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纪要 | 【建筑遗产联合读书会 · 第二季】圆桌“价值·定位·设计”

武汉大学：辛文玥

活动纪要

        圆桌讨论由武汉大学郑静老师主持。她首先简要解释了读书会系列活动和圆桌讨论的组织构想。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建筑遗产的实践项目具有两个与其他建筑项目非常不同的重要特点，一是参与各方存在着持续的协商过程，二是这个协商过程存在着非常强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因此本期海报设计了一张桥牌桌，邀请来自天津大学的徐苏斌老师、华中科技大学的谭刚毅老师、华南理工大学的冯江老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培斌老师四位非常资深的专家，作为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外的代表打一局牌，与同学们分享他们在遗产研究与实践领域的经验与体会。谭刚毅老师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建成遗产研究中心和中国建筑学会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并鼓励同学们积极对话，以获得更大的收获。童乔慧老师代表武汉大学历史建筑文化研究中心向大家表示欢迎，并感谢《建筑遗产》学刊的鼎力支持。 

        第二个报告由华中科技大学的江飞同学对城市遗产的问题做综合解读，重点从多元共存视角的角度对城市遗产保护问题进行思考。在讨论中将城市遗产拓展到一种没有突出遗产要素，但表现出相对丰富、连贯一致特征的城市片段，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街道、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等等，主要关注城市建成环境与建筑之间的自然延伸。报告选取了公共广场、城市街道、基础设施三类城市区域，分别分析了英国谢菲尔德火车站改造项目、俄罗斯莫斯科历史街道改造与更新项目，以及西班牙格拉纳达城市地铁赫尼尔宫殿站与古代大蓄水池遗迹的整合工程。

        江飞在拓展分析中引用了城市区域的概念，认为这种发现性的、展现性的，而并非创造性的保留城市区域的典型特质，也可以用在城市遗产的保护当中。因为历史城市也是由不同肌理和区域的一个多元集合体，城市遗产的保护类型也是多元并存的。

        报告最后向老师们提出问题请教，江飞自己在准备分析案例时感觉国外的实践较多，国内的相关案例很少，也缺乏城市区域视角的梳理与实践。不知是否因为我国城市存在城市片段碎片化，城市深层结构缺失的问题？如果是，建筑师在城市遗产保护中能够胜任的工作有哪些？

        何培斌老师认为从江飞的选题中可以看到一些如何才能对市民有利的讨论，这一点很好。我们在做遗产保护项目的时候，非常希望了解到保护之后的效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历史城市景观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HUL)”，即不止考虑城市肌理、历史广场、街道或者其他设施，也关注其之间相互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其多元性。城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多元性，我们要的不单单是实体的保护，也应该包括非物质方面的保护，包括身份认同的保护等等。但具体和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对于江飞最后提的是否国内因为城市结构差异导致案例比较少的问题，可能和整个社会情况有关。在内地做规划或者城市设计跟建筑设计的分工区分得比较清楚，很难融合在一起。何老师认为，城市遗产需要更多来自不同专业的人士的参与，才能实现更有效的保护，才能真正地对市民有利，希望未来国内能进一步推进这一方面的合作。

        冯江老师指出江飞的报告主要是从案例中了解和思考现实，并得到启发。报告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如场所的时间性、历史的可知性、遗产空间的真实性等等，不知是从文章里摘出来的，还是自己的创造。又如“城市区域”这个词在英文里对应的是什么？我们通常认为区域是比城市更大的概念，城市区域到底是区域还是城市，还是城市中的一个片区，是district还是block？冯老师强调在学习时要注意辨识概念的含义和用法。读书的时候只有读懂概念，准确使用，才能方便学术交流，避免误解。另外对于一些概念不应简单化理解，如真实性的问题，西班牙的一些案例并不打算去维持真实性，更希望使其适合今天的功能，而不要一般理解里的所谓真实性。所以要注意文章里讨论的概念是不是那个简单的概念化的含义，还是其实有更生动的、更具体的考虑？

        徐苏斌老师指出江飞同学的报告体现的问题意识很好。我们做遗产的时候，不论是建筑、室内、设备还是城市设计，都应该考虑到整个城市层面，背后应该有一致的指导思想。何老师提到的要尊重遗产对象的价值，首先要把它的价值研究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价值对于场所来讲，一个是place，一个是space，place其实是有含义在里面的，如何把价值读解出来？过去我们的教学一般不太重视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读芦原义信的《街道的美学》，其实讲的都是功能性的，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刻意训练读解场所背后含义的能力，这也造成了学界对这一问题不够重视。此外，我们现在开始关注遗产，或者是从大的方面，从历史文化名城的角度关注，或者是从建筑的角度，又只关注建筑的本体，实际上我们对于城市层面内容的关注是不太够的。

        谭刚毅老师指出江飞同学选择了城市遗产里三种典型的空间场所，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对城市进行价值判断，是以真实性为主，还是以完整性为主的保护理念和原则，这个思路是值得肯定的。理解历史城市遗产的关键是历史场所和当代社会的叠加，如何老师提到的历史性城市景观，乔万诺尼关注的次要建筑（minor architecture）等等，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对于江飞提出的城市碎片化的问题，谭老师指出城市里的遗产不可能全部保留，可以思考的是，对于那些价值高的元素，如呈现出城市特点的象征物、次要建筑、或者场所公共化以后的遗存，可以如何整合起来。如香港的文物径、谢菲尔德的历史路径等等，都是这个思路。城市的体量大，元素多，不同区块的发展阶段不同，不可避免会出现片段化的问题，江飞提出的某种深层结构的缺失是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

        江飞解释了报告的思路，因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价值、定位与设计”，所以希望通过对遗产案例的分析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再通过分析成功案例从中获取经验反过来指导设计。对于冯老师提到的问题，三个向度的历史意识是作者提的，他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发挥，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对于城市遗产和城市区域的定义，自己的表达有误，可能更准确的是城市区块或者城市片段。他尝试反思当前形态学和类型学指导下的对城市的规划及对建筑的控制，探讨建筑或者城市所反映的深层次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肌理。这次讨论的收获很大，未来会在概念的辨析和使用中更加注意。

        郑静老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请教“集体记忆”的问题。刚才几位老师的讨论都提到了城市遗产中的实体和虚体的问题。场所的概念其实是虚体，和集体记忆有关，这其实是非常主观的，和具体的个人生活体验有关。比如对于城市生活，1930年代、1940年代出生的老人可能还记得街道的生活场景，到了50后、60后、70后、甚至80后，最熟悉的可能是单位大院的环境，到了90后和00后，他们最熟悉的可能是高层住宅楼和住宅小区。这些都是非常不一样的生活体验。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应该定位回到什么样的状态去呢？比如对于有过体验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街道特别好、菜市场特别好，但对于一些在高层和网购中成长的青少年来说，可能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根本不知道好在哪里。所以我们是要利用专业权威教育他们，说街道和菜市场特别好，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建筑都改成过去那样吗？这么做真的可以成功吗？不同地方、不同世代的人会有不同的体验，我们在做遗产项目的时候，必须选择一个方案，但是这个选择会不会是建筑师的一厢情愿？希望向各位老师请教。

        对这一问题，何培斌老师指出遗产保护有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项工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把觉得有价值的遗产带给下一代，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们不可能为以后的世世代代保留，而只是让现在的这一代人看到我们的建筑和城市中有哪些部分是有价值的，应该为下一代保留下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科学性的方法把这个价值找出来，然后阐述这个价值，让下一代知道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价值，为什么要保护这个东西？然后让下一代再做决定。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重要的价值，对于下一代人是不是重要。我觉得这当然一部分是我们要通过教育，但最终其实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做决定。遗产的处理是一代一代人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们做决定。

  冯江老师指出历史学家和我们对于时间维度的感知不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做遗产保护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建筑学者总是认为保护遗产就是保护历史，刘志伟老师说我们其实是研究记忆，制造遗忘。我们消灭了绝大部分的历史，只留下了挑选过的东西，可是真实的历史其实不是这样的。江飞报告中提到了Nolli Map，就是把不同时期的地图叠到一个地点，可以看这个地点上不同时期的变化。正如何老师所说，我们是知识的体验者，遗产的价值并不是在我们身上体现的，但是你一旦看过这个地图，了解了这个知识，就会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状态，这个知识就是遗产留下来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谓的遗产，往往是一件文化的外衣，它其实并不是文化本身，它的制造迎合了某些特定的需求，也抹杀了背后很多深刻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意图，如果有天这个需求没有了，很多遗产也就会消失了。另外，按照我们目前的遗产制度，似乎建筑一旦被列为遗产，就应该千秋万代地活下去。其实没有任何建筑可以千秋万代活下去的。但是当你将它遗产化后，遗产就没法死掉，就必须一直打点滴，或者重新做美容，去一直维持生命，即便自己已经不想活了，它也必须活着。这也是他觉得非常困扰的问题。

        徐苏斌老师提到自己目前正在做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当代表达”也是想讨论这个问题。在课题的研究中听了很多各种不同的声音，没有一致的答案，但反映出来这个时代真实的情况。不同学科对于遗产的认识确实不同，如考古学家研究青铜器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肯定不是为了现实的应用，而是为了了解曾经有过的历史，而后也可以放在博物馆里成为国家历史或文明的证明，或者象征。因此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是道具。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是文化传承与当代表达的问题。也就是有些遗产是可以继续沿用的。如景德镇陶溪川窑现在还在生产，但是由柴窑变成了电窑。这背后的生产关系其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不同的工序都需要很多工人完成，那些用柴火的时代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现在都没有了。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还和以前一样吗？所谓的真实性要怎么定义？又如宜兴的紫砂壶，现在已经全部用机器生产，只有最后一道工序由师傅稍微点睛一下，就成为师傅的作品。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成批生产，不能传承，不能普及。徐老师认为这其实和我们做建筑一样，有两条路，有一条路是需要保护，但同时还有一条路是要发展，也就是可持续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现在也没有答案，都是正在进行时。

        谭刚毅老师表示刚才几位老师的讨论也引发了自己的思考。何老师所说的基于当代的理解去对待历史遗产，把它传递到下一代，其实讲的是我们的“当下之责”。徐老师讲的则是“当下之用”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很多情况，如在分析香港青山禅寺上集市修复的项目中，发现当地虽然技术上可以用电压恒温的电窑，但是还是坚持用柴窑来获取丰富的窑变效果。而冯老师所说的学科差异问题也很有重要。社会学有一个历史性路径的依赖的预设，我们对待遗产采取谨慎严肃的态度，很可能也是期望在未来能够被后代传承。而在地质学家的眼里，所有的建筑都是临时建筑，不算是真正的遗产。所以了解不同学科对待时间的态度，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对遗产有更深的理解。

        郑静老师综合几位老师的讨论，指出遗产对象发展的两个可能的方向，一个是那些本身遗产价值很高的建筑，可能就会往精英化或者经典化的方向走，让建筑变成历史见证者的角色，如改造成博物馆等等。而另外一个方向是那些跟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跟老百姓紧密相关的建筑，它们其实必须要发展的，需要更新换代让下一代去传承的。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再拓展一点，那些精英化的建筑到最后就变成物质遗产，而那些不断适应时代做出改变的建筑，可能最有价值的，是它非物质遗产的部分，也就是记忆的传承？在中国以前的木头房子其实一直都是不断修缮和改建的。比如在福建的民间庙宇，如果神明很灵验，信众一定会不断捐钱、还愿、盖新庙，而每次重建，一定是要用当时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技术，修成一个最能体现时代的形式。所以如果老百姓喜欢一个庙，实际上它的形式是会不断变化的。而那些结构上年代久远的庙宇，反倒可能是不受百姓欢迎的。从这个角度说，专家们按当今的遗产标准所选择出来的建筑，可能恰恰对于老百姓是比较没有价值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未来根据实证研究继续思考。

报告三：乡土遗产

        第三个报告由武汉大学的赵伦同学汇报对乡土遗产设计实践的阅读体会。赵伦首先梳理了乡土遗产保护思想的发展，并提取出四个关键词：遗产特性、价值认识、研究突破和保护路径。随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讨论乡土遗产的定义，指出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到乡土建筑的地域特征以及外部的大环境。并从研究对象、保护方法和关注点三个方面总结乡土遗产保护思想的转变。

        在案例分析中，从规划与保护政策角度分析了英国科茨沃尔德（Cotswolds）地区的案例与英国乡村保护政策的经验，从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云南沙溪复兴工程案例并对保护原则，保护与设计，保护与发展作出总结，从现代技术与民居营造角度分析了陕北枣园新窑居的案例，并从“批判性地域主义”和“传承与再生”层面展开讨论。

        报告最后向老师们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进行学科交叉和定量方法的深度应用？如何理解和权衡参与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差异”导致最终保护结果的不同？在乡土遗产保护实践中，如何恰当地激发公众“自下而上”的主动性？

        谭刚毅老师指出赵伦同学在报告中存在几个概念之间的跳转，如乡土遗产、乡土建筑和民居、乡土建筑的设计实践，以及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乡土建成遗产），可能不是同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宪章强调乡土遗产本身具有多种身份，需要放在更宽泛一点的视野，是跟人的生活密切关联着的，要从日常性的角度谈遗产的价值问题。谭老师强调我们现在存在着不同的认证体系，但是城市遗产不等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乡土遗产也不等于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在实际保护过程中，价值差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中国历代工匠都会加入自己的个人理解和技术表达，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真实性，是一种历史信息的叠加。如从黄印武老师的沙溪项目和大理剑川的“匠作之乡”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这种创造性的发挥的可能正是出于对整体性的考虑。而公众参与的方式不可避免会融合很多人的解读，以这种方式来强调相对多元多样的保护措施是可以被理解的。最后谭老师再次强调，乡土遗产的认知和保护修缮一般都会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保护，也带有工匠个人的解读方式。乡土遗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等于乡土建筑和乡土景观，还应包括日常生活和社会性。

        徐苏斌老师指出，有两个力量汇成了我们今天对于乡土建筑的关注，一个是国际宪章，一个是新农村建设。一般认为近代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主要发生在城市，而乡村则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近年来对于中国乡村的冲击特别大的其实是新农村建设和扶贫项目。扶贫新区跟城市里的住居基本一样，乡村动员村民搬离原址住进新区，废弃了原来的居住地。地理学家段义孚有一个概念叫恋地情节，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故土的情感。劳拉·简·史密斯也访问了很多的原住民，采访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的依恋。但实际上，恋地情节和生活条件是两回事。从心理来讲，也许有对地方依恋，但如果生活条件太差，还是会干扰这种依恋，如在天津法租界兆丰路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报告中的陕北枣园的新窑洞是在原地建的，当然先不说建的形式，至少是在原来那块地上建的，然后改善设施。设计师希望能够两全其美，一方面能解决恋地情节的情感，另外一方面保证一定的生活条件。但是我们做的民居调查其实不深入，居民不喜欢住原址背后其实有很多因素，更主要的可能是经济因素，这也是未来值得探讨的问题。

        冯江老师认为赵伦似乎希望先把广度展开，选择非常大的跨度去讨论乡土遗产主题。但这三个项目其实不太能被简单地放在一起讨论。我们讲乡土遗产，社会性往往比建筑本身更重要，这是受到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影响。他提出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在乡村中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存在，人们一方面在这里面被规训，或者被规范化，但另一方面又试图去挣脱寻找新的机会。我们需要认识到，乡村实际上不一定是静止的，或者落后的，或者衰退的，或者是一个自由而有机的状态。从广东和福建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才是不规则的和有机的，而乡村是高度规则化的产物。虽然地形上看着非常自然，但实际上乡村被规训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约定俗成的很多事情。因为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里，伦理和各种意识形态其实深深扎根在日常生活和人们的脑海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浓重的恋地情节？因为离开一个地方其实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而在那个熟悉的环境里则是相对安稳的状态。我们讨论乡土遗产要反思自己对乡村社会的认识，不能认为乡村就一定是死掉的，或者乡村一定是历史久远的。如郑静老师研究指出，大量土楼其实是1949年以后建起来的。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只是我们对乡村的想象，而后基于我们想象在做设计。冯老师指出，我们今天简单地把乡村遗产化是有很大问题的。民国的时候，中国的乡村已经开始出现很严重的危机，于是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先生都从自己的家乡开始做乡村研究，他们当时主要关注的是生计，目标是解决乡村贫困的问题，引入教育、卫生、科学等现代观念，完全没有研究与建筑有关的路径。当时大部分的人还生活在乡村，这与今天的问题非常不一样。不论如何，乡土社会的建筑一定是一个表意的结构，是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身份的存在。我们今天的研究很多更单纯地关注建造，但如果真正关注乡土遗产会发现，它是无法与社会性完全剥离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