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先后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崛起、农业结构调整、城乡统筹发展等多个阶段，城乡格局也因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发生巨大改变。在这四十年间，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农畜产品全面增产、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大幅改善、人居环境得以逐步改善。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9.58%，国家层面已步入城乡融合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着农业竞争力偏弱、生产要素急速非农化、人口过疏化、农地边际化、宅基地空废化、发展主体老弱化、环境污损化等诸多问题[1-2]。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农业农村发展仍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城乡融合一体化的关键短板。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前，国家层面已经颁布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出台了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各部门、各地区也陆续颁布了乡村振兴行动方案或实施意见。

乡村振兴涉及主体多、范围广、任务重，已有研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产业兴旺途径[3-5]、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发展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6-9]，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地域模式、内生动力、体制机制等诸多理论问题与现实困境仍需深入破解。中国广大农村地域的功能定位、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升级和空间规划等都将是中国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急需破解的一系列难题。地理科学和资源科学兼具综合性和区域性优势，在全国上下均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乡村振兴发展的相关科学问题，既有助于辩清乡村振兴的战略战术、行动方向和科学路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也有助于跨学科的融合交流，彰显新时代乡村地理学青年学者的使命担当和乡村研究的家国情怀，丰富新时期乡村地理学的学科视野。

鉴于此，由中山大学杨忍副教授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陈秧分研究员共同起意，联合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

主题主持人    杨忍

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和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地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土地学会理事、广东省土地学会土地利用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

核心观点：创建农业“全价值链”，优化乡村群空间组织，探寻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农业发展需要创建“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乡村空间组织体系需突破线型的“中心地”的村镇体系组织模式，将创新地采用网络型的“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经济发达地区的“混杂性”乡村，针对城市融入型、城乡混合型和传统发展型等不同乡村地域类型，急需创新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实现空间有序的整合与活化，探寻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1）乡村振兴需要创新“乡村群”空间组织发展模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统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全国行政村总数为691510个，14677个乡，19531个镇。

依据全国村庄点的大数据分析结果，中国全域的村庄空间分布模式趋向于随机和分散化[2]。目前，针对全国各地乡村经济的规划策略与发展路径的探索，普遍提出“一村一品”、有机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构想。出于中国乡村数量大、空间分散和规避同质化发展等的综合认知，单个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为单元的产业定位难以实现产业兴旺的核心目标。乡村空间组织体系需突破线型的“中心地”的村镇体系组织模式，将创新地采用网络型的“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在县（区）层面突破村域界线，统筹规划“乡村群”的主导产业，以聚合式的“乡村群”承接产业发展，共享公服基础设施、合作组织、标签品牌、市场信息和物流网络等，实现乡村产业发展的空间集群化，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规避风险能力和外部经济性。

（2）探寻农业发展“全价值链”的科学路径。农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农业生产必然是乡村地域系统的首要主导功能，按照传统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难以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新时期，乡村发展应充分借助于先进的规划与设计平台、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快递物流网络平台等，因地制宜地深化中国不同地域类型区的农业发展供给侧改革，全力建构农业生产“全价值链”的创新发展模式，拓展农业生产的前端和后端的价值链，将农产品价值链中高效“增值”的核心环节留在农村（包括品牌设计、有机生产和快速流通等），全面推进农业发展的城乡联动和城乡产销一体化模式，对接于全球生产网络（GPN），向国内和全球市场提供兼有“绿色、有机、安全、生态”的高品质农产品，增进中国农村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

（3）经济发达地区的“混杂型”乡村，创新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要素和实施空间优化重组。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受到自上而下的都市化和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双重影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带来了大量高度分散的村级工业园（如广州1144个行政村就有1688个村级工业园），呈现出农村工业用地低效和破碎化、地租经济依赖度高、居住与工业生产空间镶嵌混杂、出租物业“瓦片经济”盛行等问题。

同时，面临着传统村落空间消亡、地域认同感消失、村民发展前景风险和村民自主性缺失等问题。将该类型地区的乡村划分为城市融入型、城乡混合型和传统发展型等三种类型。

城市融入型的乡村振兴以综合融入城市发展为主导，建设标准和管理机制推行现代社区化，契合城市产业和空间发展，采取微改造和共同缔造等创新的更新路径，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水平，有机融入城市整体发展，全面实现乡村都市化和现代化治理与管理。

城乡混合型乡村，需要激活土地的资本属性，以全面评估其土地资源的综合价值为依据，有序开展混杂和破碎化的产业空间置换，结合“乡村群”建设逐渐走向“集群化”的产业园区，实现产业转型和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人居环境的改造和活化传统公共空间，合理博弈均衡不同主体利益诉求，通过建立多主体参与和自组织的科学治理机制，全面推进乡村现代化治理模式。

传统发展型的乡村，以乡村生产生活圈的建构为基础，优化乡村空间组织结构[10-11]，科学统筹并重点建设农村道路、供水排水、电力与通讯、电子商务与物流等支撑系统和科教文卫等公服设施，结合“全价值链”和“乡村集群”的发展模式，探索内生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图源：pixabay

主题参加人    文琦

博士，宁夏大学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干旱区分会副主任委员，宁夏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入选者，宁夏乡村振兴智库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与资源利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等。

核心观点：将能源优势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是资源富集区乡村振兴途径。

能源富集区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储备区域，其中大部分区域具有典型的能源富集、生态脆弱、乡村贫困的复合特征。如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战略需求前提下，依靠科学可行的乡村治理途径，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亟需培育乡村新型经营主体，并与当地群众建立紧密利益衔接机制；推动能源产业与地方特色产业联动，将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利用矿产资源产权改革政策红利，让老百姓从矿产资源开发获得更多实惠。

（1）培育乡村振兴的新型经营主体。乡村振兴完全依靠留守农民并不现实，未来农村发展必将依靠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伴随着能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能源开发带来的土地退化、塌陷、地下水位下降等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城市拉力与农村推力并用，使得农村大量人口向矿区和城市转移，人口空心化演化为人口、土地、技术、产业、服务、文化和公共设施的整体空心化。因此，能源富集区乡村振兴必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新型经营主体和当地群众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鼓励青年大学生回乡、务工群众返乡、城市乡贤下乡创新创业。

（2）推动地方特色产业与能源产业联动。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发展目标提供支撑。能源富集区乡村振兴必须推动能源产业与地方特色产业联动，将资源禀赋优势充分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12]。产业联动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体现。能源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对当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资金技术等各方面进行多方位支持。另外，推动乡村产业多样化发展，将高端休闲、康体养老等新兴产业与现代农业相结合，运用电商平台，扩大特色产品的交易半径。

（3）充分发挥矿产资源收益支持乡村振兴。充分利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资源税制度改革的政策红利，探索矿区乡村以土地使用权、资金、资产、劳动、技能等多种形式入股矿产开发企业，建立长效分红及共同发展机制，形成能源企业与当地群众利益共同体，实现老百姓参与能源发展与乡村建设，充分调动利益相关方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探索利用矿产资源收益用于能源开发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持续推进能源富集区生态治理工程，创新资源生态福利分享机制。

（4）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引领有效衔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引领作用，激发出农业农村的内部活力。只有将政府主导和市场引领有效衔接起来，才能使“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落到实处。对于能源富集区，资源开发、收益分配等诸多因素都与市场密切有关。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就要利用好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引领这两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合力，充分发挥好乡村振兴所涉及的“人、钱、地、业”四要素作用。

王成

博士，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地产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地理学会监事长，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勘测规划院科技发展顾问，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乡村人居环境。

核心观点：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营建“天人合一”乡村家园，重塑乡村民俗文化品牌。

西南地区乡村发展既面对着地形复杂、人口稠密、多民族集居等现实特征，又受制于生态环境脆弱、基建公服短缺、摆脱贫困难度大等现实困境。针对这一客观现实背景和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挥资源禀赋丰富、山水田园空间别致、多民族文化璀璨的资源优势，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是践行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1）以特色资源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茶桑林果、花卉苗木、烟草中药、橡胶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山地生态养殖为依托，打造特色、特优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利用各地形区气候差异，构筑跨区域的季节性康养产业格局。发挥政府行政组织、财政支持和政策倾斜优势，积极引导乡村土地流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先进技术和管理实践的应用范围，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扩大规模、增加数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充分挖掘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合作”和稳定收入功能，保持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发挥其辐射带动能力；大力推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三变改革，变现农户“隐性资产”，吸引更多农户入社，稳定并拓展生产经营主体间利益联动机制，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增强乡村内生动力，为西南地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经济支撑。

（2）以独特山水田园空间为基底营建“天人合一”乡村家园。针对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发育下的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问题，以生态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为基础，加强土地整治，改善土壤质量，尽量将耕地坡度控制在25°以内，增强土地生产力与抗灾能力。将乡村规划中的管控要点与“天人合一”的传统乡村文化和建筑理念相耦合，落实高山生态移民和扶贫搬迁，整合乡村生活空间，突出巴蜀农耕文化下的合院建筑、川滇高原游牧文化下的邛笼建筑以及云贵渔猎稻作文化下的干栏建筑等特色风貌，并在完善路网骨架和电力设施的基础上，极力保证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全乡村覆盖。

（3）以多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重塑藏羌和苗疆等乡村旅游新品牌。利用西南地区彝、白、壮、傣、苗、回、藏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特色下保有的原生自然风光、别致民居、多样民族文化、古老农事庆典和传统习俗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原生态环境、传统民俗文化和少数民族风情“三位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围绕黑陶、蜀绣、蜡染和石桥古纸等多民族特色文化产品，拓展乡村旅游商品市场；依托各民族多样的建筑风格、绚丽的歌舞文化发展乡村名胜游、古村古镇游、民俗游、传统农业体验游等多形式、高品位、有内涵的乡村旅游项目。在保护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重塑多民族“一体多元”的共生格局，树立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加速乡村贫困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带动乡村振兴、实现生活富裕。

杜国明

博士，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土地资源利用与评价梯队带头人，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农村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重塑城乡格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与特色农业，优化乡风民俗。

东北地区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少数民族多聚边陲，乡村文化别具一格，城乡结构二元分割。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必须在协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分类推进、有序前行。

（1）东北地区的乡村可分为农区、垦区、林区、牧区、郊区、边区等多种类型，人地关系各不相同，产业结构差异较大。要区分村域类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分别探究不同的乡村振兴之路。要撤并空心村、孤立村、偏远村，重构城乡体系，促进人口集聚，打造新型社区，推进乡村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与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建设，防止人口过度流失，适当吸引在外地务工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推动构建交通互联、人口互流、资金互投、信息互享、产业互补的城乡关系。

（2）作为商品粮基地，要充分利用耕地面积广阔、人均耕地面积多、地势平坦的优势，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规模农业、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要充分利用生态环境较好的优势，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特色农业，整合农产品品牌，实现优质优价，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要充分利用国营农场多、农业科技发达的优势，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提升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仓储业、物流业以及电子商务，延长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大力发展循环农业，促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农业生产的绿色化水平，保护农业生产环境。要推进农业贸易，发展跨境农业，充分利用邻国农业资源，开发邻国农产品市场。

（3）要充分挖掘各少数民族文化、闯关东文化、北大荒文化、知青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塑造既与中原文化在形态上有所区别又在思想上内涵一致的东北文化，提升东北地区对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要充分利用冰雪文化、服装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舞蹈文化、狩猎文化等文化载体，丰富文化内容，更新文化形式，提升文化品位，营造文明乡风。要培育乡村能人，树立乡村贤士，注重典型示范，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要加大普法宣传，延伸法律服务，化解法律纠纷，增强法治观念，不断提升乡村法治水平。要规范农村民主选举，推进机动土地、争议土地、开荒土地确权，解决内迁人口、出嫁人口、临时婚姻等户籍管理问题，不断提升乡村自治水平。

（4）作为国家级商品粮基地，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农田防护林建设、农业防灾体系建设，加大各种农业补贴力度，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积极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强面向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主体倾斜，以实现农户与现代化农业的有序衔接。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通过双方共同设计开发，共同承担项目风险，投入到乡村办公益项目。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落实和完善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明确政策边界。要创新政策机制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增加粮食输出补偿，充分利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耕地跨省异地补充等政策，积极争取外省资金投入。

图源：pixabay

李伯华

博士，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与人居环境建设。

核心观点：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时空过程和生态复合过程。

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当前亟需解决两大认知问题，即认识到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和多维目标特征。将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从自组织转型和他组织介入两个维度去考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系统，深入探索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时空过程和生态复合过程，为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关键性地位。在乡村振兴的20字总要求中，“生态宜居”被排在第二位，可见其重要程度。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强调农村人居环境是一个突出的短板，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13]。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回应乡村居民渴望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和对美好生活无比向往的呼声与期待，需要突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综合带动作用。

（2）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应解决两大认知问题。一是认识到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可看作是一个不断运行的开放系统，系统的转型升级和质的飞跃主要依靠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同时，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时空过程和生态复合过程，需要从地域空间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多元主体环境四个维度构建系统结构。二是认识到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多维目标的统一。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乡村居民从物理空间需求向生活质量需求的转型、从单纯的聚落环境治理需求向多元的生态服务功能需求转向、从单一的传统文化传承需求向多元的文化融合发展需求转型。

（3）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离不开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和科技创新。当前阶段，作为顶层设计的政策引导尤为关键，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乡村，从自组织转型和他组织介入两个维度去考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系统。在此基础上，根据人居环境建设的内容，拓展融资渠道和建设模式。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适当超前的启用现代网络技术，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动态化和信息化管理。

曲衍波

博士，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可持续利用与乡村发展。

核心观点：立足乡村发展和人地系统特征，培育并推广多元化乡村振兴模式。

山东位于黄淮海腹地，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空间格局的差异性显著[14]，多元化乡村样态发育、问题显化。全面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和区域性特征，按照攻坚克难、因地制宜、合理有序的准则，遵循“问题导向—精准定位—多元路径—示范模式”的逻辑框架，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可持续性乡村发展。

（1）问题导向定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创造了不少乡村发展经验，如贸工农一体化模式、新型农村社区模式等，是全国乡村改革发展的“桥头堡”。新时期，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还存在着明显的“六化”问题，如乡村空间格局分散无序、村庄“空心化”，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度不够、产业结构失衡化，居民收入来源单一、生活质量低端化，乡村传统风俗根深蒂固、文化形态陈旧化，乡村卫生环境设施不完善、生态环境污损化，乡村治理能力薄弱、基层组织软弱化。基于问题导向，应该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实现“生产美产业强、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为主要目标，统筹乡村生产、生态、生活、社会、文化一体化格局，探索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多要素协同发力的兴村模式，以“三生三美”打造具有山东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2）面向需求谋路径。立足全省乡村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人文环境等要素的地域差异和建设集约乡村、共富乡村、绿色乡村、人文乡村、乐活乡村、和谐乡村的现实需要，应该科学制定“分类型、按步骤”的差别化乡村发展战略，重点重构城乡融合联动的立体式乡村发展新格局，打造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旅游等产业协同的乡村发展新业态，优化山、水、林、田、湖生命体健康稳定的乡村宜居新环境，培育党政、高端、专业、实用等类型多样的乡村人才新梯队，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焕发公德、道德、美德和品德全面增强的乡村文明新气象，逐渐形成“格局重构—产业转型—生态宜居—人才培育—组织善治—文明兴盛”综合的乡村振兴有效路径。

（3）因地制宜育模式。在主体功能区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引导下，针对省内平原、丘陵、山区、沿海、水乡等不同地域的乡村资源禀赋和特色风貌，各地应借助政策扶持、工程建设等手段，积极培育彰显人地关系地域特征的乡村振兴典型模式。对于已经成熟的通过为农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高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兴村模式[15-16]、百强企业反哺惠泽民生的邹平西王村工业兴村模式、“乡村扶贫工程”打造的临沂朱家林红色文化旅游田园综合体兴村模式、“海上粮仓”建设形成的胶东现代渔业园区兴村模式、农村电商示范县创建孵化出的菏泽淘宝村电商兴村模式、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等行动计划促进各类组织群体向农村集聚的人才兴村模式、“乡村儒学推进计划”促成以曲阜市乡村儒学教育基地为示范的文化兴村模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国土绿化行动形成的“山水林田村”生命共同体兴村模式、以“主题党日”“三会一课”为载体探索出为民服务的济南三涧溪党建兴村模式等，应明确适用条件、扩大推广范围、发挥联动效用，通过“典型反映特征”和“以点带面”的方式，绘制和丰润乡村振兴“齐鲁风情画”。

 李红波

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与城乡发展。

核心观点：探索乡村发展逻辑，培育乡村多功能，增强乡村韧性，全面振兴乡村。

以苏南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在探索乡村转型、破解乡村发展之道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发展实践和理论探索，从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越来越强调乡村的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新时代的乡村地理学应积极转变以适应现实需求，形成乡村地理学理论与乡村振兴实践的双向互动。

（1）苏南地区乡村发展之路映射中国乡村转型过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苏南乡村地区较早开启了乡村现代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形成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苏南模式”，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小城镇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乡村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必要的历史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工业的复苏尤其是园区经济、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苏南模式”逐渐走向萧条并转型升级，在空间上体现为零散低效的乡镇企业逐步向集约高效的工业园区转移。21世纪以来，“三集中”政策给予充分的空间响应，苏南乡村进入新的快速重构时期。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诸如田园特色消失、乡村社会衰微等现实问题。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以及苏南地区整体发展的转型升级，建设立足乡土社会、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的特色田园乡村是全社会的共识，更加强调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价值和功能。

（2）乡村的多功能认知是乡村转型的逻辑核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功能由最初围绕农业生产逐步扩大到向社会提供各类商品化和非商品化产品，在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到融合共生的背景下，过去以弱化乡村性、强化城市性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应更加转向以乡村空间多功能分化为核心的多元路径，实现从线性发展到非线性分化发展的转型。但城乡融合背景下各种要素的加速流动也导致了乡村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乡村聚落景观、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意象等也都在经历深刻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因此，应关注乡村空间系统在经历来自内外部冲击时的持续性、适应性和可转化性，即从韧性视角对乡村转型发展进行研究[17]，并挖掘多功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当前，江苏省已经推行村庄分类引导发展，在综合分析自然村落发展条件和潜力的基础上，通过推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在整个社会中的价值与地位，注重社会民生与生态文明，留住乡愁记忆。

（3）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地理学的发展带来新契机。乡村振兴为乡村地理学提供丰富的实践，乡村地理学为乡村振兴的落地实施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青年地理学者应该积极推动乡村地理学的发展，使学科范式尽量贴合社会现实，形成相互推动。中国乡村正处于持续重构期，尤其是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呈现出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结构混杂化、空间结构网络化等一系列特征。因此，在认识上，需要对乡村概念进行辨析与修正，回答“何为乡村？”的现实问题，呼应西方学界对“后乡村”的认知[18]，强调“乡村性”不是先存的，而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乡村空间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动态的网络；应该关注“他者”而形成多元化话语，不是一味强调支配性的权威决策，充分认识乡村概念的演化过程和内涵特色，注重乡村的多尺度、多维度空间重构机制研究。总之，青年乡村地理学者要强化基本理论，阐释基本内涵，扎根基层田野，形成更接地气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体现出地理学的社会服务价值，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为乡村发展助力。

图源：CC0

许家伟

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经纬》编辑部副编审，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全国地理学研究生联合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精准扶贫。

核心观点：乡村振兴需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的衔接。

在“乡土中国”迈向“城市中国”的巨变中，乡村发展的未来及其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然而，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性，是理解历史演变与当代乡村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可能需要关注长时段视角VS短时段视角、地理环境VS经济社会、自下而上VS自上而下和一般性VS特殊性的关系。

（1）长时段视角VS短时段视角。城市恰逢有史以来最“繁荣”的局面，传统社会形成的以乡村为主的空间叙事几近崩溃，新的空间秩序尚未建立即告危机。高速城市化导致城乡社会空间断裂和历史文化逐渐走向消亡。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时空环境出发去探讨问题，不能脱离特定时空即具体时代条件，需将视野放宽至中国国情的历史长河中分析判断。仅以短期的、局部的现象判断其走向和命运，再加以视角的偏颇，结论不能令人信服，特别是不能盲从被片面理解的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对世界上唯一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传统，更要重视其长期延续的内在动因。基于长时段理论考察中国乡村发展的过程，从历史视角厘清自然演进与急速推进之间的异同，有望弥补传统短时段分析所带来的视野局限。

（2）地理环境VS经济社会。现今，“地理环境决定论”似乎受到了彻底地批判，“人定胜天”成为推动人类前进的普遍意识，即使在强调“人地关系”的话语情境下，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等“人地失调”的现象越发严重。为了理解乡村发展的当下和历史现象，地理环境需要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乡村发展具有适应经济社会变动的能力，周而复始的毁坏和重建就是绝佳体现。政治变动、朝代更替，大规模战争和自然灾害都足以破坏乡村发展的演进，但只要影响演进的方式不变，就会在原有的废墟上重建。在这种情况下，地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了一种手段，给了我们重新思考的空间。

（3）自下而上VS自上而下。长期以来，乡村发展已经习惯了“自上而下”的俯瞰，并未真正发掘出乡村自身的力量，从而缺乏“自下而上”的仰视。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国家政策层面逐渐强调政策引导下“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摸石头过河的结合。中国乡村发展的重新起步从小岗村走出，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农民智慧”，“乡村振兴战略”明确地重新肯定了农民的创造能力，摒弃了“城市偏向”和“忽视乡村”的发展思维，既包含对过去乡村发展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包含对西方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思考和规避，更包含对未来乡村发展前景的新设想，是对中国乡村发展模式的新构思，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自上而下”缺乏微观尺度和“自下而上”缺乏宏观思考的缺憾，并为重新认识中国乡村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历程中的基本价值提供了契机。

（4）一般性VS特殊性。中国城镇化过程主要不是由农民到市民一步完成的，而是主要由先从农民到农民工、再从农民工到市民这样两个阶段转移来实现的。乡村发展既离不开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也离不开中国特定发展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均处在大转型背景下，判断中国未来乡村发展趋势、分析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难点，既需要借鉴国际发展经验，也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发展阶段变迁、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体制机制改革等发展条件转变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中国独特的生育政策、户籍政策、精准扶贫等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对乡村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在进行个案研究时，需要把研究区放在更宏大的历史和区域背景之下，探索和发掘对整个中国的样本价值。这对整个中国乡村发展、甚至人口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均会产生积极影响，更为与西方乡村研究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更多便利。

贺艳华

博士，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城市与区域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

核心观点：在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作用下振兴乡村发展。

以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激发乡村经济活力，优化乡村功能空间，构建可持续乡村社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小城镇传导功能，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促进城乡功能协同转型；加强规划引导，有所为、有所不为，“兴”与“保”并重。

（1）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激发内生动力。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016美元/人，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国民生活需求从温饱、小康阶段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转变[19]。这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城乡差距的长期存在，加速了农民向城市涌入，也导致了乡村聚落空心化、劳动力流失以及农地抛荒等问题[2]。因此，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兴”，即让更多的农民享受振兴成果，全面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从而吸引更多的人留在乡村，赋予乡村可持续发展活力。因地制宜地发挥乡村资源优势，激发乡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稳定就业与持续增收，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基本保障；构建交通便捷、规模适中、功能完善、邻里和谐，集居住、教育、医疗、购物、生态休闲、农业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可持续乡村社区，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20]。

（2）以城带乡，促进城乡功能协同转型。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其发展紧密关联、相互影响，只有城市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同步推进、城市与乡村协同转型，才能实现区域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以城乡融合为导向的乡村振兴发展，一要促进“中心城市—中心镇—中心村”协同发展，依托交通、通讯设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立起高效的联系网络，充分发挥城镇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公共服务功能以及商贸、金融、物流、休闲娱乐等经济功能向乡村地区的逐级延伸，借助远程网络、培训讲座、企业合作等方式加强城市对乡村的知识与技能传播；二要发挥乡村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多元价值，促进农业多样化与多功能转型，在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旅游服务、生态服务、体验服务、养老服务功能的同时，增强农业经济综合效益及其自身抗风险能力。小城镇作为城乡之间的中介和纽带，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小城镇建设，不仅可以为城市经济与服务向乡村地区的延伸提供支点，还可以促进乡村人口的就近城镇化，有效缓解城市人口过度集聚与乡村人口过度流失之间的冲突。

（3）加强规划引导，“兴”与“保”并重。乡村振兴，应坚持规划先行，而规划的编制，应深思而后行。规划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行动纲领，其质量直接决定乡村振兴的成效。一个缺乏理论支撑、缺乏地域特色、没有民意调查、没有可行性评估的规划，不仅不能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更有可能加速乡村衰退。乡村振兴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规划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设计振兴路线，更重要的在于形成约束框架以保护乡村景观生态与文化。一个科学的乡村振兴规划需要科研工作者、规划设计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居民共同参与。科研工作者与规划设计者应积极推动乡村发展理论研究成果在规划实践中的应用。

马利邦

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与乡村地理。

核心观点：乡村振兴要力求“城乡互动与融合”，提升“自主脱贫”的能力。

西北地区乡村普遍存在“多元性”“分散性”“落后性”和“贫困性”特征。乡村振兴要力求“城乡互动、城乡融合”，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多元性”特征下形成的粮食主导型、文化传承型、乡村旅游型及生态保护型乡村要因地制宜，谋求与自身条件和特色相切合的发展路径与模式。

（1）乡村振兴要力求“城乡互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不是“两个阵营”。西北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城乡要素市场割裂、联系较弱，城市带动乡村的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城市资源、理念、技术、市场经济结构等对于乡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要建立城市反馈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积极增强城乡要素互动。通过公共财政、价格杠杆等手段，构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对西北农业现代化的拉动效应，推动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向农业流动。加快城乡投资一体，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等有效措施，克服市场不足和促进资源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与流动。

（2）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自主脱贫”。西北乡村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472个县级行政区中的43.33%为国扶贫困县，贫困的主要载体是乡村，贫困的主体是农民，形成“县贫+村贫+民贫”的特征，“贫困陷阱”现象普遍。在开发式扶贫、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传统扶贫模式的指引下，提出“扶志+扶技+扶智”相结合的策略，探索“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财政＋金融＋贫困户＋企业（合作社）”等“自主脱贫”的精准扶贫新模式，通过舆论引导、技能培训、资金支持等举措，增强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

（3）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模式要因地制宜。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和民族构成的“多元性”造就了地域人居环境和经济类型的“多元性”，形成与农耕区、游牧区及多民族聚居区相适应的定居性、移居性及“小聚居、大分散”的乡村聚落格局，进而对乡村结构、形态及类型产生影响。西北地区粮食主导型、文化传承型、乡村旅游型及生态保护型乡村要因地制宜，谋求与自身条件和特色相切合的发展路径与模式。粮食主导型乡村要突破小麦、玉米等偏好的种植模式，向特色鲜明和附加值更高的“小杂粮”种植转型；文化传承型乡村要充分发挥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复兴和活化优秀传统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民族宗教文化等，给予乡村文化内涵和发展动力；旅游型乡村要发挥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优势，围绕生态旅游、乡土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培育新的乡村产业增长点，提升产业发展能力；生态保护型乡村要通过适度的生态移民和村庄布局调整，解决生态压力过重、人口和居民点高度分散、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昂、运营维护困难等的矛盾。

李智

博士，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乡聚落体系与城乡相互作用、微观尺度村落空间演变。

核心观点：科学合理的城乡聚落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途径，科学合理的城乡聚落体系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切入点，探索多元尺度下城乡聚落体系的优化模式对于推动京津冀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推进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须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路径。京津冀地区既有北京、天津这样的大都市，又有冀东沿海平原、冀中南平原区，以及冀北与冀西的燕山、太行山地区，乡村聚落类型多样，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矛盾突出。城镇和乡村是彼此共生的关系，城乡共同构成密切联合发展的有机整体，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它们之间不断流动，城镇空间扩张与乡村空间收缩是同步发生的。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联系日益加深，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途径。因此，推进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重塑城乡关系，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路径。

（2）科学合理的城乡聚落体系是推进京津冀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城乡聚落体系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城乡聚落按照一定的组合方式，共同构成的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21]。作为一个地域空间系统，它具有结构和功能两种基本属性，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结构—功能”相互适应的矛盾运动关系。只有城乡地域空间系统在“结构—功能”上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城乡聚落体系，从而有效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京津冀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3）选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切入点，探索京津冀地区城乡聚落体系的多元优化模式。城乡聚落发展条件不同，城乡融合发展并非追求城乡均一化发展[22]，而是追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基于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理学者须立足京津冀地区实际，遵循城乡聚落体系“结构—功能”相互适应的逻辑关系，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切入点，从“大都市—城市—小城镇—乡村”多尺度视角出发[23]，构建城乡聚落公共服务可达性评价方法，探索城乡聚落体系的多元优化模式，以期促进该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乔陆印

博士，山西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源型地区的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

核心观点：外源性要素（政策、资金）嵌入是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

资源型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具有区域特殊性，在共性的国家公共政策供给下，特殊的外源要素嵌入对乡村振兴十分必要。聚焦乡村产业重塑与转型，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来替代围绕资源开采而形成的产业体系，激发乡村动力与活力；重点推进村镇空间体系格局重构，培育乡村振兴增长极，强化乡村生态环境重建力度，为乡村绿色生态产业创造条件。

资源型地区是指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与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地域空间，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从全国层面看，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重工业偏向的产业结构、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制约了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进程，最终演化成为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1]。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资源型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具有区域特殊性，因此乡村振兴与转型发展的路径模式也将体现出差异性。

（1）乡村发展问题。一是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利用，一业独大问题突出，如山西省2016年底采矿业及矿产加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76.6%①，区域产业转型发展困难；二是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乡村地区许多服务于大型煤矿、钢铁或化工企业的民营企业、小微型企业纷纷倒闭，特别是货物运输及汽车修理业、餐饮与零售等服务业受到强烈冲击，农民就业增收困难，城乡居民生活压力明显增大；三是农村生态环境不仅受到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垃圾污水的影响，而且长期的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生态重建更加困难。当前，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战略下，资源型地区乡村转型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2）乡村振兴路径。从城乡关系视角看，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基本驱动力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导向的制度供给与机制创新，基本要求是实现城乡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资源型地区城市转型乏力，辐射带动能力弱，乡村发展基础薄弱，内生动力缺乏，城乡地域系统正处于内卷化或衰退状态。因此，适宜的外源驱动力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的外源驱动力包括特殊的政策供给、外部的资金资本、积极的激励机制等。通过外源要素嵌入，乡村系统内部积极改善硬条件、营造软环境，从而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

（3）乡村振兴措施。具体来看，产业兴旺是基础，有条件的村庄可根据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与物流业，以三产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围绕资源开采而形成的产业体系，重塑乡村发展新动能，激发乡村活力，实现产业转型与乡村振兴。同时，必须强化生态宜居的重要地位，将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有机结合起来，部分地处采煤沉陷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生态环境脆弱、山庄窝铺等区位的村庄，通过产业布局引导、易地扶贫搬迁、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优化村镇体系格局，培育乡村振兴增长极，修复与重构乡村生态环境，为乡村绿色生态产业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将乡风文化与治理有效紧密结合，重塑乡村组织与治理体系，注重平衡村庄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创新治理方式，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与文明和谐。

图源：CC0

曹智

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黄土高原乡村转型与发展。

核心观点：基于乡村发展的时空分异规律和发展现状确定乡村振兴愿景和路径。

乡村发展遵循地域分异规律和时间分异规律，乡村振兴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应把握乡村发展的时空分异规律，结合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明确乡村振兴愿景，因时制宜，制定乡村振兴路径。

（1）把握乡村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结合乡村资源禀赋，明确乡村振兴愿景，特别要注重现有专业村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据“点—轴系统”理论，以“点—轴”式空间结构模式对社会经济客体进行组织可以得到区域最佳发展[3]。乡村振兴实施与推进仍符合“点—轴系统”理论规律，需形成乡村振兴水平差异化认知，支持中心村镇发展和培育，强化对周边村镇的扩散带动效应[1]。专业村镇以专取胜、以特见长，适应了市场经济规律[25]，在全国大部分乡村呈现衰弱趋势的背景下，仍持续保持发展活力，是众多乡村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大浪淘沙、物竞天择”的结果，在中心村镇遴选中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当前绝大部分农业区[5]专业村镇分布主要受市场因素的影响，甘新沙漠高原区和云贵高原区受区位要素作用明显，青藏高原区受地区经济基础因素作用突出，黄土高原区、华南热作区、云贵高原区等区域受地形因素作用突出。对于不同地区具体的某个乡村而言，应结合区域乡村发展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以及乡村产品资源、市场资源、人力资源、人脉资源等资源基础，确定乡村振兴功能定位和预期愿景。

（2）把握乡村发展的时间分异规律，结合乡村发展基础，制定乡村振兴路径。乡村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依据乡村地域结构认知[26]，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实践[27-30]发现，乡村发展大体分为以“耕地平整集中、提高生产效率”为特点的工程化、以“种植结构调整、增强发展动力”为特点的非粮化、以“非农产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为特点的非农化和以“提升村镇功能、促进集约发展”的城镇化四个阶段。由于资源基础、区位条件、市场规模、内生动力等因素的差异与变迁，乡村发展阶段存在跃迁、并行、不全、退化的现象。

根据乡村发展中政府、企业、个人等不同主体作用强度，每个阶段可细分为“某一主体强烈干预”的初始阶段、“主体分工逐渐明确”的过渡阶段和“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成熟阶段。基于四个阶段的启动特征，乡村振兴的路径包括土地整治集聚路径、特色产业发展路径、产业平台集散路径和城镇功能集约路径。对于具体的某个乡村而言，应结合基于地域分异规律确定的乡村振兴愿景和当前乡村发展基础，选择和细化乡村振兴路径。

戈大专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

核心观点：协调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的耦合关系有利于保障乡村人地关系的可持续转型。

协调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关系是保障传统农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科学问题。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强化传统农区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构建传统农区梯度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以农村宅基地利用有序转型为依据，合理确定城乡聚落体系是协调传统农区城乡关系的重要内容。

（1）协调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关系为平原农区乡村振兴创造有利条件。传统农区“人多地少”的乡村人地关系紧张格局是限制乡村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不同乡村人地关系转型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乡村人地关系形态，而土地利用形态的演变过程正是乡村人地关系演变在空间上的映射[31-32]，乡村人地关系的协调演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环节。传统农区“居地无业”和“人地分离”的困境正是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失调的重要表现。

因此，破解传统农区人地关系失调矛盾的关键是构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协调推进的合理路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二者协调推进为保障传统农区乡村人地关系可持续转型创造条件。

（2）合理推动传统农区耕地利用转型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兼业化、从业类型多样化和农户组织离散化，乡村生产状态与农户生计体系不断演化。传统农区耕地利用转型滞后于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成为限制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障碍。应以耕地利用转型为依据合理评估传统农区差异化的农户生产组织规模。发挥耕地在平衡乡村人地关系矛盾中缓冲作用，进一步创新耕地的资产和资本等隐性价值的实现方式，推动耕地利用方式可持续集约化和专业化。

（3）构建农村宅基地利用有序转型与梯度城镇化战略是协调传统农区城乡关系的重要内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从事非农业生产，然而第一代和第二代走向城镇的农户实现城镇化的难度较大，“城乡双漂”仍是传统农耕区农户未来一段时间内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农区乡村有效城镇化率较低[31]，完全依靠城镇化来解决传统农区的振兴难题并不可取。合理推动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为推动农区乡村极化战略[32-33]，构建城乡聚落体系创造条件。

此外，传统农区的振兴道路需要更长久的战略耐心，尝试建立“下层疏导，通道顺畅，上层包容”的梯度城镇化实现路径，为健全农户实现城镇化的多级梯度方案创造条件。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与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相互补充，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大拆大建”，应给与乡村更多自我更新和完善的机遇，赋予农户更多自我决策的城镇生存权力，有利于构建更和谐的城乡关系。

屠爽爽

博士，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与土地利用。

核心观点：依托土地整治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助推乡村振兴。

城镇化背景下以人口、土地、产业为核心，中国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经历了显著变化，并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土地整治是调控新时期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关注土地整治的多元价值和衍生功能，科学管控土地利用形态，对于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空间格局、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乡村振兴是为应对乡村内部要素流失与衰退而提出的旨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复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其核心目的是系统构建人口、土地、产业等多种要素的协调发展格局[2]。乡村重构的实质是行为主体通过干预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31]。

（2）科学管控土地利用形态助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重构包括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个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维度[31]，其中空间重构肩负着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供场所支撑的作用。土地利用是空间的具体表现形式，空间重构的有效实施与土地利用形态的管控密切相关。主管部门应充分考虑区域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和即将步入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工程技术等手段，适时调整土地资源管理的相关制度和措施，以增强土地资源管理决策的科学性[34]。

（3）关注土地整治的多元价值和衍生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土地整治为补充耕地数量、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和城市发展空间做出了重要贡献。乡村振兴视角下土地整治的目标应从“以地为本”的单要素调控向“人、地、业”多要素协调耦合的综合整治模式转变，整治功能应逐步向繁荣乡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保护生态环境、传承乡土文化等衍生功能转型[33]。在开展土地整治的过程中，统筹空间优化与产业发展，统筹物质振兴与人文振兴，按照分类施策的原则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模式与路径[33]。

特约召集人    陈秧分

博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科院“青年英才培育工程”首批院级入选者，研究方向为乡村产业发展、国际农业经济。

核心观点：农业的充分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与关键任务。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加之农业承载了食品安全、社会稳定、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属性，决定了农业的充分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基础，需要得到各个层面的高度重视。

（1）农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基础地位。农业既直接为社会大众提供农产品，也可为非农产业发展贡献原材料以及劳动力、景观等其他要素资源。尽管中国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已不足10%，但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仍接近30%，总数约4亿人。对于广大传统农区、欠发达地区、中低收入农民群体，农业仍是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在农业竞争力偏弱、农民增收趋缓、农业缺乏吸引力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背景下[35]，乡村振兴需要把农业的充分发展放到优先位置，尤其需要避免因引入非农产业而舍本逐末忽视农业本身的发展。

（2）农业充分发展需要解决好四个主要问题。一是农业产业范畴问题。农业不仅是狭义的传统种养业，更包括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村电商、农产品加工等多功能农业，藉此拓宽农业的市场价值空间。

二是农业发展主体问题。在“农业后继无人”的发展隐忧中，既需要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也需要处理好公司与小农的关系，提高小农的主体地位，藉此提高农民的参与性和获得感。

三是农业发展路径问题。中国地域差异显著，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等发展环境迥异，对应的发展路径也应有所差别，因地制宜选取以竞争力为导向的规模农业、以综合效益为导向的特色农业等发展模式，凸显区域竞争优势。

四是农业发展目标问题。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农业农村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农产品供给、农民增收、生态保护等发展目标经常难以同时实现，将乡村主体的幸福指数作为最终的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或可兼顾社会、经济、生态等多重属性，值得探索与尝试。

（3）农业充分发展的主要保障途径。通常讲，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在当前阶段，加大政府投入仍是绕不开的话题，加大核心基础设施、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等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则可更好地提高财政投入效果。积极推进“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社”等产业组织模式，有序推动立足农业的农产品加工、商贸流通等产业向县、乡、村布局，可将更多的产业链增殖留到县、乡、村，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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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李郇

审核：刘晔

终审：邓孺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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