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8月开始，梁鹤年先生受《中国投资》杂志邀请开设专栏，将他对中国与国际种种问题的思考写成杂文，与读者交流探讨。本号则从2023年4月20日开启了新专栏——解读梁鹤年先生关于经济与民生的思考，几位青年学者将在本系列连载中分享她们阅读这些文章的感悟。

第四十五篇城市体检：把S-CAD思维融入城市体检（←点击文章标题可跳转阅读梁先生原文）

把S-CAD 思维融入城市体检

李媛

城市体检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治理“城市病”、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的重要抓手，通过一系列的标准设定去检验城市的健康状况并有针对性地改进。早在1980年代西方就提出以人为本、全民参与、社会繁荣、地球健康、公平分配、倡议和平等标准来推动“健康城市运动”（Healthy Cities Movement）。这类城市治理手段大体上遵循先设定标准，再检验达标性，最后根据达标情况改进的基本逻辑。

无论是人的健康体检还是城市的健康体检，都面临精准断症和有效下药的难题。在“无体检、不更新”的工作机制下，体检实践中对低效资源的盘点，往往由于“定义模糊”或指标“一刀切”等问题，导致城市体检结果与实际更新需求脱节，难以存量资源的有效盘活。以低效楼宇为例，一栋位于老城区的低矮办公楼虽然税收低，却是社区便民服务的载体、小微企业的孵化器，甚至因其低租金维持了街区的烟火气。如果仅以经济产出来定义低效，就忽视了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精准断症的基础是先明确“健康”的价值立场再进行对标，然后对症下药。针对这套逻辑，梁先生在本篇中介绍了如何运用S-CAD评估思维来进行系统性思考。

简而言之，S-CAD是个元方法，可以用来设计（事前）或评估（事后）任何“有目标的行动”，S（Subjectivity）是主导观点，C（Consistency）是一致性，A（Adequacy）是充要性，D（Dependency）是可行性。政策成功的标准是“达成目标”，这需要“目标明确”（不然就不能知道目标是否达成）和“行动有效”（行动不但要达到目标，而且要以最低代价和最被相关利益接受）。用在城市体检上，断症是有关“诊”，本质是种检验，聚焦于精准；下药是有关“疗”，本质是个措施，聚焦于成效。因此要先处理断症精准，后处理下药有效。关键是，“断症”需要先明确价值观，即以什么立场界定“健康”。比如，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四好”建设目标下，不同的体检对象会因为区位功能、资源禀赋、文化内涵、城市能级等差异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工作机制，需要在既有城市体检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更新目标与需求有针对性地细化指标，提升城市体检的“精准断症”能力，进而提升城市更新的“对症下药”能力。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与治理分院，研究员

将S-CAD思维融入工作实践

王冬银

2025年2、3月的《中国投资》封面文章刊载了梁鹤年先生的《城市体检》系列6篇文章，第3篇介绍S-CAD的规划和评估思维和如何将这种思维运用到城市体检中，文中提到S-CAD是一个元方法，可以用来设计（事前）或评估（事后）任何“有目标的行动”（包括政策、决策、规划、设计、法规等）[1]。

S-S-CAD中的S是Subjectivity，主导观点；C是Consistency，一致性；A是Adequacy，充要性；D是Dependency，可行性。在S-CAD思维框架中，一项政策“目标”可拆分成体现价值观的“立场”和立场具体化的“目的”，政策“行动”可分解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和衡量手段成效的“结果”。概括而言，该框架以政策立场这一主导观点出发，依次对元素之间一致性、充要性和认可度开展三轮评估，从而分析政策措施的效用、效率和可行性，最终得出可追溯的评估结论。为更好地“达成目标”，可以通过调整与优化具体的手段，提升手段与目的的匹配度，从而更有效地实现政策目的。

我访学时跟随梁先生学习S-CAD方法，并将其作为一种政策评估方法进行具象化研究与运用，通常从立场、目的、手段、结果、效应、效率、可行等7个要素来入手，对已出台的政策进行解剖分析，多用于事后评估。在初步掌握基本概念和运用方法以后，在梁先生不断启发和学友间交流分享中，我逐渐形成了新的认知：当需要及时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应对新情况时，可将S-CAD从一种政策评估方法升华为一种思维范式，用于事前研判与事中调控。具体而言，这几年通过运用S-CAD思维范式，有4个核心观点帮助了我进行思考分析。

一是按照S-CAD思维，所有拟实施的手段（措施、方案、方法等）均服务于政策目标的实现。在事前运用S-CAD思维，有助于加强手段的有效性，提升政策目标实现的概率；在事中或事后运用S-CAD思维，在目的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阶段性结果或最终结果检验和反馈手段与目标的匹配度，进而在过程优化、事后推广及经验借鉴中，更精准地调整完善手段，持续提升政策实施效能。

二是S-CAD思维框架逻辑严密，可系统判断手段与目标是否匹配、匹配程度如何、匹配空间多大。通过设定指标与权重，采用定量打分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能够为决策者制定政策、实现目标提供技术支撑与业务研判空间。通俗而言，这一方法既让政策制定有理有据、论证充分，又为决策实施预留合理弹性，在兼顾科学性与实操性的同时，为政策考量提供更为稳健、适度的支撑空间。

三是S-CAD思维注重主导利益与相关利益平衡，以主导立场为核心确定政策目标，开展效用与效率两轮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外部环境与约束条件研判可行性。通过系统识别政策相关支持方与反对方可能形成的助力与阻力，最大限度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与长效性，降低潜在阻力与负面舆情风险，保障政策平稳落地、长期有效。

四是S-CAD思维实现了全局意识与系统思维相统一，既强调横向知己知彼、通盘统筹，又注重纵向全流程可反馈、可追溯、可调整，能够有效降低决策成本，最大化提升决策效能。

综合以上，将S-CAD思维运用到实践中，笔者有三方面心得：其一，S-CAD思维强调立场决定方向，起点正确才能保障永远走正道，坚守初心，解决工作“为什么做”的问题；其二，S-CAD思维强调措施追求目的，有效的手段必须与目标高度匹配，我们要选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解决好工作“怎么做”的问题；其三，S-CAD思维强调效果检验措施，通过反思总结不断优化完善，不断反思总结，确保工作“能做好”。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城市体检：将S-CAD思维融入城市体检[J]. 中国投资, 2025(2/3): 32-33.

作者：王冬银，博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统筹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加拿大女王大学，访问学者

为何要将S-CAD思维融入城市体检

于东飞

关于治理“城市病”，梁鹤年教授在城市体检一文中提到，西方资本文化（特别是个人至上）和制度（特别是产权私有）之下，整体利益没有共识，私人利益难得共存，虽然早早发起“健康城市运动”（Healthy Cities Movement），却难以为继。梁教授对中国文化、大我意识下的“城市病”治理抱有无限期许，进而提出发挥我国文化和制度优势，实现精准断症、有效下药，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健康城市，城市体检评估需要嵌入一套保证“目标正确，行动有效”的S-CAD评估方法[1]。

S-CAD是一个可以用来设计和评估任何“有目标的行动”的元方法，其“目标正确，行动有效”体现的是一种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相融合的思维逻辑，弥补了西方两类经典评估理论的局限性——理性模式无法做出取向抉择，渐进模式难以平衡多元分歧。整体的S-CAD分析框架包括确定主导观点、识别政策元素、析出评价因子、确定立场轻重、构建评价模型5个层面[2-4]。定性分析确定主导观点是政治理性，利用评价因子量化评价政策效应、效率和可行性是技术理性[5]。近年来，作为城乡人居环境建设领域前沿评估理论，S-CAD广泛用于土地利用、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宅基地改革、城市更新、遗产保护、城中村治理等政策、法规的效应、效率和可行性评估，同时也被生态、经济、管理、体育、医药等多个学科专业门类广泛用于开展战略、法案、规章、工程、项目方案等的决策研究[6-7]。

始终锚定评估主导观点是S-CAD方法的根本优势，其核心思维逻辑是从主导观点（subjectivity）出发，先评估政策效应（consistency）、效率（adequacy），再从政策成功实施需要依赖的相关观点出发评估可行性（Dependency），帮助政策制定者看清政策目标落实存在的问题环节及分歧。根据政治理性到技术理性的转化，评估首先需要从政治分析层面锚定主导观点，进而依据主导观点，从技术分析层面追踪政策落实情况。也即S-CAD方法通过融合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保障“目标正确，行动有效”，从而评价和保证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及其落地实施的有效性。

1980年代西方轰轰烈烈的“健康城市运动”提出了一些极高的标准，包括以人为本、全民参与、社会繁荣、地球健康、公平分配、倡议和平等，但纸上谈兵，过不了多久就沉默下来了（起码在北美）[1]。究其关键，“健康城市运动”提出的主要是整体利益而非私利，而西方评估理论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始终从私利出发的评估理论与方法，难以从“健康城市运动”关注的整体利益视角思考问题。总体而言，西方评估理论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不相容、不适用是问题的关键。中国大我意识和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之下，善用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相融合的S-CAD评估方法，保证“目标正确，行动有效”，将更有利于实现“城市病”治理。U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