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40多天，深处疫情中心的武汉成为了一座“世界知名”的城市，关于武汉的种种报道，铺天盖地。作为深度参与武汉建设发展的规划师，我们研究小分队在密切关注武汉动态的同时，也结合相关的知识积累和信息收集，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展开了一点分析：
来用数据说话：截至2019年底，武汉全市
各类医疗机构6340家，其中三级医院61家、三甲医院27家，分别占湖北省的47%和39%，三甲医院数全国第六。
图1 武汉三级医院与三甲医院数（数据来源：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顶级医院（全国综合实力排名前50位）3家，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上广；
图2 全国主要城市顶级医院数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医院排行榜（复旦版））
图3 武汉、上海的千人医生、护士与床位数对比（数据来源：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2018年上海市卫生健康统计数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5853家、床位数11024个，总量与上海相当，万人水平分别为5.28个和9.9个，高于上海、杭州。
图4 武汉、上海与杭州的基层医疗卫生配置对比（数据来源：2018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2018年上海市卫生健康统计数据，2019年杭州城市统计年鉴）
但其中，更为规范化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卫生院，以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相对不足，万人水平不及上海、杭州。可见，基层设施的绝对数量并不欠缺，但质量和服务水平上还需改进。
表1 2018年武汉、上海、杭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数据对比（数据来源：2018 年武汉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简报、2019杭州统计年鉴、201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此外，武汉拥有充足的应急救灾大型公共设施，疫情期间被改造成16座方舱医院（截至3月4日），极大缓解了轻症病患的救治压力。
图5 武汉应急方舱医院改建（数据来源：央视新闻综合长江日报）
所以，硬件不是硬伤，甚至说，幸亏武汉设施建设到位，才能够勉力应对这场疫情。那么，一床难求的背后，是重症病患暴涨超出承载范围，是方舱决策的迟滞，还是基层管理不善呢？
其实，疫情期间，除了对于早期防控不利的愤怒，更多指责直指武汉社区，大V专家们也频繁提到社区建设问题。
武汉的社区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导致前期摸排不清、转诊不力呢？
社区规模有点大。武汉中心城区社区平均规模在7000-9000人左右，上海中心城区平均规模是3500-5000人，武汉的社区更复杂。
配套标准有点低。按相关文件要求，武汉700人左右对应一个专职社工，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有万人社区只有10个工作人员的状况，而上海平均每480人左右对应一个正式编制的社工。
客观地说，武汉的社区工作难度更大。
普遍老龄化、低学历。因缺少正式编制，且工资低（平均税前工资3000-4000元），武汉的社区工作少有年轻人参与，基本以“大爷大妈”为主。相比之下，上海拥有一支平均年龄38岁、人数达5万的“精英”团队，且均为事业编制，战斗力和积极性上更胜一筹。
即便考虑了社区人员不足、能力偏弱的原因，但武汉也早就建立了网格化管理，为什么在疫情初期连摸排这样的基本工作也这么难呢？
嗯，这个内容还需要深入调研，但据相关报道[1]，“武汉的上级政府平日对社区的考核只在完成专职的“填表”等常规任务。社区的功能设置只是“服务”或“办事”，并没有“统筹协调资源”或“独自处置问题”之权。在早期，对于社区工作者而言，疫情防控是“额外事务”“新增事务”。因此，在平战转换的重压之下，居民更趋向于指责社区，而很少有人愿意共同战斗。
[1]凤凰网引自侠客岛《武汉这场大排查，为何这么难？》，2020.02.20
反观上海，在网格化管理、社区需求摸排、社区品质提升、社区垃圾分类等一系列的工作中，是居委会为核心的三架马车的充分协调，是居民志愿者和社会力量的充分介入，是街道与社区工作的深度对接，是社区自治能力的真正提升。尤其是社区与居民的情感链接上，在“全岗通”、“错时工作”制度的推行，要求社区工作者必须深入居民。所以大敌当前，不只是社区工作者在战斗：据澎湃调查所数据，上海90%的社区有居民志愿者参与防疫工作，除了原来的楼组长等，49%的社区有新居民、16.4%的社区有辖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加入了社区服务。
市级层面关注不够。十三五、党代会等市级重要会议文件中，对社区问题关注不足，描述笼统，未能对特大城市的治理模式做好安排。从上海经验来看，治理能力的加强是长期工程，30多年历经2次大调研，4次真改革，4类精实践，久久为功，才取得一定成效。
区县、街道的支撑不够。社区有责无权位卑事众，却是风口浪尖，而应该全力支持社区的街道，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呢？起码在转诊事件中，我们没有看到。
图7 上海社区治理体系演变的四阶段历程
2013年，我们在武汉2049远景规划的研究中，就提出了“更具竞争力和更可持续发展”两条线索，但在快速发展的时期，显然武汉对于“竞争力”的关注更多，这也是城镇化上半场许多城市的普遍选择。
然而从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看，经济、物质设施等“硬件”实力的强化固然十分重要，也是基础，但越到城镇化的下半场，对“人”的需求关怀就显得越为重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软性”指标的作用不断突显。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单元，也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应该是软硬件兼备的，既能够提供15分钟的必备服务，也能够满足居民的家园认同，尽管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也需要长久的繁琐工作的积累，但希望经此重创，我们的社区建设、我们的城市能够更有韧性、更可持续。
[2]经济日报《武汉市社区志愿者的缺乏给当前防疫工作带来一定挑战》，2020.02.05
[3]澎湃研究所调查问卷https://www.sohu.com/a/373257972_260616
[4]澎湃新闻《学者防疫调研丨武汉三个社区防疫现状与社区干部之难》，2020.02.19
[5]凤凰网引自侠客岛《武汉这场大排查，为何这么难？》，2020.02.20
[6]政知见引自北京青年报社，《重启大排查第二天，武汉市委书记去了百步亭》2020.02.18
[7]凤凰网引自每日经济新闻《战“疫”实录丨武汉收治之难：“四类人员”的渴求，社区主任的无力》，2020.02.07
[8]《武汉市社区志愿者的缺乏给当前防疫工作带来一定挑战》，2020.02.05
[9]央视新闻综合长江日报《首家方舱医院休舱！武汉这三个地点全部实现“床等人”》，2020.03.02
研究团队：璇子、坑姐、广哥、梅老板、明明
注：本文分享自“申客思享会” 微信公众号，特此鸣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规划中国）：他山之石——疫情下武汉社区治理如何更上层楼？
规划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