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关于县域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乔艺波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

列夫·托尔斯泰有言：“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城市化进程亦然。健康的城市化彼此相似，如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韩国，都需要为进城人口提供可支付的住房、体面的就业，以及公平的教育、医疗和养老服务，没有任何捷径可走；而进展不良的城市化则各个不同，如拉美的“假性城市化”、印度的“贫民窟化”、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流动城市化”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城市化进程受阻。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推动的自下而上城市化，到农民工来回周期性流动的“候鸟式城镇化”，再到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国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逐渐被打破，城乡居民权利不断趋于均等化，异质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向同质的城乡一元结构演进，这既是中国城镇化实践的自主选择，也符合健康城市化进程的普适规律。

近年来，国务院提出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县域城镇化，旨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从城镇化人口来源上来看，县域城镇化包含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县域常住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二是回流农民工驱动的县域城镇化。前者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而后者与其说是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深入推进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约束和财政考量之下的现实选择。一方面，在中西部大多数县域仍然缺乏充足的产业和就业支撑的情况下，回流的农民工难免在居住的县域和具有就业机会的大城市之间继续周期性循环流动，直到年老之后才彻底退回县域。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落后县域实现路径突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支撑。尤其是，产业数字化转型使得县域能够突破传统弱势地理区位的限制，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生产和交易网络。然而，当前产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县域仍然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提供产业和就业支撑，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5年第12期

原文标题《县域城镇化中的城乡融合多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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