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杭州最美的佛寺

▲城市建立之初，恐怕精力和财力都无暇顾及信仰。唐代的西湖除灌溉外，开始具备初步的景观游憩功能。在西湖北侧行走，一侧有湖，一侧有山，是一条城郊景观之路。唯独走到洪春桥（行春桥）以西，仍是山间野地，至唐开元（713 － 741）始辟出一条名为“九里松”的香道连接西湖与灵竺（行春桥至灵隐），完全贯通了杭州城与灵隐之间的景观线路。《西湖游览志》这样描述：“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植松以达灵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袁仁敬守杭是在开元十三年（725），正值“开元全盛日”，财力上能够支持衣食以外的精神需求了。

西湖北线香道的形成，为后世“钱塘门外香篮儿”的进香盛景搭出了框架，众多佛寺沿此香道建立或发展壮大。自钱塘门而西，今天尚存遗迹的有昭庆寺、大佛寺、智果寺、玛瑙寺、招贤寺、凤林寺、玉泉寺等。九里松沿线的佛寺今多不存，但历史上大都辉煌一时。如曾“巧丽冠于诸刹”的集庆寺，与集庆寺同列“教院十刹”、曾“饭僧至三千人”的普福寺，宋高宗赐额题诗的圆觉天台教寺等。作为香道的终点，灵隐一带佛寺也逐渐丰富起来。

唐末，灵隐寺靠民间募资在北高峰顶建佛塔一座，使杭州城的人往西一望便能看到佛国所在。唐李绅《杭州天竺灵隐二寺》诗之二曰：“近日尤闻重雕饰，世人遥礼二檀林。”

▲最为重要的是，五代天福年间（936 － 942），高僧道诩在天竺谷地尽端下结茅，刻造观音像，开创了“观音看经院”，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上天竺”。由于看经院的观音圣像在北宋时祷雨屡验，受到官方推崇，使上天竺得以“灵感观音”名世。北宋以来，又被不断扩建中兴，使之在天竺三寺中后来居上，成为宋元时代全国观音信仰的中心，殊荣无尽。从此，“灵竺”并称，蔚为佛国。

▲经理梵刹缀湖山   翻阅杭州佛寺的历史会发现，许多佛寺的建立或兴盛都与十世纪的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907 － 978）有关。五代十国之中，北方政权更迭频仍，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以限制为主，而南方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吴越国王族对佛教的虔诚在南方诸国中比较突出，宗教成为国主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财力上对佛教的扶持力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王族的态度引起上行下效，为佛教在吴越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吴越国时期，江南地区大量佛塔被建造。留存至今的著名佛塔，如上海龙华塔、苏州虎丘塔、湖州飞英塔、杭州六和塔、温州江心屿东塔、临安功臣塔等均为此时所建。文献中称，由吴越王建的佛寺仅在杭州便有二三百座，历任吴越王几乎都有参与建寺。吴越国时期建立的佛寺，搭起西湖群山中佛寺组团的基本框架，成为后世杭州佛寺的基底。此时西湖的景观意义已较唐代更进一步，所建佛寺除了宗教因素之外，也充分考虑到佛寺点缀湖山的景观因素，乃至对于湖山间整体景观界面的控制也作了一定的考量。

两宋时在西湖上所见的四塔就是在吴越国时期成型的。自西湖东侧西望，湖西群山中南高峰和北高峰两峰相对高挺特出。唐末在北高峰顶建有一塔，吴越王钱镠、钱弘俶都有重修。南高峰塔建于五代晋天福年间（936 － 942），有文献指为梵僧所建。二峰加二塔至南宋被纳为西湖十景之一——两峰插云，是十景中的远景。

▲从实际景观感受来看，南高峰顶海拔 257 米，北高峰顶海拔 313 米，双峰相对于西湖的地理位置，以湖心亭为中心，北高峰在其正西方 4 500 多米，南高峰在其西南向 3 400 多米。从湖上望两峰两塔，基本上都是相对均衡的观赏点。

到钱弘俶执政时，王族吴延爽在西湖北侧东缘的宝石山上建起保俶塔。太平兴国二年（977） ，钱弘俶在西湖南侧的夕照山上建雷峰塔，二塔南北相对，成为后世“雷峰似老衲，宝石如美人”的景观载体。

与南、北高峰二塔不同，雷峰塔和保俶塔选址相对较低，但与湖面迫近，二塔既能各自成景，又各自与湖面上其他三塔形成近——中——远的三层景观关系。当观赏点靠近雷峰塔时（如吴山顶），雷峰塔为近景，对面的保俶塔为中景，两峰两塔为远景，反之亦然。

湖上四塔，原均为砖芯木檐的楼阁式宝塔。南北高峰二塔现已不存。保俶塔经多次重修后，现存砖塔。雷峰塔在 1924 年倒塌后，于 2002 年重建，重建的雷峰塔体量较旧塔有所放大。是以湖上景观在各个时代都有差别。

▲吴越国时期建设佛寺的同时，客观上开发了西湖周边群山的景观，为后世对西湖群山的游览开辟、梳理了基本游线。以南高峰为例观之：

南高峰在西湖群山中相对险峻。明王谷祥《记法相寺宗慧大师碑》中说：“杭州西湖之南，山最胜处为南高峰，其阳则岩峦洞壑，奇绝诡丽；其阴则群山迂回，壁石险峭。”今天主要的登山道路与历史上基本一致，来自满觉陇路（山阳一线）和法相巷（山阴一线）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上最初建立的佛寺是山阴一线的慧因寺，位于南高峰登山道的山脚下，寺前有慧因涧。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王钱镠建。其后是法相寺，位置高于慧因寺，建于天福四年（940），为吴越王礼天台僧法真而建，时为钱元瓘执政时期。法相寺的建立与南高峰塔在同一时间段。按理建塔这样的事情吴越王不会不参与，但文献指塔为梵僧所建，主要参与募资者是比丘尼道圆。因此，最有可能情况的是，建塔发生在 941 年前后，即钱元瓘逝世，钱佐以 13 岁的年龄即位之初。法真于天成二年（927） 入杭，乾佑四年（951）在法相寺归寂，他应该也是南高峰建塔的见证者之一。慧因、法相二寺之间有六通寺，为吴越王钱弘俶在乾佑二年（949）建。

▲山阳一线分布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天然岩洞，自下而上为石屋洞、水乐洞、烟霞洞。

最早与佛教有关的记载是烟霞洞。大致说开运元年（944），僧弥洪在洞口结庵，遇仙人指点发现洞内刻有六尊罗汉像。不久后弥洪逝世，吴越王钱佐梦到僧人对他说“吾兄弟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其聚之”，于是钱佐在烟霞洞补刻了十二尊罗汉，合成十八。但这时只有石刻造像，建寺则在广顺三年（953），由钱弘俶完成。

水乐洞，洞内有泉水汩出为溪流，水扣石壁如天然琴声。洞口有西关净化院，系开运年间（944 － 946）吴越王钱佐所建。石屋洞，“洞如屋，高畅虚明”。

石屋洞亦建有佛寺，《咸淳临安志》载为“广运中，吴越王建”。吴越国一直采用中原政权的年号，唯一能与吴越国时代对应的“广运”（974 － 979）是北汉政权年号。如无误，可能是最初记录者失察后又被《咸淳临安志》续录了，其时为钱弘俶执政后期。

吴越国时期对南高峰开发的基本时序是从峰东北侧（山阴）的山脚下往山顶，再从山顶往东南侧（山阳）的山脚。之所以从山阴开始，是因为那一侧靠近西湖。吴越国统治者兴建佛寺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西湖为中心，由近及远的景观梳理过程。

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并利用自然景观资源，使之与佛寺相结合，最终造就了杭州佛寺融于山水环境，富有林泉洞壑的特质。

▲妙造林泉在幽谷

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杭州佛寺受帝王将相礼敬布施，一方面获得了财力上的支持，花费用度宽裕；另一方面，以近水楼台的原因，杭州一些大型佛寺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南宋后，帝王将相的直接布施锐减，佛寺的主要经济来源转向平民阶层。宋亡以后一段时间，杭州佛寺在宗教发展上仍可视为南宋的余响，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远离，宗教上终难与此前相媲。同时，佛寺格局到明代以后也逐渐定型，从宗教出发在建筑上的创造性减弱。杭州佛寺最大的优势，还是在于坐拥湖山胜景。为了争取世人青目，佛寺建设纷纷从“名胜”角度下足工夫，促使杭州佛寺在理景方向上进一步发展。

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池，湖中有孤山和三岛。沿湖佛寺为因借湖山之胜，大多朝向西湖。沿湖诸刹有湖景可借，更多的佛寺不能直接临湖，则需利用自身条件营造妙境。

云栖寺，在五云山下，其位置距离周边村落甚远，同时也偏离西湖主要游线。传为吴越王建寺，但寺早已荒废。直到明隆庆年间（1567 － 1572），莲池大师在此结庵，掘地发现碑记才知道这里原有古云栖寺。《雍正西湖志》载：“行久渐闻钟磬声，则云栖寺在焉……每至中宵，梵呗之声不绝，朝鱼暮鼓，与天籁相应答，游人至此，豁然心开，万虑顿释。”

莲池大师与明代很多文人墨客有所往来，云栖寺声名渐起。然其所在毕竟偏远难到，于是在寺前沿溪谷开路，沿路植竹，从此有了“云栖竹径”。山谷、溪涧都是自然本有的环境，云栖寺的僧人在其中修葺了毛石路，虽为人工，但顺应山谷肌理，曲折自然。道侧种竹子、沿道起路亭，并在溪涧上筑池，建亭名曰“洗心”，靠近云栖寺处，又以古树为景。精心梳理之后，云栖便不再是荒谷，而成了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的名胜。以至于康熙南巡四次到此，除诗文宸翰之外，还封了一棵大竹子为“皇竹”。乾隆更是在一月之中两度游览云栖，他说“山寺虽多此寺幽，特教清跸重寻游”。

▲清帝南巡，喜欢寻古访幽，官员就开始修复古迹。修复的过程，实质也是重新理景的过程。而中国历来的理景传统，相对于物质载体，更重文化意义的传承，并不在乎是否原址、原物。如龙井，原是山间一口深峻的古井，“井中相传有龙居焉，祷雨多应”（《西湖游览志》），又传为葛稚川炼丹处。龙井寺则是北宋上天竺辩才法师退居养老的地方，旧寺“去井里许”，明代移建井旁。辩才旧有“龙井十题”：风篁岭、龙井亭、归隐桥、潮音堂、冲泉、讷斋、寂堂、照阁、萨埵石、狮子峰。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为了迎接皇帝临幸，地方官员开始“兴复古迹”（《湖山便览》），于是“溯沿元丰，恢廓唐宋”（清吕星垣《龙井游记》），使得“堂轩泉石，焕然鼎新”（《湖山便览》）。乾隆来时，为寺之前堂题曰“篁岭卷阿”，后堂题曰“清虚静泰”，又题了“龙井八景”：过溪亭、涤心沼、一片云、风篁岭、方圆庵、龙泓涧、神运石、翠峰阁，并为八景各作诗一首。其中，方圆庵是辩才隐居的小庵，并不在此。过溪亭的位置到清代也已经难以考证。为了让游线顺畅、景观集中，便都在龙井寺及其周边重建起来。“龙井八景”被乾隆品评题咏之后，成为龙井寺到近代最值得炫耀的名胜。

▲西湖边还有两处名泉寄于佛寺，一是虎跑，二是玉泉，都是泉以寺存，寺以泉名。虎跑寺在大慈山下，又名定慧寺。据载，唐时僧寰中居此，苦于无水，夜梦神人告，将南岳童子泉移来，后见二虎跑地而得泉。

虎跑寺的泉水，最初并算不上负有盛名。明洪武十一年（1378），宋濂路过此地，“主僧邀濂观泉，寺僧披衣同举梵咒，泉觱沸而出，空中雪舞。濂心异之，为作铭以记”。明代时泉水被“城中好事者取以烹茶，日去千担”。并且有记载说“寺有调水符，取以为验”（《西湖梦寻》）。调水符的效用究竟是什么，史无明载，但此时寺僧已经开始拿泉水大作文章，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虎跑泉的影响力。到清代乾隆品第天下名泉，将之列为“天下第三泉”，才将虎跑泉真正拱上天下名泉的座次。

虎跑寺的早期格局不得而知，清代晚期又多次重建。今日所见虎跑寺，大致保留了清末格局：一个典型的山林寺院。从山门而入，沿溪流上山，至含晖亭，亭后为方池，池上架石桥。过桥后寺院分为两路，正对含晖亭的是正路轴线，由南及北依次为半月池、天王殿、大殿、后殿。正路前东侧有石阶，拾阶而上为东路，石阶尽处有照壁为引，顺照壁左转即见钟楼。东路中轴线两进，钟楼在前进东侧，西侧为罗汉堂和虎跑泉的所在。两路建筑依山就势，随机理景，既可各自为政，又可通为一寺。

玉泉寺，在青芝坞与九里松之间，在由西湖北侧到灵隐的佛寺游线上，也算偏在一隅。南朝齐，昙超在此说法，抚掌出泉，因有龙王祠。到吴越王时建佛寺，名净空院。

玉泉的泉水水量并不大，水质也不似虎跑泉甘冽，有寺以后池水围入寺内，成为寺中景观。明宣德间（1426 － 1435）曾在此建白纸局，泉水一度浑浊。后局废，泉水复清。此后的诗词、文献中几乎都提及玉泉池中豢养锦鲤。

今寺已不存而泉尚在，共三眼方池，最大的是玉泉，原在寺内。大方池周以围廊，供人憩赏。现状虽经过 1949 年以后的改造，但与清末民国时的老照片对比，形式基本一致，上悬董其昌书匾“鱼乐国”。《西湖梦寻》说“中有五色鱼百余尾”，又说“春时游人甚众，各携果饵到寺观鱼，喂饲之多，鱼皆饜饫。较之放生池，则侏儒欲饱死矣”。康熙南巡时曾题咏五色鱼，并为寺赐名“清涟寺”。近代池中除锦鲤外，还大量养殖青鱼，长者近两米，又成一大奇观。

另两眼方池，一名古珍珠泉，据说池底常有水珠冒出。另一名为晴空碧雨，又称法雨泉，原在寺后。“泉水上涌，浮激波面，滴滴作雨状。每斜风疏点，游人或惊雨而去。”（《西湖梦寻》）玉泉寺的泉水以奇、趣及五色鱼自成特色，与同以水名的虎跑、龙井实现了景观的差异化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