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通州的繁华“夜经济”

“2023北京消费季夜京城”近期正式启动，在发布的一批夜经济地标中，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环球影城、万达商场、月亮河休闲小镇等纷纷上榜，多元的消费场景让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夜晚“星光熠熠”。

其实我们翻开历史会发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夜间繁华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圈”了。由于漕运鼎盛，彼时的通州是当之无愧的首都“东大门”，南来北往的商人汇集于此，不仅繁荣了通州的商业，更让古代通州城的夜晚流光溢彩。

清朝雍正年间的御制石道碑，碑文中记载了通州商业的繁盛景况。

其实我国历史上对于夜市的记载起源于殷周时期。《周礼·同市》云：

史籍中对唐中晚期夜市的记载比较明确。诗人王建在诗中称之：

历史上夜市的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是在宋代。据《宋代商业史研究》载：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太祖赵匡胤下令开封府：

历史上夜市的又一高峰是明朝，当时的夜市以北京、南京、杭州、西安、开封等城为代表。明代诗人郎瑛在《七修类稿·北关夜市》诗中对当时夜市景象的描写较为细致：

九棵树东郎电影创意产业园内，市民畅享夜生活。

历史上，通州夜市的繁荣其实就是通州商业的繁荣，与漕运的鼎盛密不可分。在地铁八通线临近通州北苑站的轨道旁，可以看到清朝雍正年间的御制石道碑，其碑文中这样记载通州商业的繁盛：

然而历史上通州夜市的记载，大多源于明清时期多位朝鲜使者所著的《燕行录》中。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并无特定作者，而是由诸多使者的见闻汇编而成。

通州区史志专家孙连庆在《通州的夜市》中考证出，虽然通州在明清时期就已经非常繁华，但是明朝时来华访问的朝鲜使者并没有留下“夜市”二字的记载，相反当时通州区夜晚的繁华却是跃然纸上。比如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朝鲜国使团中的黄汝一留下“日暮笙歌喧九陌，行人说道是通州”“酴醾未解芳霄醉，笑批燕南三寸柑”等诗句描写了当时通州夜晚的繁华。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朝鲜国使臣东岳在所作《通州行》组诗之三中写道：

众所周知，大部分封建王朝在古代施行宵禁，一般州县城傍晚都要关闭城门，以防盗匪。但通州经济繁盛，商贸发达，并且因游人众多，城内外喧闹通宵达旦。夜晚，州城内外商铺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因为天子脚下防卫森严，平民百姓及众多的商铺，不必关门闭户。

“夜市”二字出现在《燕行录》中是清乾隆时期，根据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朝鲜国正使金履素回程经过通州时的记载：

据孙连庆考证，当时通州的夜市位于北关桥附近。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十月，朝鲜国冬至兼谢恩正使金鲁敏，率使团出使中国，在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二月初四自北京返国时再经通州。使团中的书状官将所见所闻记录在《燕行录》中：

根据清乾隆、道光年间的朝鲜使节记载，他们都在通州的夜市中见到了卖针的商贩，其实通州东面不远的邦均店盛产钢针，远近闻名，于是这种产品大量出现在通州夜市，朝鲜使团中很多人购买。至于前面所说的瓷器铺，那就更不稀奇了。江南瓷器行常年在通州销售瓷器，同时在通州的江西会馆就有两处，经销商众多，行销各地的江西瓷器数量极大，导致运输途中碰碎的大量瓷片在通州多处堆积。

御制石道碑位于地铁八通线临近通州北苑站的轨道旁。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一路烧杀，逼近通州城。通州知州萧履中非但不思抵抗，反而向外敌摇尾乞怜，跑到张家湾与联军谈判，请求不要进城。为求苟安，两军在八里桥对峙之际，萧履中应敌所求，组织通州商户在联军营地设“买卖街”，以物资资敌。国家危难之际，朝鲜使臣笔下的夜市换了一番景象。

但过了几年，通州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在朝鲜使臣李承辅的记述中，通州“市肆物货，车马城郭，不下于沈阳。夜与惠人台、赵研农观夜市于府中，灯烛之辉煌，车马之喧阗，通宵不息，亦一壮观也。”夜市又恢复了以往的繁盛。

通州夜市最后出现在《燕行录》中，是在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十月。当时朝鲜国以判中枢沈承泽为谢恩兼岁币行正使，以礼曹判书李容学为副使，以掌令尹升求为书状官，率使团出使中国。途经通州，观览夜市：

自此之后，《燕行录》书中再无关于通州夜市的记载，这印证了当时清政府的命运。清光绪年间，清朝内忧外患，需要大量的银两来支付军费与高额的外国赔款，所以将漕粮改折征银的数额逐年增大，导致运河上的漕船数量锐减，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北运河停漕，漕运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指针飞速向前。如今，繁华的夜经济再现大运河畔。

2019年，本市出台了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13项具体举措，包括优化夜间公交服务、打造夜间消费场景、推出深夜食堂街区等。截至目前，聚焦“夜间经济”，北京已启动一系列促进措施。

体验解锁京城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