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市政厅，作者：青骑士 七公 中轴线 潘达
一、大北京到底装了多少人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北京150公里范围内总人口约5600万人，是东京都市圈人口总量的1.45倍，同时也是英格兰东南地区（包括伦敦）人口的3.0倍。
该区域目前还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期，是我国人口流入的主要区域。当前北京、天津的城镇化水平均超过80%，但周边河北省地市中，除了唐山、廊坊较高外（2014年底分别56%和53%），沧州、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的城镇化水平多在50%以下。
2010年该区域的外来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100万，其中北京就超过800万。通过百度春运大数据分析研究，每年有约290万河北人，145万河南人、110万山东人和60万山西人到北京务工或经商，占到外来人口的49.4%。
这些外来人口的就业集中在传统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占比19%）、制造业（占比16.3%）、住宿餐饮（占比13.8%）、建筑（占比11.3%）等领域。
北京与世界其他首都圈地区的人口规模比较
从区域上来看，作为人口和经济大国的首都地区，北京周边150公里范围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我国北方地区的城镇化核心区域，但人口规模与密度世界少有。
虽然近年来北京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天津依然保持每年30万人口增速。
此外，从腾讯大数据反映的工作日与春节期间人口对比来看，北京周边150公里的河北地区依然是就业人口流入的主要区域。
区域层面上的人口增长呈现出相对分散局面，除了保定、唐山、廊坊、张家口、承德等中心城市为就业中心以外，白沟、香河、固安等县市也是就业中心，但这些城市的城镇人口规模均在20万上下，大量就业人口增长在小城镇甚至农村地区。
此外，燕郊地区由于独特区位聚集了约80万人，并且与北京之间日均约25万通勤人次。
基于大数据反应的非农就业集中地区（黑圈为以北京为核心的150公里范围）
受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力人口红利变化的影响，北京人口增速逐步放缓是客观的阶段性特征。采用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变化能够很好说明城市的吸纳能力。
2014年是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各城市人口吸引能力都较强，尤其是北上广和天津、东莞、深圳等城市，同时郑州、成都、佛山、武汉、厦门、苏州等城市也是人口主要的流入地区。
然而2014年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调整，在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政策导向下，就业形势发生逆转。原来以来基础原材料生产、来料加工制造、房地产建筑业为主的农民工大军逐步退潮。
整个北方地区仅天津保持一定人口吸引力，北京人口增长几乎停滞；长三角核心地区城市出现负增长，上海尤其如此；而珠三角、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依然保持较好人口吸引力，尤其是深圳、广州人口增长依然较快。
对于北京，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十年间，北京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70-100万，这与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北京在楼宇经济、房地产开发和园区建设带动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式下，吸引了大批建筑、房屋装饰、配套批发等产业工人；而随之带动的常住人口“落户”又拉动了消费的爆炸式增长，激发了批发零售、传统制造业的快马加鞭式发展。
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导致的城郊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建设失控也是导致人口激增的重要因素。
二、危机:未来20年里逐渐老去的“北京人”
2030年北京人最多的是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没听错吧，数字告诉我们并没有错。通过预测，如果过度控制人口，到2030年的北京市人口平均年龄达到46岁。
特别是90后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独特的“中年危机”现象，他们由于手下缺少20-30岁年轻人分担工作，将保持自己给自己打工的状态，否则他们无法承担养儿顾老的重任。这些结论都源自以下的客观分析。
1、北京2010：三分新鲜血液，半城老龄少子
“塔座式”的人口年龄结构，外来人口相对年轻化。根据六普数据，北京市人口金字塔呈纺锤形，总抚养比20.94%，远小于同期全国抚养比（34.28%），意味着劳动力相对充足，社会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其中外来人口占35.9%，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对补充劳动力、拉低抚养比发挥着较大作用。
北京市年龄结构金字塔（六普数据）
人口年龄结构的区域差异巨大，少子化和老龄化倾向初显。2010年北京市0~14岁人口占比8.6%，属于“超少子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8.71%，已步入老龄化。
空间上，以东西城为主的中心城有明显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特征，表现为高老年抚养比、低少儿抚养比；“朝海丰石”四城区以及“通顺昌大”四新区老少抚养比双低，意味着人口构成中劳动力比重较高；远郊区县则呈现老少抚养比双高倾向，意味着劳动人口相对稀缺。
北京市人口抚养比空间分布（左：老年抚养比；右：少儿抚养比）
2、北京2020：变与不变，增与不增
出生、死亡、迁移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口演变轨迹，当前北京正在经历放开二胎和控制人口的双重转向，根据现状趋势和政策预期，平行设计2种总和生育情境和3种迁移情境，利用PADIS-INT进行2030年预测。
特别需要强调一下总和生育率，北京的指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是东京、纽约等人口规模超1000万城市的共性。
人口预测参数设计
3、北京2030：“灰发十年”与“内城危机”
预测结论1：老龄化与低龄化并存，未来20年抚养压力急剧上升。
2030年北京抚养比将升高到45%以上，老少抚养比均超过20%，说明在未来15年，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将大幅增长，社会抚养压力增大。
北京市常住人口2030年预测结果
预测结论2：趋向“飞机型”人口年龄结构，发展得靠80-90后的持续动力续航，00后断层严重，15后才能蓄势。
从2010年到2030年，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将经历从“纺锤形”向“飞机形”逐渐转变的过程。40~50岁年龄层在六种情境中均为社会主力，15~35岁青年群体出现数量断层，且在控制人口情境中尤为突出。
预计2025~2035年北京将经历一个青年劳动力不足的“灰发十年”，社会的繁荣需依赖已届中年的80后和90后持久发力，直到15后生力军逐渐补充劳动力队伍。
北京市人口年龄结构2030年分情境预测结果
预测结论3： 城市郊区是人口增长的主力，北京老城出现“劳龄人口空心”现象。
采用“低生育率-正常增长”的情境五参数进行分区县人口预测，至2030年全市人口增幅最大的是通州、大兴、昌平三个新区，15~64岁人口在东西城出现低值，意味着若各区县维持现有的外来人口吸引力，未来15年城市核心区存在因缺少劳动力而衰落的风险。
北京市2030年人口增长率（2010年为基年）和劳龄人口（15~64岁）分布
三、“大城市病”的病根能算到人上吗？
北京的“大城市病”与首都地区的“区域病”本质不是人口问题，而是发展方式和治理现代化问题。
据统计，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约1300万（大致为五环以内区域，距离中心15公里），若按照非农就业和城乡连绵的都市空间来统计，北京的都市区范围已经覆盖除山区以外的区域，甚至跨过行政辖区，这个区域人口规模约2300万人左右（包括燕郊组团，不包括廊坊市区）。
从发展趋势来看，非农就业连片的区域将覆盖到以北京为中心50公里范围区域，大致以北三县、廊坊市辖区、固安、涿州、怀来为界，该区域目前的总人口约2750万。2015年，若按照都市区统计口径，东京都市圈（一都三县）的人口规模超过3700万，首尔都市圈人口规模2300万。
但对于一个13.7亿的人口大国来说，首都地区的人口规模总量并不算大。当然，我们不希望人口短期内的爆发式增长，更不希望人口的持续下降。
北京独特的“面对加水、水多加面”的“大城市病”问题根源在于土地毫无节制地无序、过度开发。
尤其在土地财政机制的激励下，北京中心城区持续的高强度、均质化、蔓延式发展是导致过多人口和功能聚集。
2000年之后爆发增长的总部经济造成了不顾古城保护和宜居环境品质塑造的开发局面，由此引发的楼宇经济、房地产再带来大量相关产业及就业。与之类似的是各类盈利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大规模聚集，在为地方财税增加贡献的同时，也带来大量人口。
不是说北京不能发展总部经济和盈利性机构，但各区县没有节制，且不顾城市“四个中心”定位的盲目开发建设就有很大问题。
从2008年的第二次经济普查和2012年的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对比显示，北京中心城区的法人单位数量由2008年的21.03万个猛增至2013年43.25万个，增长了1倍多；同时，再看机关法人单位、事业法人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也都有了明显增长，如社会团体单位数量2008-2013年的增幅居然达到了149%。
将北京老城层层包围的“面包圈式”沿环路高密度开发模式（沿2-4环之间是过去10年开发量最大的区域）
沿着环路系统“面包圈式”的高强度开发模式是造成如今的通勤“积重难返”局面重要因素。
这种模式在历史文化的巴黎、伦敦等世界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北京老城有规划控高要求，但在土地财政冲动下时常突破规划控高要求。
当然，我们说北京的中心城区（五环内）依然需要强化聚集效能，目前其办公商务功能区在街区式的开发密度上与纽约、东京、上海的差距十分显著。这种“面包圈式”开发模式也使得轨道交通配套效能大为降低，不仅增加通勤距离，而且增加换乘次数。
表：北京的各类总部经济一览表
注：数据来自网络新闻信息的统计汇总。
东京都市圈（30公里）轨道网与人流活动中心分布（Flickr照片反映的消费空间）
北京轨道交通500米覆盖范围与主要就业空间的关系分布（各类消费空间数据为2012年街旁网签到数据，来自http://web.mit.edu/civicdatadesign/projects/jiepang-beijing/）
问题来了，那我们到底该基于什么目标来疏解什么样的功能（注意不是刻意去疏解人口）？
城市发展各项功能有着内在的匹配关系，我们不能错误得将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的就业人口清晰地区分开来，并一错再错地疏解非核心功能的就业人口。如批发市场，其是城市发展的特定时期的功能，随着城市消费水平的提升，会自动进行调整压缩，但会保持一定就业规模满足人们生活需求。
如2014年纽约大都市区30公里范围内的批发零售就业比重在33%左右，东京市23区批发零售就业比重也近33%，且自199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
当然，这与这些城市近20年人口增长缓慢有关。而诸如菜市场等便民生活服务都是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而下一刀式的关停搬迁命令自古未有，前所未有。
对比下上海与北京的生活街区，我们观察到更多地是北京自上而下的治理水平滞后。再看看荷兰Markthal菜市场，不仅是一个生活空间，更成为地区性的文化标志和休闲中心，这只是欧美广大城市和乡村菜市场的一个典型代表。
纽约大都市区、东京市23区各行业就业比重分析
北京各功能区各行业就业规模（单位：人）
注：北京功能拓展区基本上为围绕天安门距离10-12公里范围区域。
当前“急刹车”式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利于北京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期竞争力。我们国家正处于宏观经济的转型关键时期，国家的竞争力主要由若干国家中心城市组成的全国城镇体系所体现。
而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又在于吸引一批高端人才，尤其是能够留得住35岁以下富于创新、勇于探索、活力充足的年轻人。留得住年轻人的前提是有充足的、多样的就业岗位，同时要有较低生活成本和基本生活配套服务支撑。
北京、上海位于全国城镇体系的“顶尖”城市，更是需要年轻人的“新鲜血液”来推动创新与繁荣。
当前北京的60岁以上老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数已达到14.9%。试想如果人口长期控制在2300万人，控制年轻人口的进入，势必会迎来老龄化的加速。根据上面的预测，到2030年北京老龄化将达到27%以上，进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尤其对于首都功能核心区（东西城区）将更为突出。
拥有如此巨大老龄化人口的城市，对于北京的创新无疑是巨大影响，对于城市财政支出无疑产生庞大压力。
我们试想如果控制人口，到2030年我们这些80-90后人们还需要人到中年继续“创业”，除了养家糊口外，还要多一份贡献经济不塌陷的力量，还要为保障自己老有所养需要生三胎，好难！这时候我们深刻体会到当年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真正的力量了！
四、人口发展眼光需要有国际范儿
日韩两国首都的人口增长受整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国家宏观经济的双重影响较为突出。
如东京圈和首尔圈的人口呈现出20年左右的发展阶段性，中心城区逐步由快速增长变为下降，在经历了一段调整后又缓慢上升；同时郊区人口由快速增长转为缓慢增长。
日本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增速放缓有内在关系，进而也影响到了都市地区的人口聚集。
如东京都市圈在1950-1970年间，人口年均增速在3%以上，此时的日本经济增速在6-10%；1970-1990年间，人口年均增速在1.2-1.5%之间，此时日本经济增速在4-6%；1990-2010年间，人口年均增速下降到0.5%左右，此时日本经济增速在2%以下。
表 东京都市圈各阶段人口增长情况
表 首尔都市圈与韩国各阶段人口增长情况
统计数据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http://kosis.kr）
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近20年的宏观经济周期走势与人口增长同样有较为紧密的相关关系。
若简单对照日韩的首都人口增长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在经济增速6%左右的时候，我国的核心城市人口增速也应保持在1%以上，且应远快于全国的平均人口增速。
当前仅有深圳、广州、天津、郑州、武汉、杭州、成都中心城区的人口增长保持较高；北京、上海人口增速的快速下滑，有其不合理因素。也正因中国是人口大国，且国土纵深比日韩大得多，使得经济增长与人口聚集能够在不同地区相匹配，从而避免国家的经济失速。
世界城市和经济强国首都的人口发展与城市功能的调整紧密相关，城市人口发展与该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我国在深度参与全球供应链配置和产业资源配置过程中，北京与天津这类城市周边地区应该进一步加强人口聚集。
发达国家首都地区保持年轻的年龄结构，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是克服老龄化危机，保持长期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近20年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四个世界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都开始由人口下降转为上升。如巴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到上世纪末人口持续下降，但2000-2013年之间回升了13万；东京市近10年来净增加7万人，其中有70%增长在23区的区部。
人口恢复增长的动因在于这些核心城市的全球化移民显著增加，特别是吸引了世界各国15-30岁的青年人去求学和工作。
伦敦两个世纪以来不同地区的人口变化（1801-2011年）
北京与世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于人才与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在重视人口发展方面高度关注，但北京的短板与差距显而易见，在尚未补足短板的同时盲目疏解容易造成人才梯队的缺失。
一方面，北京总体上在创新型、多样性、国际化人才方面与世界城市相比依然有明显差距。从AT.科尔尼咨询公司的城市综合指数（Global City Index）来看，2014年北京仅有商务活动指数实力强，但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体验等方面与四座世界城市存在明显差距。
另一方面，保障创新型人才需要大批支撑型就业岗位的支撑。四座世界城市在社会医疗、优质教育、文化服务、休闲体育等方面的就业比重已经达到了25-35%，这些就业岗位为城市的金融商务、科技创新和国际交往等就业人口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而当前北京中心城区（核心功能区与功能拓展区）该类就业人口比重不到15%。
全球城市发展指数（数据为AT.科尔尼咨询公司，Global City Index 2014）
从当前的就业形势来看，北京依然是年轻人心中的首选就业城市，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创业机会，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智联招聘官网统计数据信息来看，北京的本科、硕士岗位需求均是上海的2倍以上，远远超过广州、深圳等城市。北京的创新创业发展需要一个持续过程，现在需要大批年轻人，未来也同样需要。
北京依然是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小微企业的核心孵化器，其拥有全国50%以上的天使投资资金。
可以想象，要是没有了创新创业人群，投资资金和孵化器就形同虚设，对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好好对待这些90后闯荡北京的人吧，因为20年后各位读者的生活保障还得依靠这批人的中年再创业和奉献。
智联招聘对北上广深的职位发布（来自DT财经，智联招聘官网2016年7月）
最后多说一句： 2020年前后将是北京社会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有一个十分紧迫的危机，如果严格控制人口的话，这个时期过后北京年轻人数量将呈现断崖式的下降，其直接造成的冲击是没有足够的人去支撑房地产市场需求，对于GDP的冲击更是显而易见。
如果说2010-2020时期一批20-30岁的人口能够不断买房的话，那么2020-2030将是北京房地产的重大调整时期。或许不仅是北京，其它人口增速明显下降的大城市在去库存的道路上也有这样的烦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市政厅，作者：青骑士 七公 中轴线 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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