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问道

书刊导览 | 期刊导航(2025/5-2)

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建成环境研究时保持谨慎的必要性——对Chng等人(2024)的回应

On the Need for Caution in Using ‘Big Data’ for Built Environment Research: A Response to Chng et al. (2024)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25, 57(5): 669-686
作者:Ben Clifford, Patricia Canelas, Richard Dunning, et al.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sainan.lin@whu.edu.cn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应用快速扩张,被视为提高分析效率和拓展研究边界的重要途径,而如何在规划研究中正确、有效且批判性地使用大数据,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该研究指出将大数据引入研究与实践的过程,需要认真考量方法论问题。文章对比了两项研究:一是作者基于“小数据”的案例研究,二是近期在《环境与规划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发表的“大数据”研究。两者均探讨了英国英格兰“许可开发”(PD: Permitted Development)的规划政策放松背景下住房内部使用面积(空间标准)的相关议题,尤其是办公楼改住宅的情况。两种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存在差异,结论也不同:作者的案例研究发现,大多数PD住房单元未达到推荐的空间标准,而这一结果与其他同类深度研究一致,却与大数据研究得出的不同结果相矛盾。通过具体改造项目的实例,作者认为要准确理解空间标准问题,相较于仅依赖二手数据集和大数据方法,更深入的“小数据”研究更为可靠。这表明我们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探讨在何种情境下大数据是有益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其可能存在误导性,尤其是当它被用来质疑那些基于更细致数据方法所得出的证据时。文章最后强调,学术界对于不同方法论途径的讨论,必须保持尊重、开放和透明,并充分考虑不同方法的适用性。



推进澳大利亚的区域与社区规划——弗兰克·希思办公室1939—1948年的贡献

Advancing Regional and Community Planning in Australia: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Office of Frank Heath 1939- 1948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25.2478556

作者:Catherine Townsend, David Nichols, Robert Freestone

推荐:陈吉傅舒兰,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这篇文章聚焦于1939—1948年澳大利亚战争与战后重建时期,墨尔本建筑师弗兰克·希思及其团队在区域与社区规划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时,澳大利亚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去中心化、区域发展和“新城”规划理念相互交融。弗兰克·希思与来自维也纳的规划师欧内斯特·福克斯合作,为13个区域城镇的扩张提出了一系列规划方案。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事务所的两位主要人物——弗兰克·希思及其首席助理欧内斯特·福克斯。其次描述分析了规划师提出的13个新城镇规划,包括这些规划的主要特点、委托方式、推广、社会认可和命运。他们的规划方案有着鲜明的特点,融合了多种规划理念:一方面借鉴了美国克拉伦斯·佩里的邻里单元原则,另一方面受到苏联放射状环形空间结构的影响。在规划过程中,他们十分注重对这些规划理念进行宣传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发表文章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规划的目标和意义。然而,尽管这些规划方案在专业领域和公众中获得了广泛认可,但由于多种原因,最终未能全面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战后重建热潮消退,州和联邦政府不愿意在城市去中心化战略上进行投资。


尽管未能实施,但通过专业展览和媒体宣传,这些方案在澳大利亚社会培育了对苏联放射状环形空间结构和美国邻里单元规划理念的接受度,为后续基于该模式的新住房开发奠定了公众认知基础。这些规划案例展现了动态多向的知识转移融合过程,揭示了20世纪中期现代规划理念在澳大利亚本土化的重要路径,构成了澳大利亚城市规划转型的重要注脚。U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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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   枫

排版 | 徐嘟嘟

审定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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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际城市规划):书刊导览 | 期刊导航(20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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