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Access】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形态演化及规划特征研究-规划问道

【中图分类号】TU984.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251605a

【作者简介】

江泓(1979－)，男，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分会秘书长，本文通信作者。

周妍(1996－)，女，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中南半岛历史都城形态特征、类型谱系与遗产价值研究”(52078116)资助。

已在知网首发

精彩导读

【摘要】缅甸历史都城呈现出独特而多元的空间形态，是当地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和方法的重要载体。基于对都城空间及其形成背景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缅甸古代都城的发展阶段和空间形态，系统总结了都城形态的总体演化特征和规划内涵。研究指出，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经历了“初始萌芽期”“过渡发展期”与“稳定成熟期”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规划思想多源融合、都城选址向心集中、功能体系单一发展和形式布局规整成型的演化特征，折射了古代缅甸政权结构和治理模式的发展历程，成为理解缅甸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研究成果深化了对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及其规划内涵的整体认知，为揭示遗产价值和古城有效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研究基础。

【关键词】缅甸；历史都城；空间形态；城市规划；演化特征

RESEARCH ON URBAN FORM EVOLUTION AND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APITALS IN MYANMAR

ABSTRACT：Myanmar’s historical capitals present unique and diverse spatial forms, which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local ancient urban planning ideas, concepts, and methods. This study conduct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these capitals and analyzes their formation context. I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Myanmar’s ancient capital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ing their overall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ning implica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patial forms of Myanmar’s ancient capitals have undergone three distinct phases: the “initial period”, the “transitional and developing period”, and the “mature period”.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demonstrates a fusion of planning ideas from various sources, a trend toward centralization of city sites, a simple development of functional systems, and a gradual shaping of physical layouts in a more regular manner. These patterns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Myanmar’s ancient regim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model, positioning the urban spaces of the capitals as important windows for understanding Myanmar’s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ning implications of Myanmar’s ancient capital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revealing their heritage value and ensuring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se ancient cities.

KEYWORDS： Myanmar; historical capitals; urban form; urban planning;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两国自古就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在缅语中，“胞波”意为一母同胞的兄弟，两国人民“胞波”情谊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在此交汇，形成了亲近友好的文明交流互鉴历史。2020年，两国决定携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共同开辟中缅关系新时代。

历史都城是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理念和方法的重要载体，集中体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缅甸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其历史都城在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独特而多元的城市形态，是亚洲文化遗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方面，除蒲甘等少数“明星”遗址集聚了一批国际研究和保护团队，多数历史都城的基础研究工作极为有限，导致难以系统阐释历史城市在区域和历史中的地位、价值及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城乡历史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对历史研究和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的重大主张。在此背景下，对缅甸历史都城空间形态开展系统研究，有助于建构亚洲视野下的整体性历史城市谱系，阐释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相互作用的历史性影响，推进多样化文明成果的共存共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学术价值和现实需要。

研究背景

国际上对缅甸历史城市的研究长期游离于主流之外，成果远远少于大多数亚洲其他国家。20世纪起，英澳等国学者对室利差呾罗(Sriksetra)[1-3]、蒲甘(Pagan)[4-5]和曼德勒(Mandalay)[6-7]等城市的空间布局和水系进行了初步解析。而关于都城规划特点，现有讨论多围绕印度化问题展开，如日本学者布野修司探讨了印度式都城理念在古代缅甸的移入和接受[8]；山田耕治将曼德勒所代表的缅甸都城空间结构定位为“古印度模式的附属模式”[6,9]。上述研究谈及古代缅甸都城规划思想的源流，但将缅甸模式简单地归纳为其他模式的附属和派生，缺乏历史性回顾和系统性梳理。尽管有学者关注到缅甸都城规划的本土特征[3,10-12]和来自中国的影响[13]，但尚未能展开论述和阐释。

我国对中南半岛的关注由来已久，最早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记录了我国西南边境的状况，《旧唐书》《新唐书》中介绍了骠国的区位①和城市状况②，明代《西南夷风土记》对勃固古城风貌③进行了记载。近代以来，我国学者在缅甸政治人文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在城市领域的研究较为缺乏。进入21世纪，学界对东南亚历史城市和文化遗产逐渐重视，形成一系列介绍东南亚宫殿建筑和城市的专著[14-16]，以及一部分都城或建筑遗产的研究[17-22]。但总体而言，国内外对缅甸历史城市的研究尚存在较多盲点，亟需进一步夯实基础研究，从历史的维度考察都城空间的演化过程、发展规律和形成机制。

缅甸古代都城建设背景与总体分布

2.1 地理格局与自然气候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整体形成北、西、东三面山脉环绕的地理格局。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作为缅甸第一大河贯穿南北，另有锡唐河(Sittaung River)、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卡叻丹河(Kaladan River)等主要河流，分化形成了各自的流域(图1)。山川格局所形塑的地理单元，成为了稳定的农业种植区和民族聚居区，构成了古代缅甸政权和都城分布的地缘基础。

▲ 图1 缅甸地理格局示意

Fig.1 Geography of Myanmar

资料来源：天地图在线地图，审图号：GS(2023)336号，底图无修改。

在热带西南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缅甸降雨量呈现出旱季雨季分明的特点④，这使得城市在应对之下具备了发达的理水能力以解决旱季缺水和雨季防洪的矛盾。

2.2 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

缅甸历史发展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似，既有鲜明的本土文化，亦深受外部文明影响。其原生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此消彼长，形成了相互交叠又深度融合的文化印记。

公元初，骠族、孟族与若开族等不同民族建立了早期城邦式国家，并受印度王权观念的影响而逐渐成型[23]93-104。源自印度的佛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在此传播，与本土信仰交织并存。公元11世纪，蒲甘王国实现了全缅首次统一，进入中央集权时期，同时“王权至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也正式确立，上座部佛教受到举国虔敬，成为统治者维护和神化王权的重要工具。1277年-1287年，元朝与缅甸爆发元缅战争，蒲甘沦为元朝附庸，置为缅中行省，中缅建立起密切的朝贡关系⑤[24]。公元13世纪起，缅甸进入分裂时期，掸族和孟族分别建立阿瓦和勃固王朝。明朝与二者之间的藩属朝贡关系日益加深⑥[25]，明初亦在缅设置诸多土司⑦[26]。公元16世纪，东吁王国实现第二次缅甸统一，并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公元1752年贡榜王朝建立，封建王权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27]98。中缅关系在1762年清缅战争后进一步发展⑧，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盛况空前[28]142-143。1824-1885年间，英国先后发动3次侵缅战争，缅甸封建社会进程被迫中断，进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图2)。

▲ 图2 古代缅甸历史进程与社会特征

Fig.2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Myanmar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缅甸社会发展进程体现了多元民族和文化交融的特征。早期印度宗教的传入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中后期显著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晚期则受到了西方殖民文化的剧烈冲击。这些历史和社会发展特征对都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2.3 缅甸古代都城建设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缅甸历史上曾建造过20余座古代都城，表现出明显的流域性分布特征(图3)。

▲ 图3 缅甸古代都城时空分布

Fig.3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yanmar ancient capital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古代国家的都城需要依赖天然水道，并尽可能占据国家交通网络的中心区域。正如汤因比所言：“一个首都城市如果不能通过水路进行远距离的大宗货物进口，那么这个城市将既不会成为也不可能维持它的首都城市地位”[29]。从地理分布来看，缅甸古代都城皆在通江达海处分布，伊洛瓦底江、勃固河、卡叻丹河等多个大河流域都曾见证着部落与王朝的兴衰。而伊洛瓦底江之于缅甸，如同尼罗河之于埃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带来的上下游南北对峙情形，也成为缅甸历史中不断上演的主题。地方民族政权在各自区域经营发展，有频繁的建都行为，形成了中部河谷平原、南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沿海地区这三大政权中心分布区域。

缅甸古代都城发展阶段与空间形态

根据《缅甸史》以社会形态结合政权为基准的历史分期[30]，结合都城空间形态变迁的实际特征，将古代缅甸都城发展分为“初始萌芽期”“过渡发展期”与“稳定成熟期”3个主要发展阶段。

3.1 初始萌芽期：公元前后至公元10世纪

在政权、社会与经济尚在萌芽的部落邦国时期，各流域邦国政权中心开始建立，都城形态初步成形。代表都城包括：骠族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建立的毗湿奴(Beikthano)、汗林(Halin)与室利差呾罗；孟族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的直通(Thaton)；若开族在西部沿海地区建立的定耶瓦底(Dhanyawadi)与维沙里(Vesali)(图4)。

▲ 图4 初始萌芽期的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形态

Fig.4 Spatial forms of Myanmar ancient capitals in the initial period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选址方面，早期邦国都城皆分布于河谷地区的次级河流附近，与大江大海保持一定距离。这一特点是该时期政权势力范围和动员能力有限的反映：既保障了灌溉和航运的需求，也降低了洪水和外部势力的威胁，体现出便利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

在功能体系方面，该时期都城皆采用“宫城+外城”两重结构，分布有宫殿、居民区、宗教建筑、军事防御等主要功能区。都城面积多为5～10 km²左右，骠国后期的室利差呾罗面积达到16 km²，是当时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为应对季节性的降水不均，都城建设极为重视水资源管理系统。其中，室利差呾罗的水系由150 km的河道网络和一系列蓄水池与分流沟渠构成，在水利方面可与吴哥媲美[31]。

在形式布局方面，都城空间尚不甚讲究规制。外城边界随形就势，形状自由。空间秩序主要体现在局部重要建筑上。例如，宫殿皆位于中心区域⑨，以强调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型宗教建筑群通常分布在宫殿东北部，以附会宗教思想中的特定含义⑩[11,32]，为都城增添神圣意义，这一点在毗湿奴、定耶瓦底等都城中均有体现。

3.2 过渡发展期：公元11-16世纪

随着蒲甘王朝建立，蒲甘城成为首个统一国家的都城，建都时间长达240余年。其形态相较早期发生较大转变，后续建立的地方政权都城亦进一步发展，如掸缅后裔在中部内陆建立的阿瓦王朝都城因瓦(Inwa)、孟族人14世纪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的勃固王朝都城勃固(Pegu)、若开人在西部沿海地区建立的阿拉干王朝都城妙乌(Mrauk-U)。这些都城呈现规整而多样的形态，整体进入过渡发展期(图5)。

▲ 图5 过渡发展期的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形态

Fig.5 Spatial forms of Myanmar ancient capitals in transitional and developing period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选址方面，这一时期都城极为重视交通便利性和区域资源条件。蒲甘城首次实现了依江建都，依托伊洛瓦底江航运要道，具备了更强的资源调动与管理辐射能力。蒲甘国王在上游的皎克西(Kyaukse)、敏布(Minbu)与穆河(Mu River)流域兴修水利并发展农业[33]，保障了都城的粮食供给[34]，为统一国家的治理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深刻影响了后期都城的选址。14世纪建立的因瓦城同样建于伊洛瓦底江畔，并更加靠近号称缅甸“粮仓”的皎克西平原，以此为腹地建都时间长达380余年。妙乌和勃固同样通江达海，占据了区域中的枢纽位置。

在功能体系方面，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蒲甘首次建立了专门容纳皇室贵族的皇城，规模约1 km²，以皇城为核心的空间结构由此奠定，标志着社会等级的进一步分化。因瓦创建了缅甸历史上首个“宫城+皇城+外城”的三重城墙，其外城受江河所限偏居在皇城西南，面积约5 km²(图6)[35]。其次，城市道路组织和水利系统日益成熟。蒲甘古城以路为轴，两条横纵主道路在皇城中心交汇，因瓦古城则发展出了方格网街道系统。蒲甘城连同周边地区建构了庞大的水系网络[36]，因瓦、妙乌则充分利用自然河道，修筑形成了密集的运河网络，并设置了水库和季节性蓄滞洪区。此外，城墙与人工护城河密切结合，形成了更为成熟复杂的防御体系。

▲ 图6 因瓦古城平面

Fig.6 The plan of Inwa Ancient C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5]。

在形式布局方面，城市整体形态开始讲究规制。其一，都城平面形式具有明显的规划控制。蒲甘城轮廓近似方形，此后的因瓦皇城形态更为规整，方形皇城的规制由此逐渐定型，显示出统治者对礼仪秩序的重视。其二，以东为尊的方位差异开始形成，东西向轴线逐步确立。蒲甘城内东西向道路连接着宫殿与东部主城门“达拉巴之门”；妙乌的宫殿遵循东西轴线布局；因瓦城的东西轴线基本成型。其三，更多要素被构建起与象征世界的联系。例如设置12座城门，并采用塔形尖顶[37]，象征着黄道十二宫与佛教宇宙观[38]，这一特点在此后的都城中也得到继承。其四，佛塔寺院成为都城景观的关键元素。蒲甘城被后人誉为“万塔之城”；分裂时期都城的佛塔寺院众多，因瓦与妙乌宫殿东北部的宗教建筑群构成了城市的神圣中心，形成了壮丽的宗教景观(图7)。

▲ 图7 蒲甘、因瓦和妙乌古城景观

Fig.7 Religious landscape in ancient Pagan, Inwa and Mrauk-U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3.3 稳定成熟期：公元16-19世纪

东吁王朝时期先后以东吁(Toungoo)、勃固与因瓦为国都。贡榜王朝时期在因瓦附近进行了数次迁都，并新建阿玛拉普拉(Amarapura)与曼德勒。这一阶段新建的都城具有相似的空间形态，体系完备且特点突出，进入稳定成熟期(图8)。

▲ 图8 稳定成熟期的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形态

Fig.8 Spatial forms of Myanmar ancient capitals in the mature period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都城选址方面，该时期都城所具备的地缘优势和威望发挥着重要作用。东吁王朝统一缅甸之后先是将首都从东吁迁至南部沿海的勃固，以期为军事扩张和海上贸易提供支撑。然而，新都因偏居一隅而难以成为统一政权的政治中心，位于地理中心且拥有稳固农业基础的中部伊江流域再次担负起首都区的重任。因瓦由于在解除国家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而获得威望⑪，成为此后东吁王朝的官方都城。贡榜王朝新建都城也在此附近选址，该地区因而形成古代都城群(图9)。此后，在英缅战争期间，统治者寄希望于通过神圣的干预来拯救国家⑫，故迁都于有圣山传说的曼德勒山脚下。

▲ 图9 贡榜王朝时期缅甸都城群

Fig.9 Myanmar ancient capitals under the Kampung Dynasty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ap_of_Ava_Capital_of_Konbaung_Dynasty.jpg。

在功能体系方面，都城组织要素日趋完备，空间结构愈加标准化。首先，以“宫城+皇城”两重城墙环套结构为核心的空间模式进一步巩固。作为宇宙的微观代表，“黄金皇城”的规模随着封建王权的加强而增长，稳定至4～5 km²。其次，各类城市工程系统更加复杂精细。在贡榜王朝时期形成棋盘状网格街道，将均匀分布在四边的城门相连接。都城的防御体系更加完善，城墙的箭垛平台、女墙跑道、炮塔等设施陆续出现，护城河也进一步加宽。城市水管理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39]。

在形式布局方面，城市形态极度讲究规制，空间象征意义的表现手法丰富成熟。其一，新建皇城皆采用方形城池。曼德勒皇城则更是受到严格控制，取标准方形，城门上标有黄道十二宫的标志，表明这座城市是天堂的形象[40]。其二，宫殿被严格置于皇城正中央，宫殿核心建筑上盖最高塔式屋顶。以宫殿象征须弥山，以护城河象征海洋，“内聚外屏”的曼荼罗图示⑬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其三，东西轴线逐渐发展成熟，成为组织宫殿与皇城等城市核心地区空间的重要手段。其四，城市景观的宗教意蕴进一步凸显。都城内外佛塔寺院遍布，阿玛拉普拉与曼德勒皇城东北方向都集聚着大型佛教建筑群。总的来说，该阶段都城空间对几何形式和意义内涵的追求趋于极致，反映出体系化的规划意图，形成了“方形城池、皇城居中、东西轴线、佛塔遍布”的空间模式，是宗教图景理想城市的再现。

缅甸古代都城

空间形态演化特征与规划内涵

4.1 规划思想多源融合——理想都城的空间原型

正如中国古代把营建都邑视为“国之大事”，都城规划建设在古代缅甸也是各王朝的首要政治任务。缅甸编年史《琉璃宫史》特别载有“都城之七条件”⑭，足见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有历史学家将缅甸都城称作“Shwei-Myo-Daw”，意为“黄金皇城”⑮，并指出都城被视作王国或宇宙的微观代表，拥有一个结构合理的“黄金皇城”是国王主权不可或缺的属性[40]。首都代表着宇宙的中心，是神圣空间、神圣时间和神圣能量的来源和守护者[38]。各类史料表明，历代统治者均把都城建设作为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盛行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古代缅甸人的宇宙观，佛教、自然与星象崇拜等思想经由抽象的隐喻图示，成为都城空间布局的参考原型(图10)[41-42]。同时，建佛塔因具有“成佛道”的福报而倍受统治者重视[27]101，得到广泛建设，对城市形象产生显著影响。

▲ 图10 缅甸古代都城规划的思想来源图示

Fig.10 Ideological sources of ancient Myanmar’s ancient capital planning

资料来源：(左上)参考文献[41]；(左下)参考文献[42]；(右上)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ndala；(右下)根据参考文献[11]翻译。

在此过程中，早期来自印度的宗教思想和中后期来自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礼制秩序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古代早期国家建立之初，印度宗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共同作用于城市空间，奠定了缅甸都城空间的宗教色彩基调。13世纪元缅战争结束后，缅甸长期保持了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并一度纳入了中央政府羁縻政策下的管辖治理，文化交流密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缅甸都城规划体系逐渐成熟完善，后期都城与《周礼·考工记》的营城模式具有高度同构的空间秩序。而曼德勒皇城在设计建造中亦有华人密切参与[28]155，形成了既包含浓厚本土传统，也带有强烈礼仪秩序的理想都城模式，都城空间亦成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形见证。

4.2 都城选址向心集中——地缘政治的空间投射

伴随政治版图的不断重组，政治中心也在不断地转移，统一国家的首都最后稳定在伊洛瓦底江中游的平原地区(图11)。东吁王朝的早期都城东吁和勃固偏居一隅，仍属一种过渡性的临时安排，最终仍迁都至中部地区。自蒲甘王朝起，统一王朝都城都在此长期经营共计5个多世纪。从古代缅甸社会政治变迁的视角看，这一区域的优势是显著的：缅甸作为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伊江中游地区位于其“心脏地带”，占据了地理中心的枢纽地位，有利于统一国家对周边势力的有效统治和管理辐射，而该地区稳定的农业基础亦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其情形类似底比斯之于古代埃及，是地缘政治与自然禀赋共同影响下的选择。这种战略性的考量对缅甸这一多民族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直到当代，2005年缅甸联邦从仰光迁都中部内比都，其基本动机仍然是这种逻辑的延续。

▲ 图11 缅甸古代都城分布演变

Fig.11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Myanmar’s capital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而这一意图客观上又推动了都城与伊洛瓦底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实现了从“近水而不临江”到“依江而建”的转变(图12)。从邦国时期到蒲甘王朝，都城离伊洛瓦底江的距离逐渐缩短，统一时期都城皆建于沿江地带，也因此发展了更为庞大的防御及水利系统，体现出不断提升的空间环境改造能力。

▲ 图12 伊江流域都城分布演变

Fig.12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s in the Irrawaddy River Basi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近代以来，英国殖民者选择沿海地区的仰光、实兑等作为据点，就体现了近代海权与传统陆权截然不同的战略需要和选址逻辑。而缅甸未能如同泰国一般，都城选址逐渐向海岸线靠近，也从侧面反映出其封建王朝末期趋于保守的国家发展走向。

4.3 功能体系单一发展——治理结构的空间反映

一方面，缅甸古代都城的功能发展与国家治理结构相适应，呈现出逐渐系统化与精细化的特征(图13)。自蒲甘王朝实现政治与宗教的统一后，都城用以巩固王权统治的政治性职能日益突出，宫殿皇城、道路系统、防御体系、水利系统建设日益精细化。“宫殿+皇城”成为都城空间最为核心的结构，建立一定规模与要素完备的“黄金皇城”成为彰显统治力的重要途经。同时，服务于统治功能的工程系统也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防御体系与水利系统，为拱卫都城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空间保障，也体现了组织动员能力的提升。

▲ 图13 缅甸古代都城空间演化示意

Fig.13 Spatial evolution of Myanmar’s ancient capital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另一方面，缅甸古代都城过于注重单一的政治功能，未能充分发展都城的经济职能。尤其是中后期统一王朝的都城，本质上是一座皇城统领周边村落的集合体，不及阿瑜陀耶、曼谷等同时期泰国古代都城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与中国古代都城“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结构模式也大相径庭。但这一现象在中南半岛地区并不鲜见，古代柬埔寨的吴哥、泰国的清迈和老挝的琅勃拉邦等都城皆是以行政和宗教职能为主导，尤为重视都城作为统治者及其神权的象征作用。正因为这种区域性统治结构，缅甸古代都城的人口无法集聚，在商业、贸易等方面乏善可陈，未能产生出多元人群相互激发的复杂城市功能，都城规模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图14)。因此，与单一城池相比，都城区域更受到重视，这也是缅甸历史上频繁建设新都的客观原因。

▲ 图14 古代缅甸与周边国家都城对照

Fig.14 Comparison of Myanmar ancient capitals with those of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4.4 形式布局规制成型——意识形态的空间再现

作为王权的有形载体，都城空间逐渐被统治者赋予特定象征意义，体现出愈加严谨的礼仪秩序，这一点在缅甸古代都城的演化过程中尤为明显。基于本土信仰和佛教宇宙观，伴随不断集中的政治权力，古代缅甸都城致力于在现实空间与神圣世界之间建立联系，逐渐形成了系统化规划原则。都城的各项空间要素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规制化：皇城形状不断趋近方形，城门数量逐渐标准化，平面布局日益规则对称，重要建筑分布愈加注重方位或朝向，东西轴线逐渐发展成熟，佛塔寺院建设持续繁荣，最终形成了具有标志性形象的古代缅甸都城空间模式(图15)。

▲ 图15 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形态演变模式

Fig.15 Evolution patterns of spatial urban forms of Myanmar’s ancient capital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回顾历史，塑造象征意义的政治需求推动着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向规制有序的理想模式演进。尤其在封建王朝后期，追求理想模式的倾向愈加明显，都城空间成为彰显封建王权、凝聚国家认同、强化意识形态的核心载体和精神图腾。经历了两次英缅战争的失败后，贡榜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敏东王(King Mindon)为挽救国内危机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迁都至曼德勒，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战争失败阴影，通过建设理想都城强化民族性和国家性。曼德勒成为整个缅甸历史中最后一个皇城，也是形制最严格、格局最完整、象征意味最显著的都城。然而理想都城的空间图腾并未能带来神圣的庇佑，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英军占领曼德勒，缅甸封建王朝彻底灭亡。

结语

缅甸都城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其空间形态演化折射了政权结构和治理模式的发展历程，既非嫁接式的一蹴而就，又非断裂式的多头并进，而是在多元民族的背景下，本土文化吸收融合多元文明成果进行的空间创造，体现出了清晰的发展轨迹和明确的演化阶段。

一方面，缅甸都城空间和规划体系的演化遵循了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形态经历了初始萌芽、过渡发展、稳定成熟的过程，在地理分布和内部发展等层面呈现出城址环境逐渐向心集中、功能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形式布局愈加讲究规制、城市景观遍布宗教图景的空间特征，最终建立起完整秩序，形成了“缅甸模式”。

另一方面，缅甸都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单向度地强化了政治功能。它无疑占据了地理性的枢纽，却未能成为多样化人口和文化的枢纽。“黄金皇城”成为了一种图腾，从一开始就意图树立王权至高无上的形象，都城成为巩固统治与彰显王权的重要手段。然而，宗教性的政治理念与现实中的治理结构又存在着错位，皇城空间形式越严谨，其下端就越粗率，城市文明的种种萌芽无从发展，迁都也成为了可以轻易施展的“统治术”。趋向于保守的治理体系与现代文明的距离渐行渐远，最终在内忧外患的侵蚀下，都城规划以反抗性地姿态达到了“完美”的顶点，随后轰然崩塌。

“任何首都在居住在其内外的人民和境外民族来看，都是它所统治的世界的一个缩影”[43]。都城见证了一个国家文明的发展，而都城规划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缅甸古代都城成为理解缅甸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缅甸古代都城承接了多元文明的影响，是东南亚历史城市体系中特点鲜明的一支，也是亚洲多元文化的重要例证，其空间特色和遗产价值应在未来的保护和发展中得到充分认识。

(特别感谢东南大学董卫教授、李百浩教授对本文的修改意见与建议。)

注释

① 《旧唐书·骠国传》记载：“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去上都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拒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骠国，指的是缅甸古国之名。

② 《新唐书》记载:“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图，民皆居中，铅锡为瓦，荔支为材。……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丹彩紫矿涂地，覆以锦罽，王居亦如之。”

③ 《西南夷风土记》记载：“缅甸及摆古城中，咸僣盖殿宇，以树皮代陶瓦，饰以金，谓之金殿。”摆古城即勃固古城。

④ 缅甸每年有旱季(约3月-5月)、雨季(约6月-10月)和凉季(约11月-次年2月)之分。大部分地区雨量丰沛，年降雨量达4000 mm以上，中部为雨影区，年降雨量不足1000 mm，但90%集中在雨季。

⑤ 据《元史》所载统计，自1271年到1338年的67年间，元朝遣使缅国10次，缅国入贡、遣使至大都有30次。

⑥ 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60年多间，明朝先后15次遣使访问阿瓦、勃固等地。其间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宣德八年的40年间，阿瓦、勃固等地先后27次遣使人访明朝。从1443年到1504年，阿瓦王朝遣使人访明朝有12次。

⑦ 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明朝在今缅甸广大地区先后设置的土司有：孟养军民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茶山长官司、里麻长官司、底元刺宣慰司、大古刺军民宣慰使司等。

⑧ 据清朝史籍记载，缅方于1791年至1844年多次遣使朝贡清朝，清朝在此期间也多次遣使访问缅甸。

⑨ 中心在宗教宇宙观中为核心位置：在佛教与印度教的宇宙观模式中，须弥山为宇宙的中心，为日月环绕之地、众神安居之所。

⑩ 关于东北方向特殊含义的解释：一说为佛经上记载，东北是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悟道时面部朝向的方向(U Kan Hla，1978)；一说为在原人曼荼罗图形中，东北为头部的位置，被认为是幸福繁荣的象征(薛恩伦，2014)。

⑪ 16世纪末，在东吁王朝危在旦夕之时，良渊王通过占领因瓦，保住了半壁河山，后逐渐收复失地。

⑫ 《缅甸皇室律令》(ROB)载，“据说悉达多王子为自己选择一个足够好的地方来成佛，所以国王应该选择一个地方来成就他未来的成功，据说合适的地点是曼德勒，那里地势平坦，周围水系顺时针流动。这样的地方十分罕见，必然是一处胜利的土地。……1856年开始建造，1859年完工，然后国王将获得荣耀，长寿和胜利。一个新的首都和一个新的宫殿会给宗教和王国带来繁荣。这是所有诸侯、大臣、官员以及佛教传播的最高领袖和僧人们的一致意见。”

⑬ 曼荼罗(梵语Maala)：佛教中象征宇宙秩序的几何图示，常以同心结构表现“中心-四方”的神圣空间观。

⑭ 《琉璃宫史》所载“都城之七条件”分别为“一国之主——国王；多谋善断的大臣；友善的邻国君主；装满‘十宝’和‘七谷’的仓廪；坚固的城墙、门楼、河壕、沟堑、平台和通道；富强的国家；强大的军队”。

⑮ “Shwei-Myo-Daw(黄金王城)”指中心有着以“Shwei-Nan-Daw(黄金宫殿)”的城区，宫殿主厅屋顶有着巨大的多层尖塔(Pyathat)，国王在此居住并举行觐见，宫殿同皇后住所、议政厅、国库与马厩等特殊建筑包围在围墙之内；墙外分布政府建筑与住宅区，外围有巨大的方形城墙与护城河环绕，城门数量为4的倍数。缅甸国王很早就明确地把自己比作众神之王，将自身及其所处的“黄金宫殿”视为宇宙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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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Open Access】缅甸古代都城空间形态演化及规划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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