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读书心得（32）-规划问道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出版于2008年，可以算一本“老”书了，其中收录了梁鹤年先生十多年前关于城市规划和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分为经济、土地、城市三个专题。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一些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考虑；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与国土开发：几个政策上的意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等，共32篇文章。本系列将分享李媛、韩汉白两位青年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想阅读本书的读者，可在文后评论区留下邮箱地址，我们将发送电子资源。在此特别感谢梁鹤年先生的慷慨分享。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

梁鹤年

商务印书馆，2008

第三十二篇 “寄小学友书：中外、古今、成败”读书心得二篇

“他山之石”如何借？

本篇文章是梁先生写给一位即将出国留学的小学友的书信，主要探讨了去国外“学什么”以及“怎么学”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出国实地访学，还是仅对国外案例进行研究，都隐含着学习先进经验、“借他山之石”的目的，希望通过从先进经验中获得启发。

“借他山之石”在方法上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聚焦“现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但对问题及其对策的演变过程关注不够；二是聚焦“成功”的经验，但较少去研究“失败”之处，例如实践证明行不通的政策教训何在，曾作为备选方案而未被采纳的原因何在，曾成功但未能持续的政策问题何在[1]。这两种倾向都有可能导致在认识“他山之石”的过程中“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从而难以厘清“洋理论”或“洋政策”的本质特征。

西方理论根植于西方文化，理解西方理论需要理解西方文化的土壤如何孕育了这些理论。梁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中这样定义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是他们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的实质体现，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则是解释他们“为什么”有这些看法，即西方文明的“所以然”[2]。现代西方规划理论对我国规划理论的影响巨大，能进一步认识它们的“所以然”将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以公众参与为例。无论在现代西方还是在当代中国，公众参与都被认为是应对和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认识到，西方对于“公众利益”与我国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截然不同。

西方的公众参与致力于解决人民（包括企业）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其中民主原则（人人参与）和市场原则（公平竞争）被认为是解决矛盾的有效甚至是唯一途径。因此，公众参与本身成为道德标准，是涉及权力再分配的重要途径。以上理念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即假设人仅追求私利或‘小我’利益，而公众利益产生于私利的竞争，是多个‘小我’利益的综合，扎根于‘小我’的肯定[1]。也就是说，强调参与和公平的程序是为了保护小我的利益，是在人人自私的假设前提下寻求共识的一种权宜之计。这与中华文化尤其是“公共利益是‘大我’利益、强调‘小我’的超越”有本质区别。即便是同样强调参与和公平的程序，公共利益是为了平衡‘小我’与‘大我’、责任与期望。正如本篇中指出的，“在‘大我’的世界观底下，我为人人是责任，人人为我是期望。”[1]这种责任和期望源于中华文化尤其是孔孟文化，他们基于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提出以道德去教化人即选择“扬善”，这有别于“抑恶”的西方文化。

理解深层的文化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现象（包括规划理论），还有助于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向。正如梁先生在文中期望的，中国大我文化背景下的参与和公平，不会是“逐私利的参与和擂台式的公平”，而希望会是“为善不甘后人的参与，扶贫救苦的公平”[1]！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

关于留学和洋为中用

本文是梁先生写给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硕士研究生的信，但它不仅仅是一封信，而是对本书前31篇文章的总结，也是“洋为中用”最好的诠释。

自1872年开始，中国近代第一批120名学生出国留学，他们是一批平均年龄仅12岁的幼童，肩负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使命。而到了今天，仅2019年一年中国就有100多万名留学生【《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出版发布，http://www.ccg.org.cn/archives/71812】。那么，当前我们的留学生为什么出国？最常见的原因是为了逃避高考，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为了毕业后能找个更好的工作，为了评职称加工资或仅仅是随大流。但这些仍然只是外部的表面原因，留学生们自己内心的答案是什么呢？

梁先生的回答简洁而又实在——我们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外国的东西。对于城市规划专业来说，是为了学习国外的城市现象、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和处理这些现象的理论及政策。那么该怎么学？对于研究生来说，由于在导师和时间上有诸多限制，可供选择的方向有限，最终表现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上。

如何选题？一般来说，中国学生普遍选择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内容。究其原因，学生本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收集资料和数据也方便。这些优势洋人导师非常清楚，他们也希望学生能在就读期限内毕业。当然，导师既然招了中国学生，自然也是对中国问题感兴趣，鼓励中国学生用西方理论去解释中国现象的导师也是很常见的。

按照洋导师的要求，经过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再花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来写作，虽然用洋理论分析中国现象不是很“完美”，但跟着流程还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答辩，此时怎么办？我们不仅可以利用洋导师不熟悉中国具体情况，用假资料和假证据蒙混过关，还可以利用洋导师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学生的同情而通过答辩。问题是虽然顺利毕业，但“去的是一流学校，拿的是二流学位。就算不惭愧，也学不到什么”[1]。

用洋理论能“完美”分析中国现象吗？这就涉及如何“洋为中用”。

中国古人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别处山中的砺石，可用来琢制美玉。从“为错”与“攻玉”可看出，古代玉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是使用糙石对璞玉进行研磨。诗句以物喻人，用玉石隐喻君子，用他山之石比喻釆纳他人意见，强调他人意见对君子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如果“糙石”为洋，“璞玉”为中，中国古人虽然指明了方向，但未提及方法。

毛泽东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明了“洋为中用”的思想。具体而言，《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毛主席又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毛泽东的“洋为中用”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可还是没有具体方法。我们究竟该如何“洋为中用”？

梁先生在这封信中告诉了我们他的答案。洋理论来自洋文化，洋文化产出洋理论，洋理论是洋现象的归纳和总结。所以，我们应该先学习洋为洋用，再学习洋为中用。在研究“洋用”中要特别留意洋现象和洋理论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应该思考洋理论是否真的能够解释洋现象？洋理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和分析洋现象？更重要的是，洋学者是如何得出洋理论的？洋理论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够认清洋理论的真面貌，之后才可以考虑如何“中用”。当然，对于明显不合适“中用”的洋理论，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研究案例，从中我们可以“借镜（看清自己）、启发（打开思路）和教训（避入歧途）”[1]。

所以，不管是留学生还是其他科研工作者，应该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首先放在“洋为洋用”上；其次，作为留学生，应该跳出书本，去深入地了解外国社会。在外国学习，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需要多看看当地报纸和杂志，闹市、坊间更要多走。多交洋人朋友，多参加社会组织。并且，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取洋名，而应该向洋朋友解释我们中文名的寓意。我们希望的是与西方同学平等相处，想要平等，或是得到对方的尊重，首先要有自尊。认同自己的姓名是自尊的起点。我们的中文名不论雅俗，都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何能随意更替？这是子女“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的起点。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