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主持人：张宇星（左），引导发言：马向明（右）
粤港澳湾区是一个多中心的缝合，这里建起来的不再是工业时期的港口、工业，而是服务功能，服务功能往中间汇集以后，会形成多中心的融合。马向明认为，多中心能够把相对的制度汇集在一个小时生活圈的范围里面，它就类似于一个城市。就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一样，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未来，湾区的连接打通之后，过去的排队吃饭的结构会被打破，为低等级城市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会推动整个湾区城市进入共享时代，实现环境共享、形象共享。
产业动力转变：
从“双动力”向“五动力”转变
珠三角是诸侯经济，同时也形成了很多产业集群。金融以深圳和广州为主，批发零售业广州占主导，电子信息业以东岸为主，机械装备在西岸很强。
五年前，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开始向外面的区域转移、转型、转变。现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向外扩张、转移和拓展。这逼迫着珠三角地区从产业的双动力模型（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向五动力模型转变（劳动力、资本、科技进步、教育创新和制度创新）。
投资格局转折：
从吸引投资输入到拓展投资输出
2014年，中国走出去的资金开始超越引进来的资金，未来将会逐步形成沿海接单、多区加工、内外两个市场共同销售的新格局。而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始终扮演着中国第二个工业体系的作用。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已经开始跨国转移，有6%的企业进入东南亚地区，4%的企业进入到非洲。
现在，湾区内的企业全力以赴地占领新兴市场，领导着这个片区的企业走向全球的市场，谁能在这个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是这个片区下一步发展的龙头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湾区是当仁不让的海上丝路起点。
湾区领军城市：
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东莞的优势特征
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认为，广东省和港澳的经济关系呈现出父母性向竞争性转变。目前，香港和深圳联系度强、竞争性强，广东省和港澳也呈现出竞争恶化趋势。另一方面，湾区内的城市又存在着很多互补性，如广州和佛山的结合、大学和产业园的合作等。他们相互间的合作又在不断加强。
香港作为面向全球的门户城市，它的大学大多位于亚洲大学的前列，讯息是最自由流通的，还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但香港回归后，大量的西方公司更多选择新加坡作为它的亚太总部。而在国内的竞争中，又由于一国两制的原因，香港在各种功能中都落后。
澳门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具有多元化色彩的共融文化。同时，作为湾区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旅游业持续高速增长。
深圳作为粤港澳的经济中心，汇聚了优秀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高科技产业占全国领先地位，高科技产值全国第一；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超过一半的手机是在深圳制造的。
广州与珠三角城市联系较强，呈现门户城市的特点。
东莞位于粤港澳湾区的几何中心，正充分运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高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入粤港澳湾区的发展。
湾区城市关系：
联合—分开—联合
合作—竞争—合作
粤港澳湾区在经济创新能力、市场化、国际化都很有优势，发展程度也没到固化的程度，经济量呈现不可阻挡的发展态势。它有强大的腹地，有强大的政府推动力度，所以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
但这里存在着一国两制三区的问题。有香港、澳门、大陆三个体制，法律不同、关税不同，三个地区的管理也不一样，这给粤港澳服务业合作带来难题。人民币国际化政策、营商环境不同，人员税收和人员流动方式也不同。
同时，粤港澳湾区既有工业化中期的城市，也有工业化后期的城市，还有后工业化的城市，战线拉得非常大。
所以，粤港澳湾区需要探索如何在这么大的跨度中推进区域合作。同时，还要面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问题，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向科技创新领域转型，提升效率。
珠三角已经成为东亚最大的巨型连绵城市区域，环境问题不容忽视。珠三角的酸雨是周边地区的3倍，二氧化氮、热岛的状况都不容忽视。PM2.5在全国较低，但臭氧却高过其它地区。
大湾区合作的方向：
关注多中心城市制度的厚度
粤港澳湾区的合作应该是全方面的，关注“和平的赤字、发展的赤字、治理的赤字”，未来需要着重研究产业创新合作、环境共同治理、社会体制创新和创新协同管理多个方面。
产业创新合作
曲建认为，目前粤港澳地区的合作已进入3.0时代，科技创新+走出去，这也是未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这就对粤港澳的合作提出了四个重要任务：共建世界级城市群、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加强粤港澳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的产业园区向第三代和第四代产业园区转型，在转变的过程中注意产业体系、空间形态、社会功能、环境观念四个维度的提升。
梁焯辉认为，应该保持和充分发挥国际化、市场化和开放的特征。他建议学习伦敦经验，提升大珠三角的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结合，最终构建一个创新的生态体系。
环境共同治理
区颂儿建议学习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灾害防御能力建设，了解各个城市防御灾害的经验，加强经济与环境的联合考虑。她认为，城市之间的治理是一起的，需要建立湾区城市面临灾害时的应对制度措施。
梁焯辉认为，要完善人为意外和重大事故的通报机制。
社会体制创新
赵丽霞说，我们在大湾区发展的时候，体制怎么更加方便投资、人才资源等要素的畅通流动，这是很重要的。
梁焯辉判断，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会走高科技路线，高科技的发展需要吸引顶尖人才，优质的生活环境是最重要的，而且自由流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方煜认为，创新来自于多样性的包容（尊重差异）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真正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于差异的边缘和非主流；人才的自由流动会极大促进多元创新的融合。大湾区这种多元创新禀赋是长三角和环渤海不具备的。如果把传统聚焦在交通、生态、产业这种上一轮的协作，转化为对人的社保、就业、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和共融，下一轮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是不可限量的（例如社保能否通用，香港人在深圳就业能否采用香港标准的税收政策或居住政策，除了享受国家的教育，能否享受国际的教育，香港的大学的排名能否替代211、985体系……）。
国际腹地是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布局中独具的地缘价值。由于泛珠地区与长江经济带高度重合，而且珠江流域空间有限，反观东盟、丝路沿线国家为大湾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和庞大的人口，大湾区更具参与联系国内外两大腹地的新区位优势。
创新协同管理
王幼鹏认为，应该建立城市联盟，在多个层面进行创新，搭好平台。例如规划、经济等方面尝试九个市轮流坐庄，来统一大湾区的规划，不管是行政管理、专家学术，还是民间机构。
罗彦认为，未来粤港澳湾区内部，适合采用矩阵式的协同治理方式，在重点区域、重点平台、重点专项领域交叉治理。集合城市概念的提出，是这一轮空间规划除平台之外最大的不同（集合城市是指基于不同城市在空间单元的非行政区划的特征）。相邻地区可能完全打破行政区划调整形成经济区，我们在居住、就业、保障方面都会形成相对独立的单元，这些单元是体现宜居的空间平台，通过城际轨道交通支撑来实现这样一个空间关系。
粤港澳湾区规划，应该是一个一体化共识的规划，不仅关注基础设施、城市功能、防御灾害等空间问题，不仅追求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还要关注制度创新和协同管理，最终实现进一步开放包容、信息共享、环境共治、政策耦合、合作机制创新等等。我们不能再局限于滨水地区，而是要看到它背后的腹地，带动更多的西部、北部地区提升发展，推动粤港澳湾区向国家战略提升。
*本文根据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论坛”的圆桌论坛一上参会嘉宾的发言整理，未经各发言者审阅。
文中观点不可视同为官方意见，敬请留意。
主持人：
张宇星 深圳市罗湖区政协副主席（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
引导发言：
马向明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参与讨论嘉宾：
沈 迟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
曲 建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梁焯辉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
赵丽霞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设计系系主任
区颂儿 澳门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彭高峰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主任
王幼鹏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主任
黄宇东 东莞市城乡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 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方 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罗 彦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总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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