协商治理必然会推动协商规划的发展。
协商规划的参与方将远不止于城市生产生活涉及的众多学科，更会涵盖城市运行系统中的所有社会角色。每一位城市使用者都会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不同层次的城市规划协商中来。在迎接协商规划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是今天的规划师应当引起重视的。
首先是新的语言。很多年前就有同行半开玩笑地说过：“什么时候规划能换种让人看得懂的表达方式”。在那个时候规划师还可以通过反复的讲解和演示来达成比较有效的沟通。但在协商规划中，协商主体的多样和广泛要求规划师必须拥有一种易懂且清晰的规划表达方式，否则仅仅语言障碍就足以使协商规划成为无法建造的巴别塔。要创造城市协商的“普通话”绝不是简单的专业词汇转译，而是涉及文字、图形、影音、互动等多种表达方式与规划编制、决策、实施全流程的系统工程。同时这种摸索的过程也不会是规划师群体的闭门造车，而应当是与更广泛的各种社会角色共同商议修正的过程。甚至，新城市规划语言成败的标志也不再是绝对的严谨与科学，而是在推广和普及中更广泛的公众接受度。
第二点是新的方法。我们当然可以把协商规划简单理解为公众参与，但是只要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规划层面的技术方法，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就难免停留在形式上。新方法的建立离不开新技术的支撑，互联网技术会是推动协商规划的最重要的技术变革。如果说以CAD为代表的图形平台是规划技术平台的第一次升级，以GIS为代表的数据平台是规划技术平台的第二次升级，那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人的平台应当可以视为规划技术平台的第三次升级。互联网与云计算等普惠大众的新型基础设施为协商规划的参与规模打破了极限，百万级乃至千万级参与者的同步协商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此时，发展意愿的征集和城市规划的协商不仅仅参与者众，决策效率也有可能接近实时决策。这必然倒逼城市规划走向真正的动态规划，甚至实时规划。城市规划现有的工作方法和成果形式恐怕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第三点是新的价值。城市规划的价值评价体系一直围绕成果价值来构建，而协商规划则放大了规划编制本身的过程价值。协商规划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协商民主的过程，而连续的动态调校又使得这一过程成为城市生活新常态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于城市文化、城市活力和城市社会的和谐安定都有特殊的意义。同时，规划的编制、决策和实施将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不同阶段，动态的协商调校必然会更深地融入规划实施与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共同形成一个有机协同的城市治理系统。
在共同城市时代，协商规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城市治理中的具体应用。随之而来的新语言、新方法和新价值则是城市规划工作中社会理性的具现。
共同城市时代的规划师
对于年轻的深规院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多元多维的城市之美正在我们面前渐渐显现，规划师的目光终于可以从钢筋水泥和数字表格转回身边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传承务实创新的基因，共同城市时代的新工具、新知识、新语言、新方法和新价值终将汇聚成我们的新角色。
今天的规划师应当是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的践行者。我们身处走向富足的中国城市，一方面应该继续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社会总财富的扩大，另一方面更应当通过积极的社会创新将更多的社会财富转化为城市的公共福祉。相形之下，无论是乡村建设、社区活化还是城市更新，社会创新更加离不开规划师的身体力行。
今天的规划师也应当是城市协商的协调者。在众多的社会角色中，规划师是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城市研究者。从城市的自然资源、空间资源到人口资源，从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组织方式，从城市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都是城市规划研究应当涉足的领域。尤其是针对高总量、高密度、高异质性人群行为特征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将会在规划师的知识体系中凸显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规划师还应当是城市意识的启蒙者。每一位走进城市的新市民，从离开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把命运和城市绑在了一起，也和千千万万的其他市民绑在了一起。人们通过社会化的大分工共同生产，也通过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来分享聚居红利，却不一定真正意识到彼此早已结成“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整体。共同城市时代的规划师，恐怕不止于“规划”，更在于“师”。
如果说城市的共同梦想是由千万个个人梦想汇流而成，规划师就是为梦想汇流铺就河床的人。未来不可预知，我们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我们在不理解中达成理解，我们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
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
以上为三篇精彩的短文分享。
明日18:30分，国匠城B站将直播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30周年云庆典：
直播链接：guihuayun.com/zhibo/updis
直播议程
好朋友，云聚首，送祝福
嘉宾名单
以上为直播简介，“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欢迎送祝福，文末留言点赞前30位的小伙伴将会收到一份深规院30周年院庆纪念小礼品，感谢大家的支持，祝深规院30周年院庆快乐，祝规划行业与规划人越来越好~（留言点赞统计至7月1日中午12:00）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匠城）：共同城市：为城市，我们可以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