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Access】溯源筑基：城乡规划学的学科发展地貌图解析*

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是针对地区内部资源进行空间规划、建设管理的综合性过程，往往涉及到大都市区、城市、村镇等多类地域[1]。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规划已经从自上而下的现状调查、要素分析、资源分配、空间布局、方案编制等发展为考虑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帮助改善生活质量和解决城市问题的综合型应用工具。中国、埃及、印度和地中海等多个世界古城的遗迹中都发现了城市规划的印记，如公元前2500年的乌尔城、公元前1046年的中国周代“坊市制”、公元前500年的希腊“希波丹姆”模式、公元前300年的罗马营寨城等均构成了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模式。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城市的迅速崛起和扩张，但也不断衍生出居住拥挤、环境恶化、疾病成灾等一系列“城市问题”，1875年英国发布的《公共健康法》、1898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1909年英国利物浦大学首个设立城市规划专业课程等系列重大事件，标志着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诞生[2]。“规划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学科共识[3]。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规划条例》、《城市规划原理》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等出版，我国城市规划学科也迎来了发挥战略性决策作用的发展机遇。2011年，我国将城乡规划学科设置为一级学科，与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共同构成了人居环境科学体系。这对于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纵观60余年来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历程，其总体呈现出与社会实践及其需求密切相关、实际应用导向明确的特征，也体现了中国本土特色城镇化进程对学科演进的推动[4]。

当前，城乡规划在历经了百余年的实践与学科发展后，正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尤其是面临着学科势位、本土学理、科学实践等三重焦虑。具体而言，如何在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数字科技等多学科领域交叉与渗透性研究的趋势下，避免规划学科的内核分化？如何从以西方理论的引入借鉴与拼贴式应用，到适应中国国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本土规划理论体系建构？如何避免规划实践与科研成果的脱离，向政府部门、设计机构、社会居民提供一个具有可解释性的答案，真正解答好为何规划、如何规划以及如何应对的科学问题。因此，本文对规划学科的发展历史与科研态势分析，是为了进一步审视百年城市规划的方法技术脉络，把握当下城乡规划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为凝练学科关键发展方向、深化规划学科体系改革提供建议。

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转变以及多元规划指导思想与交叉学科的碰撞，现代城市规划整体上形成了先验模式、循证模式、定量模式和数智模式等多种研究模式并行发展的研究态势(图1)。

▲ 图1  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模式类型

Fig.1 Types of research models in Urban-Rur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1 先验研究

先验研究是基于理论、假设或逻辑的推导，通过推理和演绎的方式解决问题。起源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5]，即存在一种无需依赖经验存在的先验知识，构成了认知与观察事物的背景。在城市规划领域，先验研究用来指代从假定模型出发进行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通过方、圆等普遍认同的纯粹几何形制对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图示化的抽象与表达[6]，在城市规划中进行基本结构的重复嵌套。作为追求绝对理性的蓝图式规划技术，其形式原型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经验，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递归思维规划方式。在城市规划初期，西方国家提出一系列如田园城市、带形城市、光辉城市等多种理想化的完型图示模式。而中国对于理想化城市原型的描述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周易》的风水学，提倡的“象天法地，负阴抱阳”空间形制是基于“天人合一”风水道法认知共识的选址模式。在此基础上，礼制思想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为历朝历代营建城市的思想共识，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与《管子》通过等级分明、轴线对称的空间形制模型强调城市规划中的礼治秩序，王城营建模式成为古代都城的理想城市模型[7]。在此自然观与哲学观的影响下，促成了一批北京城、特克斯县“八卦城”[8]等假定模型的落地实践。近年来，结合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中的理论创新，先验研究主要表现为通过抽象的模型、理想化的空间形态，以及以逻辑和理论为基础的城市形态探索。例如，生态城市模型(Eco-City)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城市形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规划中。部分学者以有机世界观的认知框架和系统思维的底层逻辑为基础，提出从终极蓝图向动态规划的思路转变，建构了“生长的城市”“动态城市设计”等理论模型[9]。此外，近年来在一些大尺度的未来新城市规划中，沙特线性城市(The Line)以线性结构代替了传统的“块状”城市布局，从根本上摒弃了城市中心、边缘、周边等概念，重构了城市的功能与形态。阿联酋马斯达尔(Masdar City)则以“零碳、零废物”为目标打造了一处沙漠“绿色乌托邦”，旨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推演出一个理想城市模型。这些新区规划着眼于未来的城市发展需求、技术趋势、社会结构等，通过理想化的设计、对科技和环境的推演，以及超越传统的城市布局，展示了如何通过先验研究思维来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模式。其不仅是对当前绿色技术和可持续性理念的探索，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城市创新实验。

2.2 循证研究

循证研究是以证据为基础，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形式收集大量的城市实践证据，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指导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研究方法[10]。20世纪初期，循证研究在城市规划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城市空间认知的研究方面。凯文·林奇(Kevin Lynch)提出的城市意象法，通过探讨城市居民对城市空间的感知和理解，提出了“城市意象”这一概念，强调视觉和心理对空间认知的影响，为人本导向的城市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诺伯舒兹(Norberg-Schulz)则提出了场所理论[11]，认为城市空间的意义来源于其文化背景与历史脉络，强调“场所感”的重要性，对空间与人类情感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推动了空间研究从纯粹物理属性向心理和文化维度的拓展。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依特森(Edward T. Hall)、约瑟夫·柯尼(Joseph Cornet)等则通过空间注记法系统性地观察人们在空间中的行为，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方法均强调从人本视角出发，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实地观察和感知分析，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理论高峰，标志着循证研究在国际城市规划领域的蓬勃发展。21世纪以来，循证研究在技术和社会的双重驱动下亦取得了显著进展。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在2017年出版的《规模》(Scale)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从城市到公司、网络到生物系统的各种规模化现象，并探讨了城市遵循的“超线性缩放”规律，即城市规模越大，创新和经济产出越高，但资源消耗也相应增加[12]。这一研究为理解城市增长的动力和限制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此同时，扬·盖尔(Jan Gehl)也在21世纪继续推动“人性化城市”理论，通过在全球多个城市(如纽约、墨尔本和哥本哈根)实地观察和收集数据，开展了公共空间设计与人类行为的互动关系视角下的循证研究[13]。由此可见，这些研究不仅强调本地特征和实践的独特性，也为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现代城市规划的本土发展奠定了学术和实践的双重基础[14-15]。

2.3 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是城市规划中通过数学统计、建模与数据分析工具对城市中各类研究对象的特征、关系和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随着1950年代地理学计量革命的兴起，数学模型统计方法逐渐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标志着城市规划由传统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历史性突破[16]。1960-70年代，罗杰·汤姆林森(Roger Tomlinson)提出地理信息系统，开创了数字化城市空间分析的先河；威廉姆·阿隆索(W. Alonso)则通过区域科学研究，奠定了数学模型分析城市系统的理论基础，为后来的城市经济学和城市规划提供了理论框架。与此同时，在城市形态领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其《模式语言》一书中提出了基于模式的城市设计方法，强调在设计中对结构性和系统性的量化特征的重视，这为城市形态研究和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剑桥大学的莱斯利·马丁(Leslie Martin)和莱昂纳多·马奇(Lionel March)则通过几何分析和数学建模，研究城市形态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建筑形态与城市空间效率的量化分析。伦敦大学学院的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与朱莉安娜·汉森(Julienne Hanson)提出并发展了“空间句法”理论，为分析城市空间网络结构提供了定量化工具，揭示了空间形态与社会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定量研究的研究模式，反映了学者们通过数字模型揭示区域发展、城市形态、社会行为等一系列城市复杂系统要素的内在规律及其规划实践应用的广泛探索。

2.4 数智研究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智慧城市”“泛维城市”等数字技术理论与方法的日益发展，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引领，将数字化技术运用于城市规划分析、设计、评估、优化、管控等全过程的数智研究范式应运而生。国际学者和实践者逐渐引入大数据、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并通过整合数字技术处理大量复杂的城市数据，实时监控并优化城市运营和管理。比如，利用交通流量数据、空气质量数据和人口流动数据，进行交通规划、环境保护和公共设施布局优化。结合众包数据来收集市民对城市规划和环境变化的意见，推动数字公众参与。这些技术方法的应用，不仅推动了城市空间分析、预测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也有利于促进城市规划更加人本化与精细化。此外，在城市设计领域，复杂系统理论和多代理建模(ABM)技术支持下的城市形态数字模型，也为探索城市空间演化的动态机制、强调城市设计的科学模拟提供了工具。我国城乡规划学科也迎来了以数字化为方法工具特征的发展新趋势，并涌现出一批数智研究范式下的理论与方法探索。如王建国从科学理性的视角揭示了城市设计发展的范型演进规律，并提出了第四代“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理论范型及其创新价值[17-18]；吴志强结合城市智能模型的研发实践，提出了“以流定形、形流相成的智能城市规划”方法体系[19]；郭仁忠研发了信息技术与城市空间的融合方法，探索了“基于GIS的智慧城市工程逻辑”[20]……与此同时，随着新城市科学、城市信息学等多元规划指导思想的碰撞，学者们也形成了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21]、社区减碳与绿色更新[22]、城市时空间规划[23]等一系列研究探索。通过多源数据提取分析、模型构建和综合运用，数智研究不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复杂城市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工具方法，更有助于有效提升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科学理性与实践能效，对于提升管理效率、提高规划水平、助力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1 概念内涵界定

学科知识地图是一种通过多种图表形式、直观展现学科相关研究领域与进展的工具[24]，被广泛运用于学科认知、科研决策、学科规划教育等领域，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解某一学科领域结构和动态的重要途经。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文献计量学方法与工具在学科知识地图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其中，VOSviewer，Citespace等文献计量方法因其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强大的可视化功能，成为构建学科知识地图的出流工具。结合既有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形式可以具体提炼为“数-形-图”等多种方式[25]。例如，侯路瑶等人[26]、张杨等人[27]通过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和年度变化图分别分析了城市规划与气候变化领域，以及历史文化名城领域的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王小梅通过学科网络聚类和可视化技术，展现科学研究的宏观结构，得到我国和国际的科学结构图谱[28]；哈该(Haghani)等人[29]、索恩(Son)等人[30]、沙里夫(Sharifi)等人[31]分别通过相似性可视化和文献共引分析方法，以及基于VOSviewer软件的文献计量方法得出国际上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趋势。

对于城乡规划学科而言，现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针对学科发展议题的图表量化统计与词频可视化，更多地聚焦于单一语言类型、单一成果性质的数据分析研究热点，较少利用综合直观的方式对学科议题的整体发展态势与成因展开精细刻画。因此，本文旨在参考《中国建筑类学科发展地貌图解析》一文中对于学科地貌图的界定，进一步构建以地图学的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城乡规划学科地貌图，以利用全面、易读的可视化形式呈现学科隐性发展特征[32]，进而为规划学界、业界提供认识、理解规划学科“类地理特征”及其学科发展态势的参照工具[33]。具体而言，本文参照地貌的核心特征——高程与坡度变化，确立了学科研究的热度与起伏程度，并基于两种特征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学科地貌类型划分为高地、热点、前沿、洼地和边缘5种典型类型。其中，学科高地指的是热度高、起伏小的学科领域，是学术界最为成熟、广泛关注和认可的重点领域；学科热点指的是热度高、起伏大且上升的研究方向，往往代表当前学科具有较高关注度和讨论度的议题；学科前沿呈现出热度低、起伏大且从极低到高的变化态势，通常为学科领域中处在最尖端、最具探索性的研究方向，可能代表学科的未来发展潜力；学科洼地，指代学科中热度低且起伏不大的、发展相对缓慢或尚未得到充分挖掘的研究方向；学科边缘则由于其热度低、起伏大，被归纳为尚未完全融入主流学科体系的研究方向。

3.2 数据基础与方法

为了更为客观地确定城乡规划学科的地貌特征，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近10年的中外论文与基金项目数据，经过关键词共现图图谱与研究主题聚类识别学科地貌中的高地、热点、前沿等关键类型特征，并进一步在三维空间中将其自动转换为学科地貌图，实现了学科知识地图从“数”“图”到“形”的认知模式智能转变(图2)，最终形成城乡规划学科的总体地貌图。

▲ 图2  学科地貌识别方法框架

Fig.2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the landscape of Urban-Rur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数据选取方面，选取规划学科最具权威性的4本中文核心期刊、8本SCI骨干期刊的论文数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E0802代码下立项的各类基金项目数据进行分析，涵盖了学科2014-2023年近10年来的主要成果。此外，为了确保关键词的学术价值，也进一步剔除了部分仅具政策解释意义、或行业工具性但缺乏学术理论支撑的“热词”内容(例如，双碳、人工智能、知识图谱、后疫情等)，力求回归学科关键研究领域的本源性研究。在数据分析方面，首先，基于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分析识别高频关键词和关键词共现度，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特征，以及关键词的簇群主题，进而将其提取为研究的关键领域标签。其次，根据提取的关键领域标签对各类数据内容进行分类，并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对历年的研究成果数量以及各类数据的关键主题领域进行统计，进而从总体热度和时空演变两个纬度解析关键领域的高度和起伏特征，研判其地貌类型特征。在总体地貌图可视化方面，结合各细分领域成果的“总计量值-分阶段计量值”等横纵指标体系，在Grasshopper中自动化生成能够表征学科发展的空间信息模型，基于研究成果的总数识别各领域的总体热度趋势，并将各类地貌下研究领域的阶段成果数量落位为点云的圈层式密度变化，进而通过三维核密度的形式将主题的发展断面可视化展现。

4.1 基于中文期刊论文数据的规划学科演进特征

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的关键词统计分析表明，城市设计、城市更新、空间规划等关键词作为长期研究重点，构成了城市规划学科的核心议题。进一步聚类分析发现，中文文献主要聚焦于城市更新与设计、专项规划、韧性城市、公众参与、规划转型等十大领域，并随时间变化体现社会需求与学术关注的转向。具体来看，2014-2019年的重点关键词包括城乡统筹、空间句法、城市双修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关注了城乡差异的协调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反映了城乡规划学科在解决城乡差异及城市空间组织的问题导向。2019年后，详细规划、生态修复、国土空间、生活圈等关键词显著上升，体现了规划学科更加注重环境可持续性、生态平衡以及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及社会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

从近10年中文文献主要领域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2020年之前，学科领域整体发展较稳健，2020年后的发展趋势略有降低，可能与国内外疫情影响、科研资源调整以及政策导向的变化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更新与设计”呈现持续而稳定的增长，反映了城乡规划在解决老旧城区问题和探索新型城镇发展路径上的长效关注。相比之下，城市形态领域因理论体系相对成熟，研究热度维持稳定但未显著增长。而在乡村规划领域则表现出2020年前波动较大、2020年后快速升高的明显波动趋势，这可能源于乡村振兴战略对于理论构建的推动。公众参与领域在2018年后快速降低，表明研究重心逐渐从理论探讨向具体实践转变，强调公众在实际规划过程中的作用；韧性城市的间歇性特征，其高峰通常出现在特定的政策周期或重大事件背景下(图3)。总体而言，城乡规划学科的演变始终围绕社会发展需求展开，兼具前瞻性与适应性。在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其核心议题逐渐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交织、宏观的战略部署和微观的空间优化结合、环境治理与社会福祉并重的特征，并形成了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学术体系。

▲ 图3  中文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和研究主题演进

Fig.3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and research topic evolution in Chinese journal arti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4.2 基于外文期刊论文数据的规划学科演进特征

对SCI骨干期刊论文的关键词统计分析表明，政策(Policy)、城市模型(Urban Model)、管理(Management)、城市化(Urbanization)等高频关键词，代表了外文期刊对于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规律与机制挖掘，以及相应的管理方法与政策应对方面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外文文献主要围绕建成环境、能源效率、绅士化、城市热岛、智慧城市等七大领域展开。这些领域不仅展现了国际城乡规划学科的研究重点，也反映了其作为知识体系的内在演进逻辑。其中，绅士化(Gentrification)，是外文期刊的核心关注领域，重点探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绅士化等社会结构性问题及其治理方法，强调城乡规划的社会影响作用，该领域的论文数量在近年持续占据最高比例，反映出国际学界对社会公平、空间正义和城市社会分层等问题的重视。建成环境、能源效率与城市热岛领域同样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其中建成环境领域注重土地利用、城市形态等城市空间营造方面，能源效率领域则关注可持续性发展与能源消耗，城市热岛领域强调气候变化与人本视角的热舒适性，3个领域的交叉增长态势表明，外文期刊对城市物质空间营造、能源效益与人本环境影响的重点关注。此外，城市扩张领域关注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生态系统失衡和环境破坏等问题，该领域在2017年前发展迅速，而后相关论文逐渐分散至城市热岛、低碳城市等更加精细具体的议题，近年来发展趋于平缓。同时，种族隔离和智慧城市已经逐渐发展为较成熟独立的研究领域，分别代表了社会热点议题以及科学前沿技术的学科影响(图4)。

▲ 图4  外文期刊论文关键词共现图和研究主题演进

Fig.4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and research topic 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rti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体来看，过去10年外文文献的研究领域发展演进不仅回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面临的复杂问题，也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推动了知识体系的多维构建，且呈现出跨学科融合、从“技术导向”向“人文关怀”转型的显著态势。从宏观的全球化、经济发展等议题，到心理健康、公共交通等细分微观领域的研究转向，展现出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精细化与多样化发展路径，为实现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城市未来提供了学术支持和方法论启示。

4.3 基于基金委项目数据的规划学科演进特征

近10年来的规划学科基金项目关键词共2700余个，共现词组关联网络表明(图5)，规划学科基金项目的核心关键词主要由规划方法与规划理论、乡村规划与城镇规划、传统村落与保护规划构成。结合具体关联关系，可以进一步整理归纳基金项目的七大关键主题领域：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领域，关注规划方法与理论、城乡区域规划等学科基础建设内容；可持续发展与健康城市领域，关注建成环境、公共健康等环境质量内容；村镇体系规划与设计领域，关注乡村治理、城乡融合发展等乡村建设内容；城乡历史与遗产领域，关注保护规划、历史街区、遗产保护等内容；城市韧性与数字技术领域，关注风险评估等分析和智能预测；城市更新与设计领域，关注城市设计、城市更新和社区更新；规划实施评估领域，关注空间治理和规划技术等。

▲ 图5  基金项目关键词共现示意

Fig.5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in funded project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根据以上七大关键领域对基金所属领域进行划分，并汇总历年各领域获批基金数量与关键词分布，分析其演变态势和特征(图6、图7)。结果表明，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领域的相关基金数量持续处于领先地位，在历年所占获批基金的比例稳定在40%左右，是学科的核心研究领域；其高频关键词包括规划方法、规划理论、城镇规划等，重点研究不同空间尺度层级下的规划方法与理论，并且在近年来更加关注城乡区域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宏观区域尺度与政策性内容，反映了学科基础理论的纵深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健康城市总体基金数量位居第二位，所占当年基金数量比例多在20%～30%之间，该领域议题紧跟国家政策，呈现出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方法深化的演变特征，其高频关键词包括建成环境、防灾规划、健康城市，重点关注建成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基于空间发展内在机制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法与理论。村镇体系规划与设计、城乡历史与遗产以及城市更新与设计领域发展态势相近，相关基金数量稳定在10%～20%的较低水平，发展趋于平稳，属于非学科热门但存在持续深耕的研究领域。其中，村镇体系规划与设计领域注重地方文化与空间保护方法的结合，其高频关键词包括乡村规划、传统聚落、乡村聚落，研究重心逐渐从村镇的空间形态演化与保护，转向城乡融合关系研究。城乡历史与遗产则主要研究城乡历史遗产的空间形态和保护方法，学科重心逐渐从单一保护转向多元价值评估与功能复兴。城市更新、社区更新、城市设计等高频关键词表明，相关学者主要关注小尺度城市空间的更新设计和社区营造，且近年来对社区规划等公众性内容关注度的增加，表明其对社会性与实践性、以及微观尺度社区参与的重视。

▲ 图6  基金项目中的城市规划研究主题演进

Fig.6 Research topic evolution of urban planning studies in funded project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图7  基金项目中的城市规划研究关键词解析

Fig.7 Analysis of keywords in urban planning studies in funded project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城市韧性与数字技术领域虽然基金数量总体占比不高，最高占比为13%，但在近3年呈现爆发性增长，属于学科新兴的热门领域；其高频关键词包括形成机理、智能推演等，重点关注城市安全和韧性等有较高推演预测和应急调控需求的城市重点问题，显示出学科对新技术、新问题的敏感性及其在城市风险应对中的前沿作用。规划实施评估领域基金数量占比不超10%，稳定在极低水平，其学科生态位低且基础薄弱，相关项目数量连续性发展特征较弱，且内容多与其他领域交叉，属于学科较少独立关注的研究领域。规划设施评估领域尽管基金数量较少，但其关注的治理结构和政策反馈对学科的理论完善和政策优化具有潜在贡献，其关键词主要包括规划实施、治理结构、政策分析。

4.4 规划学科总体地貌解析

多源数据的对比分析表明，相较于国内基金项目，规划学科的外文论文更加关注绅士化现象、种族隔离、城市扩张等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建成环境的舒适度与能源效率。国内研究则更侧重于城乡规划理论与规划方法的学科本体建设，并注重与国家政策导向的对接。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研究环境下的学科侧重点，但两者在多尺度城市空间及其复杂要素的研究对象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基金项目则注重学科本体的发展，聚焦于规划理论和规划方法的内容突破。总体上，规划学科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人本、安全、生态、可持续方面等关键问题展开，聚焦于多尺度的城市空间及其多类型的复杂要素，呈现出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应用、从宏观区域到微观社区的逻辑脉络和多元化知识体系。未来，规划学科需进一步在理论深化、技术创新和实践应用之间寻求更紧密的协同，以回应全球化、数字化和多样化的社会变革与环境挑战。

通过整合中外论文与基金项目的核心主题，并梳理其热度和演变特征，规划学科的总体地貌呈现出5种类型：学科高地、学科热点、学科洼地、学科边缘和学科前沿。这些地貌类型不仅反映了学科发展的生态位特征，也揭示了城乡规划作为知识体系的演化逻辑和内在脉络(图8)。规划学科的学科高地主要包括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和城乡空间社会治理，代表了规划学科核心本体，具有较高生态位和稳定的发展态势。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在社会结构和空间形态等方面的基本发展规律，探究能够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规划理论和规划方法，其内在逻辑、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学科的形成和其他研究领域的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学科热点具体包括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专项规划、健康城市，是学科中生态位较高、发展呈现一定起伏，整体呈明显上升趋势的研究主题。这些领域主要聚焦存量空间的优化建设、生态保护与环境健康等具有时代特征的重要议题，展现出规划学科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感知与回应能力，也反映了学科对现代城市问题的动态适应能力。学科洼地主要包括村镇体系规划、城市扩张等，是学科当前发展趋势平缓，具有潜在发展空间的研究主题，这些主题更多涉及城乡发展关系、历史遗产保护等分支议题，代表着对规划学科主要支系内容的长期关注，未来可能随着学科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出行新的突破。学科边缘主要包括规划实施评估与规划转型，是学科生态位较低、发展不稳定或呈下滑趋势的研究主题，相关研究更多集中在对规划工作实施效果和转型需求的反思，部分内容在经过学界集中讨论后已达成高度共识，进而逐渐退出热点研究范畴。发展停滞更多体现为学科对内部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阶段性讨论和转型后的沉淀。学科前沿则聚集城市韧性与数字技术、国土空间，是近年来发展迅速、具有显著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着力回应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议题，致力于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下的重大科学问题与政策创新挑战。

▲ 图8  规划学科地貌图示

Fig.8 Disciplinary topographic map of Urban-Rural Plann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整体来看，高地和热点领域分别代表了学科理论基础和当下阶段性热点，二者在规划学科的生态位中占据重要位置，形成了以理论支撑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双向反馈机制。洼地领域反映了学科对边缘性议题的持续关注，其发展态势虽平稳，但具有重要的潜在发展空间，尤其是在政策引导或社会变革的推动下，部分洼地领域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此外，前沿领域的快速崛起标志着城乡规划学科逐渐转向技术驱动型发展，同时对当前社会需求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边缘领域的研究则多集中在特定阶段的重要问题，随着学科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探讨，部分领域已逐渐形成稳定的理论框架或被吸纳到其他领域中。

5.1 面向国家战略，深化本土化规划理论与实践

中西方不同的发展国情，意味着城乡规划学科培育立足本土实践、符合国家发展的规划理论的必要性。从增量扩张、存量更新、到国土空间规划、智慧城市等，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理论发展与方法突破始终伴随着国家发展政策的演化。随着常住人口城镇率突破65%，我国已经迈入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城市更新和国土空间规划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规划抓手。作为城市空间活动安排的主要执行工具，如何利用城市规划工具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供给侧改革成为学科的重要发展议题。

在城市更新、国土空间规划等本土战略需求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迎来了三大创新机遇。一是价值观创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既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又要关注民生需求，为实现多元主体美好生活服务；二是知识体系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全要素的统筹协调，在知识体系上应当立足城乡规划学科，深度融合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构建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三是规划方法的创新，数智时代涌现的海量技术工具，为应对城市巨系统的复杂空间问题提供新抓手，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辅助城乡规划已经成为学科共识。总体而言，学科应当充分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契机，与时俱进形成适配国家发展的学科体系，培养更多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实现学科转型。

5.2 面向人民福祉，构建以人为本的资源配置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规划行业正面临重大转型，城市建设逐渐从追求效率向追求效益、从粗放发展向精细维护进行转变。与此同时，伴随着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异质性需求，以及日益严峻的城市气候风险与人口资源高集聚态势，城市高密度、高脆弱性等复杂特征及其健康、安全与品质问题正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健康城市、低碳城市、韧性城市等正成为规划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议题。

为此，城乡规划作为服务于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关键学科，不仅具备着现实问题导向下的实践工具属性，同时也肩负着人民城市、健康城市、绿色城市等目标导向下的社会治理使命。在后疫情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新常态”之时，如何在空间资源配置的学科内核基础上，整合多学科资源、推动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以营建健康舒适、生态可持续的中国人居环境范式，正成为城乡规划学科科研攻关与专业教育的重点。这对于提升城市应急水平、改善国民健康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以真正建设以人为本的“人民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5.3 面向历史文脉，探索城乡历史遗产的在地性理论框架

我国城市往往具有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本底，因此城乡历史文化的在地性保护一直是学科持续关注的重点内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视城乡文脉延续和文化多样性保护，鼓励营造地方特色，在国家政策层面进一步巩固了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研究的学科意义。基于此，多年来不断有学者投身于传统村落规划、遗产保护、城乡特色营造等内容的深入研究，致力于探索和完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与城市发展建设并行兼顾，并且需要重视非物质形态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在当下重视空间原真性保护和文脉挖掘传承的背景下，聚焦规划学科本体内核，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还需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其一，关注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多尺度保护，聚焦以往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多部门保护认知不一、管控刚性、空间脉络不连续等问题，探讨如何通过对城乡总体自然文化格局、城乡街区空间环境、建筑空间遗产多层次尺度的保护认知建构和精细策略制定，实现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和文化信息的精准传

递[34]。其二，关注城市更新与设计的在地性构建，聚焦城市建设中忽略地方文化与特色，生搬模式化设计方法的问题[35]，探讨如何结合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城市在地特征和基因脉络，使当代城市建设更好地理解和融入城市环境[36]。

5.4 面向发展前沿，推动数字技术在理性规划中的创新应用

城乡规划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其核心使命是以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为研究对象，分析和理解人、自然、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等复杂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新数据、新技术、新方法的不断演进，我国城市规划正迎来从“确定性”因果关系到“测不准原理”影响下的多元复杂系统建构，学者们正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数智技术来建立城市系统分析的评估框架、挖掘城市形态生成机理、提升城市规划设计的效能模拟精度、创新城市规划设计的动态交互过程。

在技术迭代融合、数字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更应该紧扣规划学科的本体领域，以城乡规划的核心“空间+”，通过数字技术计量分析并挖掘空间与人群活动、气候环境、业态产业等多系统之间的互馈动因，从而真正理解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的运行特征与规律。在此基础上，再将其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到研究领域，以理解更深层和复杂的城市空间形态构建机理，为城市规划与设计决策提供科学支撑。真正从这些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出发，构建符合城市本体规律的、城乡规划价值判断合理的规划，才是 “理性规划”在我国本土城乡规划领域应有的内涵。

(感谢王建国院士在研究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与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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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城市规划）：【Open Access】溯源筑基：城乡规划学的学科发展地貌图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