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学术采撷 | 基于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评价的乡镇规模结构优化策略探索——以鲁西地区两县为例


研究背景与综述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人口与生产要素分化和重组过程不断加快,深刻影响着乡镇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的转变。一个地区自然与社会要素的空间组合模式,体现了该地区自然条件的限定和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具有一定稳定性,也决定了其相对适宜的“理论人口规模”,因而人口分布与其发展条件的匹配程度具有一定效能可比性。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背景下,合理的乡镇规模分布和空间组织优化是实现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随着乡镇发展形势日益复杂,单项指标已难以表征聚落真实规模,部分学者将聚落规模视为不同权重下综合要素结果,一方面采用聚落数量、聚落总规模、聚落平均规模、规模变化、扩展强度指数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另一方面利用首位度、位序—规模、人口金字塔等经典规模分布模型进行分析。空间组织效率是以空间要素为对象,分析要素在空间层面的组织是否高效,现有研究主要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其中定性分析多对其作用过程进行解析、对其作用模式进行总结,如“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式;定量研究多以社会、经济、环境、空间和制度为研究维度,选择城市经济活动、资源环境、空间形态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生活水平等层面的指标。事实上,对空间组织效率的评价往往难以规避非空间因素作用的结果,即难以单独辨别人口分布和空间格局对其综合绩效的影响。


“理想”的空间结构一直都是空间规划科学的目标和立论基础。鉴于空间结构存在不可通约的地方特色和可以通约的效应两方面,本研究拟将乡镇规模与空间组织的效率评价分为契合效率评价和绩效评价两部分,前者反映乡镇规模与空间组织的契合度或偏离程度,后者体现空间结构对整体绩效的贡献。此外,人口分布和空间格局作为地理现象,不同地域之间评价数值的绝对可比性较弱,但同一区域内不同发展导向下的乡镇间具有特征上的相对可比性,比较其特征规律的共性与特性,可为统筹考虑区域规模结构优化提供思路。


乡镇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

评价体系构建


2.1

技术框架


本研究采取多目标、多层次的综合指数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三个度量体系:人口规模特征度量、生态适宜度量、经济社会发展度量。评价基本步骤包括:(1)录入评价指标;(2)进行指标处理;(3)进行权重回归;(4)分别输出生态适宜度、经济社会发展度的契合效率,作为评价乡镇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的依据;(5)将契合效率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指标进行多元回归;(6)获得乡镇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绩效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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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评价的技术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从效率评价视角,将乡镇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评价分为村镇规模结构、生态适宜度、经济社会发展三个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基础上,通过频度统计选取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采用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考虑指标可获取性,并用SPSS软件进行效度和信度检测,得出三级指标。本研究参考统计年鉴、镇街社会经济指标情况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双评价成果、“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最新阶段版)等对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并通过变异系数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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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3

契合效率分析


生态适宜度评价反映先天适宜度,社会经济展评价反映后天发展度,研究借鉴耦合协调模型以分析现状乡镇人口分布特征与其生态承载力、社会其中:Ci为耦合度;Di为协调度;Pi为乡镇i的规模结构评价结果;Ei为先天适宜度或后天发展度;Ti为协调指数。Di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取值越大说明契合效率越高。经济发展潜力间的适宜度契合效率和发展度契合效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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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为耦合度;Di为协调度;Pi为乡镇i的规模结构评价结果;Ei为先天适宜度或后天发展度;Ti为协调指数。Di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取值越大说明契合效率越高。


2.4

绩效贡献率分析


以反映乡镇经济、空间绩效的指标作为因变量,以生产要素和契合效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要素在空间的契合效率对乡镇经济和空绩效的贡献程度。其中,生产要素为前文生态适宜度、经济社会发展和村镇规模结构的指标计算结果;契合效率为前文规模—生态耦合协调度、规模—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乡镇经济、空间绩效分别以人均财政收入度量、地均财政收入度量。


鲁西两县乡镇规模与空间

组织效率评价


3.1

案例地区概况


本研究以鲁西平原地区相邻的JY县和JX县为例,两县在自然基础条件和整体城市发展阶段上具有共性,依托各自资源禀赋形成工业型与农业型两类差异化发展路径,研究拟依托上述评价体系探寻工业主导型城镇和农业主导型城镇在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特征上的共性与特性。


JY县2019年总人口约110万人,城镇化率50.83%,县域下辖2个街道、1个经济开发区和15个乡镇,依托丰富能源基础形成化工产业强势带动下的“二三一”产业结构,是典型工业型平原城市。JX县2019年总人口约68万人,城镇化率51.26%,县域下辖4个街道和9个乡镇,基于地势平坦和当地气候优势,形成以大蒜种植为特色的“三一二”的产业结构,是典型的农业型平原城市。


从规模结构上来看,两县县城均集聚县域内较多人口,是县域综合服务、经济发展及政治文化中心,其他乡镇人口规模均较小。JY县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城镇均集中在高速和国道沿线,初步形成一个中心城区及基于交通要素的两条发展轴线。JX县从规模结构评价结果可知,JY县县城的多数指标远远领先于其余乡镇,表现出显著强中心集聚效应。通过比对县域各乡镇指标,煤炭资源集中的工业型乡镇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县城以外人口规模较大镇则主要集中在国道沿线。


3.2

工业主导的JY县评价结果分析


 3.2.1 产业经济带动明显的乡镇空间结构 


从规模结构评价结果可知,JY县县城的多数指标远远领先于其余乡镇,表现出显著强中心集聚效应。通过比对县域各乡镇指标,煤炭资源集中的工业型乡镇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特征,在城镇化率、人口规模和首位度方面均表现出明显优势;紧邻县城的两镇作为传统农业、商贸综合型大镇,在人口规模、首位度上具有优势。


各乡镇生态适宜度评价结果呈现出显著差异性特征。在农业生产适应性方面,县域东南三个传统农业大镇在土地质量、坡度、基本农田占比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压煤区和地震断裂带影响了村镇建设适宜性,而工业重镇则受资源分布影响评价较低;生态保育重要性区域重点集中在生态资源集中及生态脆弱片区。


从社会经济发展度评价结果看,各乡镇结果差异显著。其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联系两个指标显现较强相关性,反映乡镇经济发展与规模和交通区位联系紧密。县城和工业型乡镇评价结果显著优于其他乡镇,传统农业大镇评价结果较低,反映出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业区域交通优势影响力逐渐下降。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县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远高于其他乡镇,周边乡镇受到县城辐射,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完善。


 3.2.2 乡镇聚落规模与空间组织耦合度及绩效分析 


(1)乡镇规模结构与生态、经济指标初步契合


以耦合协调度0.3、0.5、0.8划分四个阶段:低耦合阶段、拮抗阶段、磨合阶段和协调阶段。根JY县各乡镇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县城已基本进入规模—生态、规模—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协调阶段;煤炭资源集中的两个工业型乡镇和紧邻县城的两个综合型乡镇这两个指标均高于0.6,处于磨合阶段;规模—发展耦合协调度结果小于0.5、处于拮抗阶段的三个乡镇均为交通区位相对落后地区。尽管JY县乡镇的规模结构与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契合发展,但整体契合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2)空间绩效显著作用于城镇空间结构


以人均财政收入度量发展绩效,得到人口格局、生态及发展度匹配度对经济发展绩效影响R²=0.372,说明空间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程度较弱。以地均财政收入度量空间绩效,得到R²=0.720,说明要素分布与匹配效率对乡镇空间绩效存在一定解释力。其中规模结构与生态适宜度呈正相关,说明人口越集中、生态环境越适宜发展的地区,土地供应政策越倾斜;而规模—生态耦合协调度与空间绩效呈负相关,表明耦合协调度越高,乡镇用地越集约。


 3.2.3 工业县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特征分析 


(1)强中心集聚,强交通及产业因子作用下的乡镇规模结构特征


资源是城乡人口发展的基础,JY县作为典型的煤化工产业为主导的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发展显著带动城镇化发展、交通设施的完善进一步带动城镇建设。具体地,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的化工产业链条重点支撑县域西部乡镇产业发展,高铁、国道等相继贯通,多条内河航道及作业区建设不断强化沿线乡镇规模结构,使得强交通及产业因子作用下的乡镇规模结构特征逐渐显现。


(2)规模结构与生态、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契合发展,优势地区具有高契合效率


乡镇人口规模结构与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均已形成一定程度契合发展,但由于JY县仍处于由“极核式”向“点轴式”转变阶段,整体契合效率仍需提高。同时,矿产资源虽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煤矿塌陷区对西部工业型乡镇建设用地扩张的限制,与初级资源加工产业对空间和人口资源高需求间的矛盾必将是该县未来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3)空间结构对空间绩效贡献率显著大于经济绩效


JY县空间结构对空间绩效具有贡献率,土地供给与空间要素分布及其契合程度相关,但在发展绩效中表现为低贡献率。主要原因在于城区及重要工业园区周边存在明显的跨乡镇职住分离情况,城区周边乡镇受到城区虹吸效应作用,表现为就业在城区、居住于乡镇,因而在分析结果上呈现出高耦合度、低经济效益;而重点工业园区所在乡镇,因其产业发展优势吸引周边乡镇人口就业,但却由于位于压煤区,生态适宜度较低,就业人口多回到各自乡镇居住,呈现出就业在园区、居住在原乡镇的职住分离情况,因而在分析结果上呈现出低耦合度、高经济效益。


3.3

农业主导的JX县评价结果分析


 3.3.1 农业资源分布均衡的城镇二元结构 


从规模结构评价结果来看,JX县城同样在县显现出强势单中心极核状态,其中老城区和开发区所在街道城镇化水平较高,其余两个街道因并入城区时间较短尚未充分发展,各类指标与其他乡镇类似。现行总规中的重点镇在人口规模、中心度方面形成一定优势;紧邻国道的两镇,沿交通要素形成大量工商业,首位度指标显现较大优势。


JX县地形平坦,农业资源分布均衡,生态适宜度评价结果普遍较好。一方面,县城受开发主导功能影响,边缘地带不利于耕种且永久本农田占比低,农业生产适宜性和村镇建设适宜性略低于其他乡镇;另一方面,矿采范围与现状城区建成范围重合度较高,故地质灾害评价指标较低。


从社会经济发展度评价结果来看,JX县老城区所在街道,社会经济各项指标远高于其余镇街。其余各镇指标差距相对较小,重点镇较一般镇仅现微弱优势,呈现“城—镇”二元单中心结构。经济规模与经济联系指标间未显现明显关联,反映出农业主导城镇的经济发展与镇驻地规模、交通弱相关。同时,大部分乡镇均存在设施配套不足的情况,城乡设施布局存在较大差距。


 3.3.2 乡镇聚落规模与空间组织耦合度及绩效分析 


(1)乡镇规模结构与生态、经济契合程度较弱


从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来看,JX县规模—生耦合评价结果较均衡,大部分镇街进入磨合阶段,少量处于拮抗阶段;在规模—发展耦合评价中城乡存在较大差异,全县仅城区评价达到协调状态。JX县城乡二元的发展结构导致指标分化较大,规模结构契合程度较弱;作为生态资源分布均衡的农业主导县,城镇规模结构与生态适宜程度并无明显契合状态,但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吻合的城镇规模结构初步形成。


(2)生态、经济对城镇空间结构均具有较强影响


根据人口格局、生态及发展度匹配度对经济、空间发展绩效的结果分析,R²均大于0.9,说明JX县城镇空间结构对经济、空间绩效均有较强影响。在经济绩效贡献率中,规模—生态耦合协调度变量贡献度显著(P<0.05),说明城镇规模越适宜的地区发展效率越高;而规模—发展耦合协调度与空间绩效呈负相关,表明在同等经济规模下的用地组织效率越低,对人口吸引能力越弱。在空间绩效贡献率中,经济社会发展度评价、规模—生态耦合协调度、规模发展耦合协调度三个变量贡献度最为显著(P<0.05),表明土地供应政策对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生态环境良好的镇街存在倾斜;而规模结构与空间绩效呈负相关,表明耦合协调度越高,用地越集约。


 3.3.3 农业县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特征分析 


(1)农业资源均衡、点状工业带动的极核式乡镇规模结构


作为典型农业县,人口与设施布局均表现出极强的城区集聚;其余乡镇空间与经济规模差距较小空间规模结构尚未突破农业本底均质化的城镇发展模式。零散的工业布局虽对乡镇空间规模产生一定带动作用,但现实的土地低效利用并不利于后续城镇发展。近年来该县依托优良的农业基础重点发展农产品商贸物流产业,配合交通设施完善,协同产业优化城乡空间结构,但短期内仍无法改变依托各镇农业基础、中心城区高度集聚的城镇结构。


(2)城区规模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度相对契合,乡镇仍需加强


各镇街人口、空间规模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契合发展,但农业主导下经济发展对于城镇规模的影响差异较小,主要体现在重点尚未形成显著发展优势。该结构下城区与乡镇指标分化较大,各镇规模—发展耦合指标基本均等,各镇间经济流动较小,未显现经济强镇带动或多个乡镇联动形成组团经济的发展模式。


(3)空间结构对空间绩效、经济绩效均具有显著贡献率


城镇空间要素分布与土地供给、经济发展及其契合程度相关,表明用地扩张主要面向生态条件、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符合一般城镇扩张的基本规律。城镇空间结构为农业地区典型的“城—镇”二元结构,城区在经济基础与设施配套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对各镇人口具有强吸引力,如在非干预发展模式下会保持城区优势并在用地与经济方面进一步扩大“城—镇”差距。


3.4

案例地区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两类城镇发展共性主要体现在其均处于极核式集聚发展阶段向扩散均衡发展阶段过渡时期。县城作为县域资源集聚的绝对优势地区具有显著发展势,特别是农业主导型城镇中农业经济发展对规模结构的影响较小,县城的各项评价结果远高于其他乡镇;而在工业主导型城镇中虽已出现一定程度上“县城—重点镇—一般镇”的规模结构特征,但服务配套等仍与县城存在一定差距。总体上,两类城镇中县城均已进入规模—生态、规模—发展协调阶段,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强集聚状态,而乡镇仍处于拮抗、磨合阶段,呈现出相对波动的发展形态。


两类城镇发展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产业结构作用下的规模结构特征差异及空间结构绩效贡率特征差异。对于工业主导型城镇而言,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的工业发展模式具有较强人口集聚能力及经济贡献率,初步呈现出分等级、具有一定联系度的组团型发展模式;对于农业主导型城镇,由于难以依托交通区位等发展因子突破农业本底均质化的城镇发展模式,则呈现出相对均质化、经济联系较弱的散点式发展特征。农业主导型城镇的空间结构对其空间、经济绩效贡献度显著,均呈现出相对单一的“城—镇”二元结构特征;而工业主导型城镇因其产业发展作用下的人口虹吸效应、职住分离情况,以及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矛盾,人口流动往往呈现出相对复杂、波动性大的地域差异特征,因而直接性的绩效贡献度较低,需更加深入地进行针对性分析。


乡镇规模结构优化策略探索


乡镇规模和空间组织的匹配能够使资源和要素合理分布从而实现地区效能最大化,因此根据上述评价结果,以及对两县共性与特性的分析,本研究对两县乡镇规模结构的优化初步提出相应策略。


(1)合理控制总量,科学确定规模等级体系


针对两县县城总体上集聚能力较强的共性,倡导对规模总量进行合理控制,充分优化现有规模结构。在积极培育以县城为经济增长极的区域经体系过程中,突出县城的辐射带动作用,并选取发展基础及潜力较好的中心镇作为次增长极,避免县城极化效应,培育具有发展特色的专业镇,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专业镇—一般镇”规模等级体系。


具体地,应科学应用评价体系单项指标及总体契合效率、绩效评价结果,考虑选取生态、经济会指标评价结果均具有显著优势、发展基础及潜力较大的乡镇为中心镇,而将具有某一单项指标评价结果优势的乡镇划为专业镇。结合规模与生态、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优化调整规模结构,适当加大耦合协调度较低的重点发展城镇人口增量引导,以及实施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一般镇人口疏解,提高整体人口分布契合效率。


(2)完善设施配置,重点提升乡镇设施服务水平


针对两县县城以外乡镇设施配置不足的共性,建议结合规模等级体系优化服务设施配置,解决现阶段设施配置县城单中心集聚的问题,重点提升乡镇的基础生活服务水平。


具体地,县城层面可在现有设施配置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多元化、差异化配置需求,一方面可关注差异化社区人口结构下的重点设施配置优化,如老龄化社区的“适老型”设施配置;另一方面可关注新、老城间的差异化生活圈布局模式,如老城空间资源紧张可采用“一站式”设施中心建设方式。在中心镇和专业镇层面,可持续完善基础保障型设施建设,并逐步增加品质提升类设施建设,特别是针对专业型乡镇,应结合具体产业类型配套相应服务设施。在一般镇层面,则应主要关注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普惠层面的服务水平保障。


(3)优化空间结构,增强乡镇间社会经济联系度


针对两县产业结构差异所形成现状乡镇规模结构的特性,研究提出应充分优化两县点、线、面的乡镇空间结构体系,针对不同类型城镇提出差异化的优化策略。


具体地,对于工业型城镇可采用“圈层+点轴”的发展结构,以县城和中心镇为发展中心,向外围辐射带动周边乡镇一体化发展,同时加强中心及发展组团间依托资源要素的轴向关联;对于农业型城镇可采用“中心+均衡”的发展结构,但应避免中心过度极化,注重乡镇的差异化发展,同时应增强乡镇间社会经济联系度,如依托重要交通设施建设强化沿线乡镇产业链延伸和乡镇间产业合作,从而合理组织县域内部空间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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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农业型城镇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协调保护与开发矛盾,落实产业结构调整及区域设施建设


此外,研究建议重点关注规模—生态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提升整体协调水平,避免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如加快不适宜居住的压煤区乡镇规模疏解及生态修复进程,在人口密集地区逐步退出矿采,协调城镇开发、生态及资源保护间的关系等。


同时,结合地区规划编制同步落实产业结构调整及区域设施配套建设,一方面,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乡镇间产业分工协作往往会体现在各种资源要素配置上的差异与关联,应通过规划使乡镇规模结构得到优化调整并与未来产业布局、职能结构等充分匹配;另一方面,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会对空间结构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因而规模结构优化调整也需与区域设施配套建设统筹考虑,从而有效引导乡镇规模结构优化。


结语


本研究构建了乡镇规模与空间组织效率评价体系,并以鲁西地区两县为例分析了工业型城镇和农业型城镇的发展共性与特征,结果可为乡镇规模分布和空间组织结构优化提供借鉴思路。同时,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虽整体评价体系具有普适性,但人口分布与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地方特殊性;另一方面县级乡镇发展受当地自然地理、主导产业等特殊性、偶然性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在未来更多具体应用中需动态调整相关评价指标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作者介绍


陆嘉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魏易芳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程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杨晴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文全文刊载于《小城镇建设》2023 年 第41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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