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观察】议事厅：后工业化时代“深港双城”关系初探

作者：汤远洲（博士，中规院深圳分院粤港澳研究中心秘书长）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GDP增长6.9％，为1990年以来的25年新低。同时，这一破“7”的增速也暗示着中国经济将会面临进一步放缓的可能。由于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经济出现既面临严峻的稳增长压力，又需要自我生成调结构的新动力，后工业化时代在许多城市与区域已成为了现在时。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995-2014年）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工业化中期之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无一例外地实现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如果未来消费完成了从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则中国一定会长期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张翼，2016）。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逐渐降低竞争力的情况下，新一届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目标任务、重大战略、推进措施的调整，使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增长。1995年中国 “三产”所占比重为33.7%，到2014 年已增至47.8%，服务业已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二、三产比重变化（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1995-2014年）

由此可见，中国在由于经济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的结构性转型，已源源不断地将这个转型结果传导到了社会领域，从而促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这也必然带来了中国城市和区域的巨大变化。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跨过了城市化率50%这一重要临界点。根据国际城市化经验，在这个临界点之后，城市化进程将从量变转向质变，其核心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将体现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资源重组的特征。在中国的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与区域将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转型等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论及后工业时代的城市，香港和深圳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样本。作为受益于亚洲工业化浪潮的“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自2004年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也率先步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这两个城市工业化的历程，既是其自身不断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也反映了两者之间合作关系不断演化的过程。加强“深港双城”关系的研究，不但有助于两者的互利互惠，对后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也将有重大的参考和指示意义。

深港第三产业/服务业对GDP贡献率（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局，香港统计处，2004-2014年）

深港之间的经济交往和产业互动一直是保持与推动双方关系的纽带。改革开放始于深圳，正是基于深港一衣带水的近邻关系，也开启了一国两制“双城”发展的序幕。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深港双城”的联系日益紧密，两者之间的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包括：（1）市场主导阶段（ 1980至1997年）：民间（市场）为主的合作，双方利用两地毗邻的地理优势按着工业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开展的合作，实现了各自的基本目标和利益诉求，为今后的发展和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调整适应阶段（ 1997至 2003年）：随着深圳经济的高速成长，双方不再是初期的类似于产业垂直分工的合作，而是在地位相对平等基础上的合作；（3）民间和政府共同推动的合作阶段（ 2003至2007 年），在2003 年香港与中央政策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带动下，两地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开始迈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4）合作常态化阶段（2007年至2012年），随着双方多项专业化协议的签订，两地在产业、城市功能和制度层面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合作，为加强双方优势互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深港合作，奠下重要的基石；（5）全方位深度合作阶段（2013至今），随着全球形势的急剧改变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深港双城面临着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需求，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亟待拓展，以共同面对后工业化、后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深港合作的历程，体现了两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各自的利益诉求，是工业化推动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也是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更是由民间层面逐步向政府层面提升的过程。与此同时，“深港一体化”、“深港湾区”、“深港都会”、“深港双城”等概念也先后被学界讨论，为双城发展构筑了宝贵的理论探索框架，并最终上升到政府决策层面，为制度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深港湾区”、“深港双城”等构想先后被学界与决策层讨论 （图片来源：《构建港深都会》、《深圳2030城市发展战略》）

香港在后工业化时代，工业与制造业往内地迁移，导致了本土产业的“空心化”，也带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分化。与此同时，国内外竞争对手如上海、新加坡等的不断壮大，也被视为对香港亚洲金融中心“领袖”地位的威胁。而作为香港近邻的深圳，在改革开放30年后，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取得了举世惊叹的建设成果，同时也面临着产业成本高昂、产业空间局促等问题。从后工业化时代产业发展特征来看，深港两地正面临以下转型期的主要需求：

1. 全球新一轮产业演化背景下，亟需统筹深港“一带一路”宏观发展战略。香港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其必将代表中国，在世界发展的舞台上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深圳作为最早开始改革开放并在市场经济理念下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城市，也必须承担转型期内的先锋作用，为中国城市迈入后工业时代做出表率与示范，而全球新一轮产业演化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是统筹未来“深港双城”战略发展的基石。

   
   

2. 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两个城市合力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链条和组织结构趋向复杂化、专业化，这为双城的产业互动、协同运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租赁和商业服务、体育和文化创意、咨询和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不断涌现，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深港产业发展到今天，各有优势，只有跨越自身的藩篱，共同推动产业的多维度黏合，才可能更大发挥各自的潜力，对抗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

   
   

3. 作为后工业化社会后期的重要标志，消费时代的到来，也将深刻影响着“深港双城”的发展。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大众休闲和文化娱乐需求持续增长，新的经济发展趋势造就了新的消费群体，也诞生了新的消费模式，这些都需要新的产业类型和产业布局作为支撑。互联网经济的风行、CEPA的逐步落实、体验式消费的崛起等，正在改变深港消费圈的生态，深港两地在消费时代将面临全新的格局，亟需全面与深度的合作，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4. 区域化融合将为深港经济产业发展提供破题之路。中国的区域发展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的指导下正进入“全面开花”的阶段。各个主体功能区以及一系列重要区域的发展规划的颁布，使得中国的区域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深港所在的大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理应在区域经济时代继续发挥领航作用，探索从区域融合的角度破解后工业时代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难题，探索中国发展方式的新模式。

以上后工业时代的需求，将促使香港重新思考以往高度自主、相对独立的发展模式，并将自身的前途与周边城市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利用区域优势，主动应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同时，深圳也应更重视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借力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和“一带一路”战略节点的影响力，加快产业升级、区域融合的步伐，从而提升城市发展水平。

在后工业时代全球产经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日趋协同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深港两地之间的合作有着广阔、一致的前景，是产业发展、区域合作与跨界治理等理论的重要实践，也契合当前“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等宏观背景。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初期所决定的产业组织、城市运营、城际合作方式，已经无法支撑后工业化时代愈发综合化与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在新的发展时期，深港两地传统的“前店后厂”产业合作、要素单向流动、各自空间各主发展的模式，也正面临整合与重构。

深港之间的产业融合是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更高层次的融合，全新的产业方式和业态模式。在促进产业融合中，根据深港产业的现状和工业化后期的发展趋势，应突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这是创造高附加值的源泉，也是提升深港双城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需要，更是加快区域制造业专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面对消费时代的到来，深港两地必须把握机遇，合力为休闲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新经济产业模式扫除制度性障碍，持续提高相关服务行业的质量和水平。此外，深港两地还要牢牢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紧密合作，抢滩新经济，共同开展国际合作和国际业务，加快承接现代服务业转移。

如前所述，两地合作的历程总体而言是不断前进的。因此，只要耐心做好扎实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循序渐进地推动合作机制的理性发展，必定能探索出合适的发展之路，顺应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空间资源优化。另一方面，则要采取灵活的手段去应对各种现实障碍，弹性化地落实符合双方利益的战略性发展目标，从更高的视角来审视两地合作蕴含的巨大潜力，从而将促进城市转型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宏愿落到实处。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提升深港合作的意义，竞争与合作并举，通过良性竞争促进双方的进步，不但可以实现双方优势互补，提升各自的经济实力，更能推动两个城市共同为区域作出更大的贡献，构成强强联合的“深港双城”，产生1+1>2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也将为中国的城市和区域在转型时期的探索贡献有益的实践。

文章部分观点基于本人参与香港研资局研究课题(17400514)“Development beyond growth poles: new districts in the Greater PearlRiver Delta Region”

参考文献：

[1]  智经研究中心.构建深港都会[M].香港：智经研究中心，2007.

[2]  深圳市政府.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Z]. 2006.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新方向: 2007-08年施政报告[Z]. 2007.

[4] 国家建设部，广东省政府.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Z]. 2004.

[5] 香港规划署.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M].香港：香港规划署，2007.

[6] 张翼.“社会新常态：后工业化社会与中产化社会的来临”，《社会转型与民生》 （2016年01期）. 2016.

[7] 高玫.“我国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路径选择”,《企业经济》（2012年12期）.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