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乡村规划之后——国企下乡运营的强制通行现象与可持续悖论》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农业税费改革后，项目下乡成为我国补全乡村基础设施欠账，落实城市反哺乡村的主要方式，以空间为载体的乡村规划成为配合乡村项目落地实施的平台工具。大量项目和规划下乡，催生了乡村物质空间建设热潮。政府资金在乡村积累形成可观资产，乡村振兴由“乡村建设”转向“乡村运营”。政府短于运营的特性产生引入市场主体的需求，但市场主体的逐利性使其难以承担效益缓释。国企是政府实现项目市场化运作的重要工具，国企下乡模式成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思路（图1）。对国企下乡典型案例的研究，不仅可为国内外乡村复兴提供经验样本，也能为中国特色农村集体产权背景下国企参与资产运营的效益研究提供学术思考。笔者选取南京市江宁区的钱家渡作为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国企下乡后从建设到运营的过程，引入“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理论回溯乡村治理变迁，探讨因国企自身特点所致的乡村社会的不可持续困境，并据此提出相应建议。
图1 国企在项目运作中的重要作用
钱家渡于2017年被评为首批省级特色田园乡村示范村，在国企下乡建设过程中，国企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南京周边以“水乡圩区”为特色的热门打卡地（图2）。在建设阶段，国企通过协议搬迁和土地流转等方式收储资产，强力介入，保证了物质环境更新的高效完成。在运营阶段，国企推动村内农业融入全区产业链，并植入自营业态盘活房屋资产。但国企自主运营存在用人成本高、市场敏感度低等问题，导致运营低效和动力不足。之后国企开始对外招商引入市场资本和返乡人才，以此充实运营体系（图3）。此外，国企采取收购农产品、提供工作岗位等方式拓宽村民收入渠道，推动了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在上述过程中，钱家渡内形成了经社分离的稳定治理环境：其中，“真投入”的国企主导稳定运营环境的形成，避免了市场逐利的不良影响；社区摆脱资金匮乏束缚后释放了治理能力，负责供给村内公共产品和协调社会事务（图4）。
图2 钱家渡在江宁特色田园乡村三大片区中的位置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高德地图底图绘制
图3 钱家渡内商业店铺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2017年《江宁区湖熟街道和平社区钱家渡特色田园乡村规划》内相关底图绘制
图4 经社分离的组织结构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村社集体失效，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新主体参与重构治理结构和利益网络。这就需要一个能开启主体间共同议题和促进沟通的特定承启点，即一个“强制通行点”。在钱家渡的案例中，国企主导下的示范村项目化操作成为钱家渡实现治理变迁的强制通行点（图5）。
图5 示范村建设的强制通行点
国企承担关键主体的核心作用，搭建治理框架，最终形成经社分离的稳定治理结构。但这一过程中存在两个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是乡村土地资本化的制度性障碍造成资产使用效能较差，进而产生了商业模式困境；二是国企过滤外部资源要素，导致资产被收储后的村社集体丧失自主性，乡村治理低效。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国企下乡应充当“孵化器”而非“主导者”的角色，通过资金投放与架构重组，为运营孵化外部环境。而在集体治理能力下降的背景下，具有非正式权威和一定社会资源的乡村精英可以扮演承上启下的“中介者”角色，实现对乡村内部自主意识和运营能力的重建。UPI
作者：豆岚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doulanyv@foxmail.com
申明锐（通信作者），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shenmingr@nju.edu.cn
编辑 | 王 枫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期刊精粹 | 乡村规划之后——国企下乡运营的强制通行现象与可持续悖论【抢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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