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何为：从城市规模说起

关于城市规模的问题是一个老话题。最近有学者极力提倡：作为大国，要有大城。言下之意，中国现在的城市政策还是过于保守。北京，上海还不够大，没有必要搞什么减量发展。

这些观点在搞经济的人当中很有市场。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大城市有更多的人均产出和地均产出。更加重要的是，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更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和扩散。至于大城市的住房、交通和环境问题，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解决。

但是，在很多社会学家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大城市的平均效率通常要比中小城市高，但是为了获得这样的高效，大城市通常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容忽视。

比如，大城市的这种高效通常是建立在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快的工作节奏之上的。再者，大城市的这种高效，它所带来的好处并非普惠于所有的人。一部分人可以从大城市的效率中获取更高的利润和收入，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大城市所带来的收益虽然可能比在中小城市高一些，但总是很有限的。尤其是相对于更高的生活成本、更大的工作强度和更危险的工作环境而言。

总而言之，大城市带来的效益，通常是被一部分人群所收割，而大城市的成本（拥堵、污染、噪音、犯罪等）却主要是由另一部分人来承担。这就导致大城市中的社会极化问题普遍比中小城市严重。

或许你会说，政府可以通过二次分配调节大城市的社会极化问题呀。是的。理论上政府可以这么做，实际上政府也确实这样做了。但实际的效果就是，大城市的这种社会极化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强了。

原因何在？那就要问：政府的钱主要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来自资本。在一个资本全球竞争的时代，政府花钱也不是那么随性的，它也要看资本的脸色。如果政府花钱对资本没有好处，资本就跑路了。因此，总体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出现新自由主义转向，政府花的钱更多地还是为资本服务的。怎么可能指望通过政府调节来缓解大城市的社会极化呢？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复杂性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而当城市的复杂性增长到一定的程度，超出人的理解能力的情况下，这就对城市的决策与治理造成致命的挑战。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的建造活动与蜜蜂筑巢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人类在在建造房子之前，他的头脑中已经有一个房屋的样子存在了。而蜜蜂直到它把蜂巢筑成，它才能知道蜂巢最终的样貌。

当城市较小的时候，人类建设城市，也和建造房子差不多：他会借由规划设计的技术，在事前把城市的样子大致确定下来，这样便于大家形成共同的认知，产生协调的行动。

可是，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在城市复杂性超出人类的认知能力的情况下，人类通常会有两种决策：一是，个人不再关注那个整体的城市状态，而只是精心考虑自己的个体环境。因为他知道自己对整体是无能为力的，只好把整体的结果交给“上帝之手”，或者叫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这就导致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市场放任主义泛滥。而这种市场放任主义泛滥的结果，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目前的现实，都已得到了清晰的明证：它很难让文明逃脱繁荣-衰败-战争的死循环。

或者，个人把对整体的责任和权利让渡给政府，认为市民只对自己的小环境负责，而作为城市整体的大环境应该由政府来负责。但是这里面仍有两个疑惑：一是，既然整体的复杂性超出了人的认知能力，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它又如何能对城市的整体负责呢？二是，如此情形下，个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类似蜜蜂与蜂王，那么会不会让社会陷入-如哈耶克所说-集权与奴役的陷阱？

面对这样一些质疑，经济学家也许会拿出实用主义的杀手锏：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道理，我们只需要让人们自己选择，看他们是愿意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就是了。

没错，让人们自由选择是合理的。但是，自由选择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首先要保证大、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配给上是公平的。如果人为地拉大差距，让中小城市和乡村缺乏良好的教育、医疗的文化设施，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人们自由选择，本身就是预设了不平等性。

那么，规划师如何看待规模问题呢？现代城市规划这个职业几乎是生于大城市的发展，也毁在超大城市的发展。正是由于近代工业化导致城市大规模扩张，产生大量社会问题，才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吊诡的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大城市区域化，城市空间结构复杂化，地域利益碎片化，恰好又瓦解了规划应对大城市问题的能力，使得现代城市规划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参见《规划为什么会失败》）。

因此，按照传统，城市规划对大城市是抱着谨慎甚至批判态度的。但在发展至上的社会大潮的冲击下，规划也不得不调整方向，试图发展出能够包容和适应大城市发展的空间规划技术和治理体系。当前的城市复杂性理论，数字城市模拟与预测技术，韧性规划方法与策略，无不是规划对超大城市复杂性的反应。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对这些超大城市的复杂性问题，规划还没有来得及搞定，眼前却面临着另一个更为复杂的任务：国土空间规划。由于国土空间治理的跨尺度、跨行业、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复杂性远超传统的城乡规划。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这里不妨提出三个开放性的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国土空间统一规划管理与开门编规划的关系。把所有的空间规划管理权力合并到一个部门，看起来是简化了空间治理中部门之间协调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治理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了。相反，从城乡规划到国土空间规划，意味着空间规划的复杂性急剧增大。其所涉及到的利益、事权是全方位的，可能大大超出单一部门的应对能力。如何处理好部门管理与多部门、多行业网络化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土空间规划制度设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是，如何让星云般尺度和复杂度的国土空间规划问题，转变为可以理解可以操控的地方空间治理实践？这需要找到一种跨尺度耦合的机制。从操作上来讲，建议首先定义出便于操作的国土空间规划基本单元。然后考虑多个基本空间单元之间的整合，形成国土空间规划区域，最后将不同的国土空间规划区域整合成全国国土空间格局。这种规划单元的划分应该以功能完整性或生态完整性为基础考虑，而非简单地以行政单元为基础。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应设计好不同尺度之间的规划传导和作用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强调自上而下的传导。

三是，要处理好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一般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问题。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指南已经基本完成，一些技术标准正在制定中。无论是指南也好，标准也好，都是一般性的知识。国土空间规划横跨多个气候区域、多种经济类型和文化生态，纵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仅靠一般性知识和通则式管理，显然无法适应国情需要。那么，如何在一般性技术框架之下，吸纳、包容各地独特的地方化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

说了这么多，也想听听各位看官的高见：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城市规模问题？面对国土空间这个超大规模的规划，应该如何化解空间复杂性与人类认知能力之间的矛盾？

    文章来源    

规画思

作者 | 老佘独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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