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衡学术 | 罗德胤：哑铃社会与乡村遗产

最近创业者有一个特别热的词叫认知壁垒，现在我遇到的壁垒就是：乡村遗产处在一个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里——一个哑铃一样的社会。

中国人口现在分成两种：城里人，约7.5亿；村里人，约6.2亿。这两种人的数量相差不多，中间还有2.8亿的民工，有的算城里人，有的算村里人。这带来什么结果呢？

首先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同。根据官方数据统计，城镇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多，农村是1万多，差别依然很明显。

其次是可泡沫资产的差异。由于长期收入和经济上的差别，导致城镇和农村居民思维习惯上的差别，比如买房，城里人买房，买完就升值；而村里人自己建房，建了之后就贬值，但是这样他们还建。

第三是价值观趋向不同。城里人越来越倾向于活给自己看，尤其是现在的90后、00后，他们越来越讲究自己的存在感。农村由于是熟人社会，很多时候还是处在一个要活着，要面子的感觉，要活给人看，这就是很大的差别。

有两本书推荐大家去看，一本是陆铭的《大国大城》，很多人对他有争议，但是他大致的规律是很难突破的。他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国家之间是有竞争的，怎么样提高竞争力呢？得看你有没有统一的大市场，超大城市有利于形成大城市，所以就一直会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大市场又可以降低成本，摊薄大市场的成本，人口密度有利于创业，就导致了聚积，所以人口必然会进一步向大城市周边聚集，这是我们很难拒绝的一个趋势。

而周其仁的《城乡中国》则解释了哑铃社会的产生原因和过程。总的来说早期是因为我们希望用“剪刀差”来发展重工业，后期通过固化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降低工业化成本，从而加强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这个过程中国家是从中获利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乡村的生活水平一直提不上去。

那为什么不能把农村的收入提高？比如说把粮食的价格提高？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它事关整体国民的基本生存，必须保持在一个相对低价的水平。城市可以通过期货、科研来提高农产量，而政府对乡村的政策则是补贴降低价格，这导致农村的收入没法按照市场的规律来保证它的低价。

温铁军的《八次危机》里提到，二十世纪中国一共经历过八次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是靠着农村才得以化解。现在城市里的社会保障是通过“五险一金”等措施来获得的，能不能把这些保障措施都普惠给农民呢？中国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已经上去的福利很难拉下来，下边的又没法在短期内拉高到同样的水平。于是这部分成本还是要转嫁给农村土地。

由于种种结构性问题，导致现在一个特别热的经济学话题——农村的土地能不能彻底私有化？经济学家大部分认为应该私有化，因为私有产权能够激发经济活力，但为什么那么难？就是因为我们并不确定中国能不能保证不发生危机？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能不能托底？政府不能做这个保证，不能做这个承诺，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所以还得保障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市民下乡去买房子是不受保护的，这点是很难在短期之内改变，而且有可能在中长期之内都很难突破。做乡村工作，尤其要在这个框架下考虑问题。

这种城乡结构哑铃系统长期以来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分裂，长远来看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如何解决的方法，全世界的规律都一样，要形成更大的统一市场，城乡互通——市民能够返乡，村民能够进城，形成一个大社会不让它分类。

哑铃型社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遗产。市民现在开始普及乡村遗产，专家们呼吁，市民开始想，但是城市没有了，因此开始怀念。但是乡村比较多，所以村民对这个问题无感，不觉得是宝贝。哑铃型社会导致我们观念的统一遇到很大的障碍。

中国的乡村遗产在全球文明里是有非常重要的特征地位，陈志华先生在《中国乡土建筑》中分析的比较透彻，论证了传统村落或者是乡土建筑在文明史的高度上发展的意义。

冯骥才先生这几年的呼吁也非常有效，他有句话“中国每10年消失90万个古村落”，虽然来源不是很清楚，但是数目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其实数字是否准确不重要，关键它起作用，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示意图

现在住建部评出的传统村落一共有4153个，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乡村遗产大概的状态都是不太好的，空心化和被拆旧建新很剧烈。

乡村遗产的不良状态

在哑铃社会的背景下，保留村民还是保留建筑？还是想办法省钱？这三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但是如果选两个，事情就好办了，比如说村民赶走，让另外一波人进来，这个好解决。或者是保留村民，房子随便盖，这个也好解决。或者说国家花很多的钱，既能保护人，也能保留房子，总之只要选两个就好办。但是要实现单目标就得有一些创造性思维，所以台湾的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我自己做了一个预测，假设我们有5000个村落，保护起来涉及的保护经费恐怕得是2500亿，每年还需要加150亿做维护。

这个钱一点都不过分，有时间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钱是相对比较来说比较低的估计。问题是这些钱谁掏呢？

我们国家现在能够支配的钱是多少？村民目前来看是没有能力的。政府可以牵头打底，树立示范，国家文物局现在每年有500多亿的资金，但是大部分用在文保单位，村落领域用的还是比较少的。相对来说扶贫的基金会比较多，我们希望扶贫的基金都能够有指向，能够指到乡村遗产领域。目前也可以鼓励社会介入的，但是又面临着没有产权保护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循环。

要想办法做观念的提高，只有观念不断地更新，打破壁垒，才能够慢慢地破这个难题。我自己设想，能不能这样：

☑ 5%-10%用来做标本保底，就是政府生管，这是作为政府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

☑ 80%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先低成本地维护住，不让它有快速地下滑趋势，让它有一个缓冲期；

☑ 真正的希望是另外的10%，用来做尝试的。我们列一个最低的保护底线，剩下的你自己去试，敞开之后创新就可能激发出来，创造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这是一个在贵州黎平县黄岗村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村子，该做的东西都做了，包括景观、基础设施等。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探索最后一个10%用来干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尝试，侗寨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建筑叫做禾仓，侗族发生火灾就认了，但是要把粮食挪到别处，这样可以保证活命，于是就产了一些特殊的建筑叫禾仓。

这些年交通比较方便了，国家救济也比较到位，打工的也多，将近一半的禾仓已经荒废不用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政府长期租过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为具有聚会和居住功能类型的场所。我们尝试做了三个，这是其中的一个，做完之后就是这种状态。我认为这是一种创意，虽然不一定这种创意就对，所有的创意都会有风险，但是如果创新不容纳风险，创新的结果就出不来。

这是我们把其中一个禾仓改成可以住的，暂且称之为禾仓民宿。去年10月黔东南分会的时候，有几百名代表来参观了这个地方。在所有参观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禾仓，它虽然很小，但是进到里面能产生一种传统和现代之间对撞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不是言语就能描述的，而是往那儿一坐就是它，这就是文化创意所带来的感觉。下图是一个大禾仓改的会议中心。

村落保护如同一支足球队：划定保护区、制订保护措施是后卫，是为了遏制住破坏势头；改善基础设施和完善景观面貌是中场，为发展做准备；几个好的改造案例（事件）是前锋，只靠防守终究要输球，前锋进球才能赢得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