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本身是一个空间，一个给人们遮风避雨的空间。古代杜甫在一个风雨侵袭的茅屋中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住房空间。如今放眼望去，我国大部分城市都是高楼林立，广厦够够的。杜甫生前没有看到，但是他死后1200多年实现了他的安民理想，他九泉之下知道也会欣慰地感慨“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如今虽然有足够的高楼大厦，但是分配却极度不均衡。有的人住200多平的房子，有的人在十几平的房子里蜗居。也就是现在大厦有了，但不是人人都能住得了，或者准确地说不是人人都住得起。
什么原因让人们房屋建得起，却住不起呢？是房子太贵吗？是人们收入太低了吗？这些答案其实都不尽然。如果这个问题解释不清楚，那么对于应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措施也会不恰当。
继续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个场景。记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曾经讲述过两个老奶奶的住房故事。老奶奶A年轻的时候住上了房子，工作30年后还清贷款；老奶奶B攒钱30年，晚年才买上一套房子住上。老奶奶B无债一身轻，但是晚年才有享受的机会；而老奶奶A虽然背负了30年债，但是提前了30年住上了房子，比老奶奶A提前享受了30年的住房。这就是金融的力量，帮你将未来的钱贴现到现在，提前享受。当然，贴现要在可控范围内，才会有健康的效益，也就是贷款人可承受的范围内，一旦过度，就会成为不定时炸弹。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住房性质在98年房改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98年以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住在单位大院的宿舍，没有购房、住房的焦虑。但是98年房改之后，中国住房的底层逻辑发生了转变。社会分工细化、货币体系的改变以及金融工具的运用等，都让住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杜甫诗中的居住“资源”转变成为了个人资产财富。
1998年以前，住房提供的主体是国企。那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国企统包统揽，单位大院内啥都有。这样也导致很多国企啥都干，啥都没有干得特别好，只能保证有，不能保证优。这也是在当时社会货币尚未那么充足的前提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组织分工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原有单位大院式的生产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了，原有的企业体制需要改革。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社会货币体系和分工体系重新构建，充分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经济发展腾飞做好准备。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也同步高速发展，带来了大量人口，也带来了大量的住房需求。这时候，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悄无声息地逐渐成为了牵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由住房建设延伸到工程、建材、金属、矿业、电子、电力、热力、装饰、服务、金融等50多个产业，全产业链条对GDP的贡献达到了20%。产业链越长，说明需要组织和整合的资源越多。由于涉及各行各业不同的超大体量人群，这时候货币和金融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让社会分工的组织都直接面向货币，消除了大量的交换壁垒，大幅度简化不同产业之间的交流。而金融为不同的产业提供资金，将未来的钱提前贴现，不用像老奶奶B一样“攒一辈子钱才能住上房子”，企业提前就拿到了初始资金，有了初始资金，企业就能组织人力、物力，购买生产工具，马上上马开工。甚至房地产金融发展高峰时期，房企将“空手套白狼”的套路玩得炉火纯青：跟银行借钱拍地，拿到地之后，让工程队垫资开工、材料供应方垫资供应，施工两个月就开始预售，销售拿到业主的钱再还银行、给工程队、供应方等结算，然后再拿预售出去的房子拿去抵押开始新一轮融资建房。这仅仅是房地产一条线，玩得过火的房企，会将这一模式不断延伸到其他产业。例如产业园区建设，房企借钱帮政府完善基础设施、招商、运营等，土地卖出去之后，房企再跟政府分一笔钱，产业园区运营的税费所得再分一笔钱。
所以说，如果没有金融，我们不可能那么快速完成这么大规模的城镇化，但是金融的过度泛化，也让房企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更大优势，不惜大规模增加借债，通过做大规模，赢得客户、供应链和更多金融资源。并且为了做大规模，房企不考虑真实居住需求，盲目在远郊拿地，甚至下沉五六线城市，通过压低成本，充当“价格杀手”的手段，大量扩张，只管数量不管质量，从而使得不少头部企业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促成了房地产在总量上的繁荣。各大金融机构为了能够在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分到一杯羹，不惜争相降低对房地产市场的融资门槛，大开放贷通道，利用高利率对冲高风险。如今我们的利率降低到了3.0%左右，房地产发展高峰时期，利率普遍是六点几，最高可以达到十几个点。所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造就了当时那一批头部房企。
除了房企端，居民端在房地产金融中收益颇多。如今大家都在诟病预售制度，利好房企融资，但是不利好老百姓买房。预售让老百姓提前掏了钱，但是住不上房子，还要白白多交平均2年左右的房租，相当于从老百姓口袋了多掏了钱。虽然金融让老百姓多掏了钱，但是也让老百姓提前了30年住上房子。有弊也有利，利大于弊才能让一个商业模式大规模长时间存在。
有人疑惑，为什么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给老百姓借贷，提前30年住上房子的功能，取消预售制度。现在房地产发展过剩的情况下，房子建设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么现在确实可以考虑取消预售制度，让房子建设降降温，让房企慢慢建设打造精品。但是在当年城市化每年以1.4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加2202万人（1996—2020年间）的情况下，住房需求剧烈猛增，房子的建设速度需要匹配得上人口的居住需求啊。放开金融、推出预售制度等等就是为了让房企能够快速拿到钱、快速建好房子给大家住。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房子仍然供不应求，房价蹭蹭往上涨。只不过是房企因为过于宽松的金融环境，钱来得太容易、太多了，走上了豪赌的规模化，冲向了本不应该发展那么多房地产的地方，但是在房地产退潮的时候，由边远地区带来的总体需求不足问题一下子暴露了出来，人们对房地产失去了该有的信仰。
回来再说居民视角的住房。住房是刚需吗？很多人会把居住刚需等同于住房刚需。杜甫所说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说的是居住刚需，大家都需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并不代表千万间广厦是属于寒士的个人资产啊。如果是寒士的个人资产，在古代那就不是寒士了，很有可能是地主。所以居住是生存和生活需求——没有居住地，生产和生活都存在问题；住房是房屋实体，除了居住属性，必定也是资产。对于资产，我们都知道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要保值增值。国家尚且如此，个人家庭也要是如此啊。如果个人资产都保不住，怎么生活越来越美好呢？!所以房屋只是我们假想出来的硬刚需，居住需求和资产的保值增值才是真正的硬刚需。尤其是房屋是需要普通家庭奋斗30多年的最重要资产，如果不能保值增值，那么要么最重要的资产备受打击，要么可以不拥有这个持续下跌的资产。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房屋价值不能回归到白菜价、不成为人们的最重要资产吗？只占人们生活成本的一小部分吗？
回到边远郊区的村里，回到五六线小城市，去鹤岗，20万一套房的白菜价。你愿意去吗？那么凭什么不能大城市、好的服务设施和好的住房需求兼得呢？因为好的服务设施建设也是需要钱的啊。尤其是越大城市，服务设施越完善，且不说建设服务设施成本，光是服务设施的维护成本就是不菲的支出。你指望享受着价值几百万的服务设施，却只愿意花几十万的建安成本购买一套房？
如果真的能实现如此这般，那就是有人为你付出了。如果找不到这个人，那么就是公家在为你默默付出，也就是政府。
确实，居住需求保障是政府需要做的，个人花十几万买几百万的资产，中间上百万的差价补贴不是政府应该做的。第一政府没有那么多钱；第二政府的钱也是来自于纳税人，如果你也是纳税人的话，那么政府花在你身上的钱也是源自于你。只不过政府还肩负着再分配的公平性，所以会对富人多收一点税，去保障穷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必需品。
回到刚才所说，居住需求是必需的，住房需求是奢侈消费品，不是政府必需要保障的，否则政府就拿着富人的钱去造就另外一批富人了，不仅造成不公平，而且也不可能拿少数富人的钱去造就大批富人啊。如果这样，大家都躺平等待政府造富就可以了，反正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富人的，终究会被政府收割，然后拿自己努力奋斗的钱去送给躺平的人，让他们享受本来自己努力获得所该有的一切。那么何必还要努力呢？社会必然就会螺旋式地贫穷或者出现富人通过各种手段装穷享受福利。不仅不能造富他人，反而会使得大家都不努力，社会越来越贫穷。
为什么大城市的房子要比乡村贵那么多？因为贵的不是建安成本本身（虽然建安成本也会贵一些，但是不会造成那么明显的房价差距），而是贵在了城市的基础和服务设施上，这些设施是政府投资所建，所以政府要在出让的土地中收回建设成本，因此土地卖贵一些可以说没毛病吧。如果政府没法在土地中收回成本，那么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成本总有人出，羊毛出在羊身上，纳税人最终会承担一切。当然同样的基础设施条件，有些城市的房价会比另外一些城市的贵。
这个就涉及到了经济市场的运作了。同样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在不同城市的运作中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相当于相同的产品和基础条件，在不同的公司运作中会有不同的销售表现。这在公司的竞争中比比皆是。例如淘宝、京东和拼多多，华为、苹果、三星、小米、oppo、vivo等手机，抖音和快手短视频等等。那么不同城市的运营，也会造就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不同，吸引人群能力不同。供不应求的产品在市场中就会被哄抢，价格自然会高，房价就会涨；供过于求的城市，房子售卖不出去，成为鬼城，在中国也比比皆是。要达成供不应求，要么城市的吸引力很强，不断吸引人群过来，要么住房供应恰到好处。很多一二线城市都是前者，吸引人群的能力实在太强了，拼命建房子也建不够，房子自然水涨船高。所以在城市规划中，新城的建设必须优先建设基础设施，市政、道路、住房等生活保障性的基础设施是必备的，然后通过各种招商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产业过来，再通过大广场、大公园、博物院、图书馆、艺术馆、歌剧院等等公共服务设施，吸引人群过来。有产业就会有就业，有就业就有人过来，有人过来就需要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越完善，人们就越愿意留下来，留下来就想要买房，买房的人多了，房价就会涨，房价涨地价就会涨，地价涨政府财政收入就会多，能够用于招商补贴的钱就越多，就更能吸引企业过来，企业过来，就业岗位就会增加，进一步吸引人群。这是增量时期新城规划建设的典型套路。只不过是有的玩成功了，有的玩砸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住房的价值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住房本身的建安价值，可以简称为建安价值；
2）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外部价值，可以简称为外部价值；
3）城市市场运作带来的资本价值，可以简称为资本价值。
建安价值就是房屋建筑成本和房屋设施设备安装成本，有比较清晰的计算标准，这一点毋容置疑，比较明确。
外部价值，即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费用，虽然也有投资建设费用标准，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地块，其占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费用是多少就有点难以严格划分。不过，从一个新区、新城或者城市整体来看，我们可以从土地出让收入与前期征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费用的比较大致明确具体地块占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费用价值多少。也就是城市整体土地出让收入原则上要覆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费用，城市建设的财政才能基本平衡。虽然在城市中，有些地块出让可以高一些，有些可以低一些，但是土地总体出让价格要大于等于前期开发费用，城市的土地开发才可持续。
建安价值和外部价值都有比较明确的物质实体价值，其收入与支出必须对等，才能财务平衡，持续建设。
与建安价值和外部价值对应，城市市场运作带来的资本价值就比较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且浮动很大。正如前文所说，同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在不同城市甚至同一城市不同区域，其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价值受到供求关系、城市发展状况、宏观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资本市场的溢价，类似企业的股票价值，受市场估值的影响。
对于企业而言，股票的估值越高越有利，企业能够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发展，企业发展的容错率也更高。就像股票市场上估值3.5万亿美元的苹果公司，即使造车失败花了190亿元美元也就是洒洒水。但是190亿元美元相当于造车新势力蔚小理中的蔚来和小鹏市值总和，也就是190亿美元可以买下造车新势力前两名了，但是苹果只是挥一挥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云淡风轻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是资本何等底气。所以股票估值高，公司就有足够的资本去支持创新、支持研发，即使失败了，对公司总体也影响不大，还可以继续进入下一轮研发中。这对于失败率极高的科技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公司估值高，相当于社会有足够的天使资金支撑研发创新，失败率虽然高，但是一旦成功，效益十分巨大。
在过去房地产发展鼎盛时期，房地产就是很多企业创新发展的融资平台。放眼望去，珠江新城中轴线的高楼大厦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企业，要么是总部、要么依托房地产形成的资本公司。这些公司在庞大的房地产融资市场中，构建出房地产+模式。这种模式在过去带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例如房地产+互联网、房地产+园区、房地产+旅游、房地产+文化、房地产+物流、房地产+养老、房地产+医疗、房地产+家具家电、房地产+足球（恒大、富力等）、房地产+影视业（万达），甚至房地产+新能源汽车等等。房地产成为当时很多行业发展的融资平台，即使投资失败，对于估值上万亿的房地产公司而言，影响也不大，很多上千万投资的项目，可能也就是几套房的销售额就能平账。因此房地产和各行各业在这个过程中突飞猛进。对于城市也是如此，城市“住房”估值（房价）越高，政府可以从土地出让收入中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可以投资建设更多大型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桥梁、高铁、港口、机场等等）以及招商引资等等。
居民也可以在房企的不断投资以及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获得房屋资产的不断升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带来的建设价值不断增加），并且在城市资本价值中收获了更大的资本收益。
在住房发挥资本效应时，也造成了较大部分群体的利益损失，即未购房者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获益。但是房价对于许多未购房者而言，短期难以支付。因此出现了大批希望房价下跌的群体。这些群体随着房价越来越高，积攒也越来越多，呼声也越来越大。很多专家学者、国内外媒体也顺从这些群体的呼声不断宣传造势，让打压房地产成为社会的主流。国家也在频频出手做调控。但是每次调控都留有一定后手。而2020年的“三道红线”，切断了绝大部分房企的融资渠道。
2020年8月，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的“三道红线”指标，即剔除预收款项后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净负债率不超过100%、现金短债比大于1。根据“三道红线”的触线情况，将房企分为“红、橙、黄、绿”四档。如踏三道红线，为“红色档”，不得新增有息负债；如踏两道红线，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如踏一道红线，为“黄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其他情况，为“绿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5%。据计算，以红线一为例（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在2010年以前，百强上市房企仅有约20%踏线。然而随后几年内，房企负债率大幅上升，到2016年，已有过半百强房企过线。2017年达到顶峰，过红线一比例为63%。截至2019年末，过线百强房企比例仍达到58%。根据有关媒体平台（面包财经）统计，以2019年销售金额排名前50名的房企为初始样本，在剔除部分数据不全或未上市房企后，按照2020年中报数据分别对其中45家房企（以下简称“样本房企”）按照上述三个指标进行了排名。研究结果显示，全部满足3个指标的房企只有5家且以央企为主；8家房企3个指标全部触线，面临较大去杠杆压力；满足2个监管指标的房企数量最多。
以前“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突然哑火，但是过去在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筑上的债务高台怎么办？别说还清债务了，光是利息就高得吓人。如果还不上债或利息，那么就会被讨债、甚至强制执行，那时只能变卖公司资产或者直接破产。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作为。加快销售商品房，回笼资金，偿还债务、利息、付工程款等，先活过这一趴，解决燃眉之急。在原有基础上如何加快销售呢？最直接、最高效的办法就是直接降价，疯狂大甩卖，赢得先机，回笼资金后就能比别人活得更久一些，过了这个资金周转难风口说不定又能风生水起。当所有房企都这么想，那么剩下来的就是看谁先跑、谁跑得更快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熊的面前，与你竞争的是你的伙伴，只要你跑过你伙伴就能赢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所以，绝大多数房企的资金链都断裂了，相互竞争的就是房企之间，只要你跑得过别得房企，率先回笼资金，回过血来，就有可能度过这一次的生存危机，从而活下来。为了比别人快一步，只能以比别人更低的价格抛售了。如果别人在抛售，你还在坚守的话，不仅别人原有客户会加快下单，而且也是在抢你的客户哈。客户被抢，能忍吗？只能跟上，开始卷价格、卷产品、卷速度，疯狂内卷。于是乎，市场开始出现降价狂潮。市民一看市场降价那么厉害，拥有多套房源的房东慌了。自己高价买进来的房子不会砸自己手里了吧？！趁还没被降价狂潮卷席的时候赶紧出手处理，已稍低的价格出手。但是已经晚了，新房价格都已经那么低了，为什么还要你二手房呢？！旧房价格已经被新房卷席了。为了抛售，二手房价格只能更低。于是就形成了价格螺旋式下跌。最理性的状态就是跌到租金回报率高于银行储蓄利息，那么房屋就是一个具有较高性价比的投资产品。但是当大溃败来临，任何理性都不存在。所以资产暴跌开始，占居民财富七成的房屋大缩水，大家感受到了财富流失的痛感，开始不消费，拼命地还债，减轻自身压力，过上低欲望、低消费生活。
一旦大家都开始不消费了，在出口量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没有了出路，囤积在工厂中，成为工厂、企业的负担。生产过剩，只能关掉工厂的机器，生产减少，实体经济就下来了。所以大家常说不买房是因为经济基本面不行，就业、收入前景不明朗。经济基本面是什么构成的，投资、消费、出口。出口且不说面临国际恶劣的纷争环境、中美大国的贸易战等等，消费如前文所诉，因为房地产下行带来的连动效应就足以让拖底经济基本面；投资更不用说了，以前的土地出让金拉动了多少基建投资，房屋建设拉动了多少建材、家具家电的投资——如前文所诉，之前房地产所拉动的上下游50多个产业，都要因为房地产下行而降低投资、生产，占GDP20%的效益都要被拉低。所以不要因为生怕触碰红线底线，不愿意直面问题的根本——所谓的经济基本面不行就是房地产下行带来的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在实体经济发力，各种折腾，供给侧再怎么优化，都难以扭转房地产下行带来的财富缩水所引发的消费乏力。
一言蔽之，房地产下行，相应的投资和消费随之下滑；由于居民财富七成在住房上，财富缩水痛感明显，收紧消费，生产和消费进一步下滑；再加上动荡不安的国际，出口也受到严峻的挑战。由此经济基本面也难以好转。
在出口不可控的情况下，当前最为重要的就是修复房地产，让房地产止跌回稳。这也是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基调，从9月底开始，政策不断释放，目的就是要调整房地产供求关系，促进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
那么调整房地产供求关系，促进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房地产恢复融资价值。把失去的资本价值给完全恢复过来。但是从目前的形势看，这种状况几乎不可能。一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基本盘发生了变化，原来赖以生存的供不应求稀缺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供过于求，失去了资本“炒作”的基础（少数超大特大城市核心区除外）。供过于求不仅体现在住房的供应过量，也体现在人口总量的下滑、人口老龄化的转变。二是泡沫被捅破，击鼓传花游戏结束。未购房者不是希望房价一直下跌，而是希望在他购买前下跌，购买后上涨。面对上亿数量级的购买者呢？如何保证每个购买者入手的都是最低价？只有稳定持续增长的价格啊，无论何时入场，那么入场的价格对比未来都是最低价。所以大家疯狂工作，努力奋斗，不惜掏空两个家庭的口袋，贷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购房，因为购房就是最好的理财产品啊。这个放在股票市场上就是妖股，所有人都在买入，价格疯涨，韭菜拼命进场，击鼓传花游戏在持续，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爆炸的人。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价格总有爆炸的一天。结果“三道红线”成为捅破泡沫的导火线，爆炸的那一天真的来了。结果很明了。资产暴跌，经济难以提振。
买房的行为有两个比喻特别恰当，一个是“公车悖论”，上车的人觉得车拥挤，没上车的人觉得还可以上车，但是一旦上车之后就会觉得车拥挤，不希望别人再继续上车了。买房的人也是。在买房前希望住房一直下跌，买了房之后就希望房子上涨。这是所有购房者的心理，也是理性经济人的正常行为。另外一个是“郁金香泡沫”，17世纪中期时，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当时量少价高，被上层阶级视为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投机商看中其中的商机，开始囤积郁金香球茎，并推动价格上涨。1635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全民运动，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1637年2月4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六个星期内，价格平均下跌了90%。郁金香事件，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经济，此事间接导致了作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荷兰的衰落。住房也是如此，泡沫被捅破之后，期望已经破灭，再要恢复，极其困难。
从现代金融市场来看，其实估值越高，资金就越充裕。譬如前文所述苹果公司估值过万亿，投资汽车亏损190亿美元也只不过是洒洒水，但是190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可能可以投资上千个初创企业了。过去的房地产公司就相当于苹果公司啊！拥有高估值的企业充当天使投资资金，支撑国内产业孵化、研发、科技进步等。现如今，资产暴跌，大多数房企处于破产边缘，只能底价断臂求生，以前作为天使投资资金“巨兽”的房企，从扩大资产负债表一夜之间转为修复资产负债表，社会整体投资下跌，初创、科研投入减少，产业、资金流动受阻。
万达从买方到卖方的转变
曾经在全球“买买买”的万达，如今因为负债累累，开启打骨折价“卖卖卖”模式。
2015年左右，万达海外收购和投资总额一度达到了2500亿元。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仅2014年-2016年，万达在海外收购、并购、投资、建造的项目就多达16个。曾买下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西班牙大厦，更以9.21亿英镑吞下了欧洲第一大院线，买下美国传奇影业，剑指世界电影产业话语权。
从2017年开始，万达的资产开始被一一抛售。文旅、酒店卖给融创与富力，电影卖给儒意，百货卖给苏宁，百年人寿卖给绿城，并清空了AMC、游艇等大部分海外资产。
回想2008年和2015年两次救市，一次是推动“铁公基”建设，一次是推动棚改，分别对准住房的外部价值和建安价值。通过外部价值和建安价值的提升，拉升住房的市场价值，形成造市的效果，推动资本价值不断上升。然而如今，“铁公基”和住房已经饱和，甚至过剩，再通过建设“铁公基”和棚改，只会增加负债，不会带来更多的现金流以及其他增量效益。因此，唯有直接拉升住房的资本价值，应对因房地产下行带来的资本萎缩。拉升资本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投资的回报率。住房的租金回报率是指向标，供求关系是根本。扭转供需关系需要从结构上、总量上大规模操盘，要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概调整住房总量与需求结构。
与此同时，住房的资本价值短时间内恢复到巅峰时期也不太现实，因此住房资本价值被削减部分必须在其他资本市场中找补回来，要不然就会造成资本市场的空缺，初创、产业发展的资金受阻，社会经济难以形成滚动效应。
填补房地产被消减的资本价值最好的选择就是提升债务、股票市场。通过大量发债，让资金在社会滚动，刺激产业创新和发展，增加社会投资，提升人们收入，进而从收入端刺激消费。当然，直接拉升股市是更好更直接的办法，这个在今年国庆得到很好的验证。拉升股市，一来让企业融资大幅度提升，能够活下来了，甚至有更多地资本开展投资了；二来股民在股市赚到钱，更有信心消费了。一举两得。
行文至此，文章篇幅有点过长了，更多内容留待下一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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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