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碳未来还有多远？听听这8位专家怎么说

小编：《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22年第5期的话题为“双碳目标：国家战略下的城乡建设应答”。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话题访谈《零碳未来还有多远？》，采访记者：文爱平。以下内容来自《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22年第5期，感谢授权转载。

采访记者：文爱平

武占云：健康城市建设是世界各国应对城镇化、工业化对人类健康挑战的的重要途径，世界卫生组织依托“健康城市项目”已形成了覆盖全球约1400个城市的健康城市网络。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健康城市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我国逐渐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促进体系和健康治理制度。然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极端天气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问题的出现，对城市健康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

未来，我国的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应秉持“韧性理念”，推动健康治理由传统的防范、抵御策略转向韧性治理。一是着力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人民健康作为城市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优先事项，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中。同时，应逐渐将宏观层面的制度优势与微观层面的健康塑造相结合，加快完善政府、社会、个人共同行动的健康促进机制，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二是建立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韧性治理机制，从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文化服务效能、改善环境质量等多维度保障全民健康。三是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健康共治，以平等互助的主体意识、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多方参与的规则意识，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武占云：全球气候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显著增暖，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近20年来，我国气候风险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高风险位置，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高温、强降雨、台风等）和长期气候变率变化（干旱化、持续升温、海平面上升等）给公众健康和城市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和挑战。柳叶刀污染和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负担研究》认为非适宜温度是全球十大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尤其是极端高温，不仅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加剧传染性疾病的扩散，还通过改变物理环境、影响植被分布等间接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甚至对城市通信、能源、交通、水利等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严峻威胁。

面对日趋严峻和复杂的气候变化风险，亟需提升城市的气候适应能力。一是加强气候变化对疾病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充分考虑气候适应政策和相关技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从科学认知层面提升气候适应能力。二是因地制宜制定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尤其是位于气候变化高风险区的特大和超大城市，应科学开展气候影响评估、脆弱性评估和风险评估，加强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制定优先考虑具有最大健康、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气候适应措施，保障居民健康和城市安全运行。三是主动增强城市自我调节能力，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构建绿地和开敞空间系统、优化绿色交通系统，来减缓空气污染、热岛效应的消极影响，提升公共健康水平。例如，为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纽约市卫生局开发了高温脆弱性指数（HVI）和纽约降温地图，制定了清凉社区计划，确定了19个可大规模整体设置绿色基础设施的社区，在极端高温事件期间为高风险区的居民提供降温服务。

武占云：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推动国土空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统筹发展与保护两大需求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将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纳入空间规划已成为主流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和后发经济体，由于其现代城市规划晚于西方国家，加之规划的法规政策体系不健全，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用仍未充分发挥。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2022年生态环境部等17部门联合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明确提出“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土空间”“强化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重大战略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重点任务和要求。然而，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如何提升地方气候适应能力仍存在实践困境，不仅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存在技术难点，规划目标、编制内容及实施监督等均缺少气候变化风险的考量，亦缺少类似欧洲《欧洲气候法》、英国《气候变化法》、日本《气候变化适应法》等法律法规的保障。

在当前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关键时期，应将适应气候变化理念和目标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制定增强气候韧性的空间策略和方案；将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作为国土空间用途分区的科学基础，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统筹联动；对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任务要求，修订完善空间规划相关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以期通过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监督实施促进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王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争取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积极贡献。而“双碳”目标的实现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国家的整体性目标与广大地域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传递到原本就在“保护与发展”之间进行艰难平衡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上，毫无疑问进一步加大了平衡的难度和压力，而在这个挑战之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政府与地域之间的交易和补偿等则构成了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运行的外部挑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内部的编制、审批、法规、标准、政策、技术、实施监督等一系列方式方法、程序内容、制度体系都需要从过去高碳增量型建设状态向未来低碳高质型运营状态转变。与此同时，数据不足、缺乏高质量的统计、缺乏国土空间规划与碳治理之间高质量的转译转化，这些从更底层制约着双碳目标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运行。

王伟：实现“双碳”目标，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

“定略”是国土空间规划的起点，是在全局部署下进行同空间尺度的战略分层与解码。面向“双碳”目标，国家尺度上的“定略”主要围绕能源结构、工业布局、生态格局等“生产端”；城乡尺度上的“定略”则更多探讨生产、生活、交通、建筑等“消费端”；城市群尺度位于两者之间，更加聚焦“连接结构”，涉及能源结构（如区域供电、区域供冷供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空间结构（如交通格局、产业格局、碳汇资源布局），以及市场结构（如碳市场、绿电交易市场、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等。

“定形”是对国土开发与保护总体空间结构和形态的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考虑资源分布、人口分布、产业布局、交通格局与能源供需体系，优化碳排放与碳汇格局，以“空间锚定”推动“双碳”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有序均衡实现。结合“三区三线”划定与“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贯彻落实各级各类空间规划管控要求，控制以碳排放为主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锚固以碳汇为主的生态保护红线界线；基于碳汇与碳源的空间布局关系，统筹调整城市群碳汇、碳源用地空间分布及结构，提升碳汇生态效益，增强碳减排效果。

“定量”，在“双碳”目标约束下，国土空间规划必然要从定性指引走向定量核算，涉及三个逻辑递进的关键议题：一是碳排放的测算与分配，包括如何测量和计算碳排放，以及如何为城市分配碳减排配额等；二是规划与碳减排措施的结合，规划技术系统与碳减排措施的关联和融合等问题；三是评估空间规划的减碳效应，明确在多尺度上国土空间规划的评估方法与实施方案，衡量国土空间规划的减碳增汇效果。

王伟：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集群组织形式，在个体城市建成环境与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尺度的关系界面——将城市生产的成本与效益放大到更大的国土空间底盘，将生态环境置入一个新的时空生态维度。“双碳”目标下城市群国土空间规划核心是为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建立一种多尺度、多要素、多主体协同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与新治理框架，从而创造并实现一种1＋1＞2的高水平减排效能。

以城市群为抓手，实现“双碳”目标约束下的区域、城乡、城市间的发展机会公平，需要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确立一套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减碳理念、原则和机制，防止简单化地层层分解。为此，需要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低碳发展共同体，立足于人口、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系统观念，考虑共同体内不同城市间发展差异的横向公平，以及各地区历史发展机遇的纵向公平，平衡城市间发展权益，完善政策制度，创新治理机制，如基于碳发展权理念，加强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衔接机制；基于碳共同体共识，健全城市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基于碳市场公平性，探索建立城市群内“双币”交易机制（货币与碳币）；基于碳数智新技术，赋能城市群碳流量全周期管理机制；基于碳绩效评估，深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监督考核机制等。

李迅：实施双碳战略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一变革涉及全社会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重大变化，涉及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涉及人们理念重塑、价值重估、目标重建、行为重变，当然对产业重构、金融活动、文化发展等都会带来广泛影响。比如说，人们将不再购买私人小汽车了（犹如当代人不再买马一样）；人们将不再购买不易交换的自住房了（租房就近上下班）；人们将不再拥有个人固定工位了（流动共享办公空间）；建筑将不再使用主动式能源（人体热能将成为房屋第一能源）；建筑屋顶将成为珍贵的资源（都市农业的重要载体）；城市固体废弃物将成为抢手的资源（零垃圾、零排放）；跳蚤市场将成为生活中的新常态（共享、再利用），等等。

李迅：温室气体增加的成因在于人类活动，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又是多样的。因而对影响城市碳排放水平的相关因素讨论必然是多因素、多领域、多视角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在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等方面。

二是能源资源禀赋。在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依次递减。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基本上属于零碳能源。能源结构转换将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具体表现在能源结构、万元GDP能耗等指标上。

三是技术进步因素。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改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管理效率及碳捕集与封存等技术发展水平，进而减缓甚至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具体表现在研发投资强度等指标上。

四是自然地理条件。我国气候分区复杂多样，各个气候区日照、降雨、气温、湿度差异较大，能源利用需求形式多样。北方地区冬季需要集中供暖，南方地区夏季炎热天气跨度长、耗电多，因此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表现在建筑能耗上。

五是生活消费模式。能源消耗及排放受到全社会消费活动驱动，消费模式和行为习惯对于碳排放影响显著，比如美国人均碳排放水平是欧盟国家两倍以上。

六是其他关联因素。如人口变化和环境政策以及国际环境也会对一国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具体可在常住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国土空间规划格局等指标上反映。

基于“双碳”目标的城市发展路径体系可以设想由理念体系、目标体系、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和示范体系构成。五个子体系相辅相成。其中，理念体系决定实践方向，目标体系是理念体系的具体化，技术体系与标准体系是其发展支撑，示范体系意义是将发展经验推广，形成规模效应。

理念体系：形成绿色低碳城市发展的初心共识。与低碳城市发展理念相近的表述众多，如可持续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等。从“双碳”战略出发，对低碳城市理念体系可从两个维度深入理解，分别是哲学理念与技术理念。

目标体系：提供绿色低碳城市发展的指引方向。双碳战略下城市发展的目标体系即绿色低碳城市，其发展方向即是在城市这个空间载体上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方式，推进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发展范式。绿色低碳城市发展目标就是调动自然、社会、经济等“全要素”，在城镇、农业和生态“全空间”，实现过去、现在、未来“全过程”绿色化发展的实践活动。

技术体系：增添绿色低碳城市发展的助推动力。基于双碳战略实施的技术体系应该是全要素覆盖、全过程把控。其要素分类可以提出十二大技术领域，包括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绿色交通、绿色能源、水资源、固废利用、绿色建筑、生态社区、绿色产业、智能信息化、文化遗产保护和绿色人文行动等领域。

标准体系：建立绿色低碳城市发展的规范标尺。不同空间尺度碳排放结构不同，导致减碳策略侧重点也不同，评价标准也应分层次构建。低碳评价标准的空间尺度要全覆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评价标准需要从学校、医院、商店、写字楼等不同建筑类型起始，从社区到街区、到城区、到城市、到城乡一体化地区，形成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一个一个城市低碳细胞单元。

示范体系：树立绿色低碳城市发展的先锋榜样。要形成以点带面、规模化推广的借鉴学习榜样。示范体系包括低碳社区示范、低碳城市示范、低碳城市群示范。示范的目的是形成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的案例样板，从而使低碳经验能够“看得见、摸的着”，促进城市低碳建设的规模化发展。

李迅：实施“双碳”战略大致需要不到40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从开拓探索到成熟清晰是一个不算短暂但又紧迫的艰辛历程，需要不懈努力。“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双碳”战略实施需要做好前提性、基础性工作。如首先要做好碳排放清单统计工作。在此呼吁国家权威机关要尽快将二氧化碳排放清单作为城市重要的统计指标。统计指标应该包括：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度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历史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城市气力式垃圾收集分类系统曾被认为是一个高效的、现代化的和清洁的固废收运系统。该系统以空气为动力媒介，经地下管网运输，将固体废弃物从建筑物运输到垃圾中央收集站，整个系统运行完全封闭。经过专家测算，这种所谓的“低碳”技术的单位垃圾收集系统排碳量是传统的垃圾桶车辆收集系统排碳量的100倍，实则为高碳行为。“伪低碳”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没有进行技术行为的排碳量计算。一项技术运用是否是真正的低碳行为是需要计量和测算的。

李迅：实现“双碳”目标，从城市管理角度出发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信息技术的运用。城市智慧化手段管理，可以实现信息公开、数据共享。信息技术运用可实现一卡通。一网通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跑”，全部网上管理，这就实现了真正的低碳。已有专家提出了“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实现城市运行效率提升10%-15%”的研究结果。

赵丹：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国土空间规划是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破解高碳锁定的重要施策平台。但减碳目标的强约束性、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科技发展的未知性、减排阶段的差异性等因素，也对国土空间规划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一是如何统筹低碳、韧性、生态、健康、宜居、发展等多元需求和多重任务，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民众等多方利益，促进多目标协同增效？

二是“双碳”战略覆盖范围广、领域多，如何量化评估碳效益及其协同效益，强化碳相关目标的约束性和规划传导实施的有效性？

三是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系统性、战略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模板和经验可以套用，如何强化规划的动态性和适应性，处理好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的关系，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有弹性的应对策略？

赵丹：近年来，我院围绕低碳发展和“双碳”战略，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不同规划层级均开展了相关的规划和研究工作，积极探索本地化的规划响应路径。

总体规划层面，整体统筹、布好棋盘。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将低碳理念和价值取向融入规划当中，从强化人口和建筑规模双控，优化空间格局，推进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低碳出行和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部署，并从能源消费总量、单位GDP能耗等方面提出约束性指标，布好棋盘，强化战略引领和顶层设计。

详细规划层面，有效传导、精准落子。在减排方面，在北京中心城区和新城地区街区控规编制中，通过落实减量任务，鼓励设施空间共享和功能混合，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引导建设指标向轨道微中心周边集中，推进站城融合发展，优化职住关系等措施，促进节能减排；在增汇方面，以市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引领，将各项非建设空间管控要求和生态修复措施纳入到生态复合街区控规编制技术导则当中，充分挖掘增汇潜力。

专项规划层面，做好支撑、充分衔接。2010-2014年北京市持续开展低碳城市规划的系列研究，建立了从供应端、消费端再到规划端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和“土地利用-碳排放”关联框架，将碳排放核算与规划策略、城市终端活动相联系。并通过规划情景模拟对各项规划策略的减碳贡献率和敏感性进行比较，确定规划策略的选择优先序，制定清晰的减排时间表和路线图，为规划决策提供了量化支撑，也为当前“双碳”战略下专项规划的编制提供了重要借鉴。在“双碳”战略要求下，将碳中和作为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新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碳达峰碳中和实施策略》研究，聚焦空间格局、生态环境、交通、能源和资源利用等重点领域，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加强空间资源要素统筹，发挥规划、管理、技术和工程层面协同作用，积极探索北京碳中和路径。在《北京市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0-2035年）》中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着力点，大力开发本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引进外埠清洁优质能源，努力构建以电力和天然气为主，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等为辅的多元供应体系，发展低碳供热、建设无废城市、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等低碳策略，并制定阶段发展目标和近期建设计划，助力首都碳中和目标实现。

赵丹：对北京而言，一方面，作为典型超大城市，正在进入风险凸显期和多发期，面对各类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的叠加聚合效应，精准御灾压力持续增大；另一方面，作为首都城市，首都安全关乎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安全是城市规划与治理的核心要务，也是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北京在韧性城市规划建设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的基础。应进一步构建城市综合风险识别、评估和动态跟踪体系，关注多灾种的链式、连锁反应和叠加放大、累积效应，加强小尺度、精细化的风险模拟，绘制城市地质灾害、洪涝等风险地图，建立动态监测预警机制。

二是强化精细治理。北京整体治理体系已经比较完善，应进一步聚焦高风险、高脆弱性重点地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提高精细化治理水平。将韧性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等工作充分衔接，出实招，见实效。

三是弥合管理真空。既要针对各子系统存在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也要强化各系统之间的协同配合，统筹各专项的空间需求和设施标准，整体谋划，打破管理壁垒，弥合管理真空，增强空间复合利用和平灾灵活转化。

四是完善标准规范。北京市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韧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基本形成，建成50个韧性社区、韧性街区或韧性项目。因此，亟需建立健全相关标准体系，以有效指导和规范韧性社区等相关建设工作。

赵丹：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导致各国用电需求激增，全球多地都不同程度陷入电力供应危机，四川高温断电的事件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提升城市韧性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诉求。一方面应避免“双碳”路线图中的误区，如一刀切“运动式”减碳、不切实际地一味追求碳汇提升等；另一方面，要加强系统思维，处理好发展和减排、降碳和安全、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充分考虑“双碳”目标下，某一些策略的实施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及不利影响，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强度灾害风险对能源系统、基础设施的影响，通过城市生命线灾害情景压力测试等方式，提前预判，有效防范，以降低运行风险。如随着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占比不断提高，电网稳定性就易受到极端天气影响，使得电力保供面临挑战。应提升电力系统整体的灵活性，加强区域电网之间互联互通、互保互济，以保障电力供应的安全稳定。

秦波：我们先后做了三批调查问卷，加起来接近四千份。整个研究从2010年开始，持续到2016年。基于这些问卷调研，以及北京的能源统计年鉴等数据，我们研究发现，先说北京城市尺度的情况，改革开放后自1980年开始，北京的碳排放增长是相当快的。究其原因，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发展是最主要的。从总量和细分的结构来看，人均碳排放也是一直在增长；但碳排放强度，就是单位GDP的碳排放，这方面北京有大幅进步，可以用更少的碳排放去获得更多的GDP。

不管是在城市尺度还是社区尺度，现在“双碳”研究火得不得了，但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去探讨碳达峰或碳中和，你得说清楚到底排放的碳是多少，每个人是多少，城市是多少，社区是多少。换句话说，碳计量是非常重要的。但事实上，现在我能看到的大部分研究报告或是文献，甚至规划文本中，真正能把碳排放这本账算清楚的不多。当然，碳排放本身的测算也是特别难的，分尺度一、尺度二、尺度三，还有隐含碳排放等，有不同的算法。但总而言之，不管哪个算法，城市也好社区也好，需要建立起一个动态监测的碳排放的数据库。数据准确，方能构建清晰的减排路径。

我们基于前后三批北京居民碳排放问卷的数据，发现在北京城市尺度和社区尺度上，碳排放结构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典型的就是在城市尺度上，制造业的碳排放越来越少，第三产业的碳排放越来越多。对于我们个人行为来说，建筑碳排放和交通碳排放增长得越来越快，其背后原因是人均居住面积越来越大。当面积增大时，房间里一定会消耗更多的能源，如空调、暖气、电器使用、照明等；另外，北京的机动车在摇号之前，数量增加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的调研，2016年时不少社区差不多已是户均一辆车。这种情况下，想实现零碳难度有点大。

秦波：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有着长远而持久的影响。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建成环境一旦确定了以后，要想去改变它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如说要建设一个紧凑城市，或是建一个多中心城市，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一旦城市的蔓延形态已经确定，像美国大部分城市，再想把它改回到紧凑的形态，非常困难。我们跟美国不少城市的同行交流，对于大多数家庭能否放弃汽车，更多地回归公共交通，多数都认为几乎是不可能了。因为早已是蔓延的城市形态、低密度的生活环境，从经济可行性上考虑，不可能再去重新改造为公交和地铁。如果没有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对于交通碳排放的预测是非常悲观的。这也反过来提示我们，要把握住历史机会，把握住时间窗口，对我们中国的城市进行低碳甚至零碳排放结构的空间规划和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

城市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至少有三点。如果我们把城市的碳排放简单理解为产业碳排放、交通碳排放和建筑碳排放，那我们城市空间形态，第一点，如果产业布局合理，假设一个生产链条在地理空间上有邻近性，这可以极大地减少在产业中的碳排放。第二点是交通方面，如果我们在规划上调整职住平衡，那在城市尺度上就可以供给更多的城市中心，即有多个就业中心，则可以更好地均衡城市中的交通，特别是通勤。同时，很多城市正在社区规划中做的15分钟生活圈也很有意义。如果工作通勤和生活需求都能就近解决，那就没必要去开车了。当然交通的供给和需求在不同尺度上实现平衡是很难的一件事，但这也是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可以去影响碳排放很重要的一条途径。第三点是影响城市建筑的碳排放，根据国内外多年的研究分析，其实高密度建筑更加节能，简单说，我们中国大多是公寓楼，上下楼之间，冬天的暖气和夏天的空调，在某种程度上的冷热共享都是可以节能的。所以，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可以影响城市的产业、交通和建筑碳排放。

当然依据我们自己的居民个体问卷调查，如果只是单纯地去节约居民交通碳排放、建筑碳排放，比例确实不是特别高，把碳排放平均到每个居民身上，居民自身的交通和建筑碳排放，只占到20%左右，剩下的部分更多的还是跟产业相关。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是能耗大户，这其中我们规划可以起些作用，但更为依赖的还是技术，是科技上的进展，但因为我们的城市空间结构有长期性，所以规划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儿。我们对工业化中的城市和工业化后期的城市做了一系列对比，发现北京碳排放的结构跟纽约、伦敦越来越相似，就是交通和建筑碳排放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两方面恰恰是我们城市规划师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上能起到作用的。

秦波：基于居民问卷调查，我们认为，从宏观尺度上，多中心的城市结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背后的逻辑是多中心结构，在成熟的住宅和就业市场上，居民个体有实现空间匹配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地促进职住平衡。空间结构优化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中观尺度上，要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尤其是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微观尺度上，在社区可以规划比较合理的密度，考虑居住区周边包括公交、公园、绿地、商业设施等的可达性。这都是我们作为规划师可以做的工作。除此之外，作为规划师，也可以积极地去响应一些大尺度的或与其他学科技术发展方向的融合，如及早考虑碳汇，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落地等。

秦波：一是配合。作为规划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配合其他低碳零碳技术的发展，配合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需要，规划师有很多的空间规划工具去推动这个层面的发展，如风电、地热，规划师就要有谋划，哪些地方适合发展风电或地热，等等。

二是抑制。通过城市空间结构去减少碳排放，比如规划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更加紧凑的空间结构、适当高密度的居住环境、更方便的生活环境、土地的混合利用等。通过实实在在的空间结构的优化或城市建成环境的完善，来减少个体或企业等在城市中的能耗、碳排放。

三是适应。这点很重要，但目前探讨的比较少，我们要去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前面我们谈的那些策略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叫mitigation，就是去减缓抑制。但除了减缓之外，还有一个策略，我们规划界比较少谈，即adaptation，去适应。很多人已经形成共识：全球气候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规划师是有很多手段可以去适应的，比如说低洼地段来了洪水暴雨怎么办，比如说城市中的大广场太热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多一些植被去改变微生态的环境。

秦波：关于这个国内外的文献疏理的都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比如丹麦哥本哈根的自行车出行、日本福冈靠“绿”降温、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的冷屋顶方案，等等。

我想强调两点，一是我们中国的规划手段和技术其实总体上不落后于国外的同行，不存在代际的差异。现在国外采用的低碳规划技术和方法，我们在国内都有在实践中应用得很好的案例。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展示。

二是最近这几年我参与跟低碳或零碳相关的国际研究，发现有两个内容很重要。一个是碳计量，比如堪培拉、丹佛，特别是丹佛，他们做的深度低碳方案非常扎实、详细和系统，一步步都列得特别清楚，如公交从油转为电，可以节省多少碳排放。当他们把这些策略和工具叠加到一起时，就可以得出，丹佛在2050年可以实现零碳城市的目标。这类相关的谋划，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和部门配合，也不只是规划师就可以完成的。另一个是一些自下而上的尝试。在社区层面，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国际能源署IEAAnnex83促进低碳发展的学术机构的项目，他们在北欧、芬兰比较活跃，那儿有更好的太阳能和地热的资源。其中有一些概念很有意思，比如PED，社区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不仅低碳，甚至可以实现零碳，还能提供更多的能源给区域之外来服务，从而在经济上获得收益，实现可持续的零碳。现在我们国内也在讲碳市场，是不是也可以用PED的形式发展能源市场，从而使得整个低碳或零碳社区能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去创新、去构建、去向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进行学习和交流的地方。当然很多政策上的创新，规划师也不一定了解，这就需要更多的人才或专家来研究，他们把政策制定好，规划师把空间规划好，形成合力，推动城市、推动北京向低碳向零碳的方向发展。

翟国方：今年夏天旷日持久的强高温，是一次全球性的极端气候事件，既是全球变暖的一部分，又是全球变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2月发布的第六次气候评估报告（AR6）指出，全球气温上升毫无疑问可归咎于人类，我们正在挑战人类适应能力的极限。尽管地球系统具有一定的气候适应能力，但是有限的，在全球升温小于1.5°C时，适应措施能够有效地降低水相关、农业及能源相关的风险，但当气候变暖加剧时，即使我们采取适应措施，也无法避免所有的损失。因此，首先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加快实施“双碳”战略，从根本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气温上升幅度。

同时，在城市规划建设层面，基于极端高温风险治理和韧性城市理念，统筹做好全区域、全过程、全要素、全主体、多风险、多层级的、针对极端高温的韧性城市规划。比方说，城市通风廊道的规划建设，应急避难（乘凉）空间、应急医疗、应急能源等保障，极端高温天气的预报预警，以及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应急响应，等等，都需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给予明确规定。

翟国方：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面临各种风险：既有传统的自然灾害、生态环境、传染病、火灾等，也有核电站泄漏、网络攻击等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兴风险，而灾害的发生往往会产生次生灾害，有时甚至会两个或多个灾害同时发生，形成复合灾害。尤其是像气候变化等带来的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往往是渐进的，由点到面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比方说，今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北极圈突破摄氏30度高温导致冰川大规模融化事件，不仅对北极圈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影响，而且高温给欧洲也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样的高温事件，是否成为常态，可能需要气象科学家们来回答。但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此，从风险治理、韧性城市建设的角度必须要有应对措施。

首先，要认识到任何生态系统对外来冲击一般均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但不同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承载能力。因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脆弱性的评估至关重要。

其次，城市生态环境是带有人类活动深刻烙印的复杂系统，其承载能力是动态的，或增强或减弱。因此，遵循城市发展规律，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积极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意义重大。

第三，未雨绸缪，统筹安排，增强城市韧性，以应对重大生态环境事件。“零”风险是不存在的，风险越小，减少等量风险的成本也越大，而我们所拥有的人财物等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如何统筹安全和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

第四，生态环境风险，按照其影响区域，从小到大有乡镇、县市、省、国家、全球等层次；按其影响性质，又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这些影响，既可以是人员的和经济方面的，也可以是生态环境和政治社会方面的。如果再考虑到政府、社会和个人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城市风险的应对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所以，城市风险的管控，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险制宜，统筹安排。

翟国方：韧性城市建设，涉及到城市自然、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治理等方方面面，具有很大的综合效益，也为国际社会所倡导。即使聚焦资金投入，其投入产出效益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2019年8月30日，美国国家建筑科学研究院多灾害减灾研究课题组公布了该年研究成果，如果按照设防标准建设，每投入1美元，整个社会可以节省11美元。联邦机构所资助的减灾拨款中每花费1美元，整个社会可节省6美元。如果超过设防标准建设，还可以进一步获得4：1的收益成本比。另外，美国农业部的研究表明，在废水处理厂的设计阶段应对气候风险，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投入1美元的效益可以高达5-12美元。

日本2013年开始实施《国土强韧化基本法》，全面开始韧性城市的建设。京都大学藤井聡教授在2021年1月26日《国土强韧化为什么必要？》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国土强韧化建设的投资，可以减少巨大地震带给日本经济损失的30%-40%，巨大水灾的30%-100%，而且由此增加的税收规模超过投入规模。

我国人均GDP才过1万美金，还是发展中国家，防灾设施建设的规模和水平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根据灾害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国的防灾资金投入的经济效益应该更大。更不要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国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和根本遵循，韧性城市建设将大幅度减少由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

翟国方：在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方面，美国波士顿、丹麦哥本哈根、加拿大温哥华，以及我国的广东深圳、四川成都、浙江丽水等国内外城市，积累了不少各有特色的成功经验。作为共同的经验做法主要有六点。

一是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建设低碳韧性转型。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韧性城市理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空间干预措施，形成与国土空间规划紧密衔接、相互协调的规划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规划支撑。

二是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精细化行动目标和体系。聚焦能源使用、空间发展、交通格局、生态保护和灾害应对等重点领域，制定清晰明确的目标和策略，建立较为完善的低碳韧性发展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保障低碳韧性措施得到实施。

三是推进空间形态、土地利用、交通体系、市政设施等重点领域的低碳韧性发展。推动组团式发展，控制用地增长过快；通过街区形态设计，达到通风、采光、散热等降低热岛效应的作用。

四是重视风险评估、碳排监测及碳汇评估。规划实施的前期阶段，应统筹建立碳排碳汇监测、核算评估体系和灾害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估”的衔接。

五是推动低碳韧性城市或社区试点工作。结合地区气象、水文、地质等特点，针对不同功能区，因地制宜选择雨水控制和利用技术，推广利用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六是鼓励多方利益体共同参与，加强社会治理的公平性。强调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倡导低碳韧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重视社会公平和社区协同治理，切实保障公众利益。

叶锺楠：随着我们的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行动是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形式，“双碳”目标下，城市更新行动要以内涵集约、绿色低碳为发展路径，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大规模增建、大规模搬迁，注重品质、保护历史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构建生态优先的城镇格局，注重生态文化的功能，鼓励公交导向的低碳出行，推进绿色低碳的社区建造，完善绿色韧性的市政基础设施，进行便捷互联的智慧运营，实现技术体系的新突破。

一是从“拆改留”到“留改拆”的转变。“大拆大建”模式在能源消费端不可持续。根据《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2021）》，2019年，我国建材生产阶段碳排放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比高达28%，主要发生在建筑材料生产、运输和建筑垃圾运输、填埋和回收等环节。面对我国巨大的既有建筑存量，决不能延续高投入、高消耗的“大拆大建”粗放发展模式，将能源浪费在低质量的一“拆”一“建”中。

二要坚持低碳、零碳的系统性思维。随着超大城市创新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及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如何打造低碳宜居环境，成为各大城市的关键命题。需坚持低碳、零碳的系统性思维，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社区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施策，促进交通、建筑、生活等领域碳排放和能源需求的有效下降。

三要制定城市有机更新绿色低碳相关评价标准。关注节能设备的增设、低效用地和建筑的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构建城市有机更新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的碳排放监测系统；并制定完善的指标体系，探索增绿指标与城市生态用地指标之间的平衡。

四要强化低碳更新项目激励。积极做好“双碳”示范区、低碳示范区创建，利用高质量综合绩效评价等政策工具，以奖补形式鼓励实施绿色低碳式的城市有机更新。

五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宣传作用，加强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积极提倡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绿色出行，鼓励公众全方位参与节能减排，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崇尚绿色生活的良好氛围。

叶锺楠：有三大误区需要重点关注。

误区一：碳中和即各行业零排放。“双碳”目标的落实，不是简单地要求四个主要碳排放部门达到碳达峰和碳中和。对于城市更新来说，低碳的城镇建设概念并不是指某一个发展环节要低碳，而是包含了整个建筑生命周期和城市全生命周期。

误区二：建筑行业碳中和就是零碳建筑。建筑业减碳路径不等于全面构建零碳建筑，这既缺乏规模效益，也无跨行业协同，成本很高。光靠绿色技术、绿色材料、绿色装备是实现不了零碳的，必须要有绿色生活方式的推广，广大市民的接受和参与。

误区三：只抓新建忽视既有。有的城市既有建筑面积占比已达八成以上，其中2000年前建成的建筑面积约占1/4，普遍存在节能标准落后、墙体窗户等围护结构老化、碳排放强度大等问题。如果我们只抓新建，事实上只抓住了真正排放中的很小一部分问题。

叶锺楠：根据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城市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的核心特征与主要任务存在差别，因而不同地区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也存在差异，能否准确定位城市发展阶段决定了“双碳”目标如何实现。由于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的产业结构、能耗效率和发展侧重点均存在差异，因此其碳减排成本、减排空间也明显不同，要求所有城市同一时间完成“双碳”目标的难度极大，甚至会适得其反。

城市去碳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增强生态碳汇，无论哪种手段，都必然有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发展步入关键转型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高排放的能源与产业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如何将碳排放目标的实现融入城市发展的全过程，兼顾高质量发展与碳中和目标实现是当前的重要挑战。

刘超：加快建设“气候韧性城市”，需要从科学认识气候问题与韧性方案开始。“气候韧性城市”通常定义为城市在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时保持其核心目标和完整性的能力，关键因素是敏捷性、适应性能力，包括社区成员防灾准备、风险沟通、信息整合，以及社区从自然、经济和社会破坏中恢复等内涵。其次，需要跨部门合作，就像“双碳战略”一样，它涉及规划、建设、管理、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的可能是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暴雨台风和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在适应高温方面，目前主要是通过减缓热岛效应、布局水绿设施和主动降温技术等途径，但整体研究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刘超：上海是典型的超大城市，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家视角，安全韧性问题尤为突出和重要。构建上海气候适应性规划框架，我们首先厘清了上海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议题：既要综合考虑灾害类型多、时空周期不同、影响程度不同，也要关注新型风险、地域性、代表性风险。

从系统风险识别来看，一是适应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系统性和自然应对能力亟待增强。短期来看，“四碰头”（风、暴、潮、洪相遇）是上海地方特有议题，具有突发性和瞬时性。长期来看将主要面对海平面上升及极端天气（极端高温等）、地面沉降及区域生态安全等风险；二是应对公共卫生及公共安全，上海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力、防控运行机制及区域协同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近期主要是新冠疫情风险，高密度和高频流动叠加放大了疫情扩散的风险和防控的难度。从趋势看公共卫生事件及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常态化应对能力需要提升；三是适应社会经济转型要求的空间支撑能力有待加强。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结构优化压力大，社会公平和空间包容性需求凸显。面临经济转型的挑战，亟需降低空间成本、增强空间弹性和灵活性，探索适应新经济形态的空间适应方式。

刘超：城市CO₂排放与空间要素的关系，国内外已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城市碳排放与空间要素的关系研究包括城市密度、城市规模、城市形态、城市结构等。很多文献认为高密度城市被认为比低密度更节能减排；城市规模与能源消耗呈正相关关系，城市土地利用格局破碎化/不规则化与能源消耗正相关；城市结构优化调整能够降低能源消耗。但这些如何转译为规划语言，或者城乡规划如何调控碳排放，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双碳”是全行业全社会的议题，规划师特别需要以目标为导向以防迷失在繁杂的文献、政策中。规划师可以在构建低碳城市中扮演重要的引领角色，前提是具备这种实力。

刘超：我的团队正在进行这项工作，我们正在把双碳模块融入CIM（城市信息模型）中，辅助决策者进行实时调控。第一步，运用三维GIS技术、空间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建设泛在三维的数字孪生城市底座，助力智慧低碳城市建设从二维提升到全三维，并进入到四维，深入挖掘了城市建设运行的内在规律；第二步，是建设实综合实时反馈的数据模型中枢，数据层实现海量的统计数据、地理数据、其他数据的提取，整合与存储入库，实现打通跨行业、跨机构、跨部门的数据隔阂，实现多源数据互通；第三步，是建设双碳审批管理和惠民服务的应用前台，提供更为整体性的综合碳排放规划设计解决方案，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的精细化管理。力求在城市规划和治理过程中，实时进行城市体检评估碳平衡，一方面，实现在线对比、审批规划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双碳”目标，另一方面，架构市民友好服务、便民服务，提供“指尖上的普惠碳服务”。

刘超：“双碳”的工作一般都是可量化的，含有大量数据和计算模型，所以跟智慧城市的一般内涵是比较契合的。智慧城市中的数据感知、动态可视和智能决策等内容，都可以服务于“双碳”工作，成为“双碳”战略的方法路径。“双碳”环境数据量大，结构复杂，为了实时精细化使用，需要借助超算云平台、边缘计算、城市大脑等实时处理城市环境数据，可视化环境变化与碳排放情景，辅助城市管理与服务，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双碳”模块有潜力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亮点。

文章全文详见《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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