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交通治理与空间重塑专家观点

后疫情时代世界和国内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城市交通规划也需要思考如何适应时代而变革。

其中两个重要方面特别需要关注：其一是全球供应链所发生的重构倾向，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强化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发展策略；其二是十四五规划中，国家首次将“韧性城市”的概念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之中，明确提出：建设韧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相应于此，城市交通规划一方面需要在城市群范围内研究运输枢纽与新型产业承载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系问题，以及与此关联的港城融合问题，以构建供应链领先高地来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另一方面需要研究在基础设施网络、运输组织网络，乃至城市交通治理的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系统韧性问题，特别是围绕城市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基本保障，以及城市空间活动模式的可持续性，研究交通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问题。

这些研究工作，需要紧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落地实施过程，以及十四五规划的制定而展开。

后疫情时代的城市交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交通系统的供需平衡需要通过土地利用开发、交通设施建设、交通运行组织、交通管理控制、交通政策制定等全过程的一体化来实现，也就是要做到精明交通规划、精致交通设计、精细交通组织、精准交通管控，而要做到“全过程一体化”、“四个精”，需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城市交通系统决策支持平台来支撑，譬如说城市交通大脑。

但是当前各城市正在建的城市交通大脑，已经让一些互联网企业带错了方向，城市交通大脑被做成了向领导汇报、供同行参观的展示平台，甚至是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推销平台，完全没有了城市交通优化的决策支持功能。

我们认为，单纯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不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大数据必须依靠交通模型，这些数据才有意义；人工智能必须结合交通技术，人工智能才能发挥作用；新兴技术与交通技术的双驱动，才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所以，各城市需要建设的城市交通大脑，应该是真正服务于城市交通系统各部门业务工作的决策支持平台，是一个业务工作支撑平台，服务于城市交通系统的各类业务人员与交通管理者制定科学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城市交通大脑共享的平台上，通过统一的数据、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模型、统一的软件，实现交通规划设计、交通设施建设、交通运行组织、公共交通运营、交通管理控制、交通政策制定等的一体化，达到“四个精”的目标。

1）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后疫情时代综合交通治理和空间重塑应当考虑国土空间管制体系变化、国家交通强国发展新要求和防灾、应急救援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等新背景以及新时代综合交通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和发展路径的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更加关注低碳发展、安全发展、效率发展、集约发展和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发展理念引导、空间和综合交通体系融合以及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更加关注人和物的全出行链、全过程的绿色、安全、高效、便捷和经济，更加关注综合交通体系服务的多样性、可靠性和韧性。

2）丰富创新战略目标新内容。

交通治理与空间重塑的目标制定需要重点关注魅力国土空间、城市竞争能力提升、生态低碳发展、安全安心社会构建、活力高效城镇塑造、防灾应急救援等方面的新内容所关联的新目标。

3）迭代更新交通体系发展新策略。

构建多种主体参与、多元协作协同支撑的交通政策推进体制；引导绿色发展和低碳社会的形成，将有限空间资源的配给更多地向公共交通与步行、自行车方式倾斜；加强公共交通体系与空间布局、功能组织的协同融合，发挥公共交通体系支撑和引导国土空间紧凑集约布局的作用；着力提升基于公共交通主导方式的全出行链竞争力；道路空间资源的再分配，营造魅力、安全、品质和共享的交通空间；强化综合交通体系网络可靠性和韧性服务的建设。

后疫情时代的物流交通。无论是从疫情防控物资的应急保障运输，还是大家的居家隔离期间的吃穿用等，都离不开物流交通需求。根据有关数据，相对于民航、高铁等客运交通，目前全国物流业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但是有几个需要注意的显著变化：

一是物流从过去物流组织方式向供应链组织方式转变，由运输、仓储、分捡等模块化组织转向更强调流程化的管理。这不仅是为整体供应链的物资保障要求，也是物资在物流全流程过程中的卫生防疫信息追踪要要求。这点从近期冷链物流领域出现的疫情案例也可以看出来。

二是物流的数字化、智慧化、甚至智能化会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表现在大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等对物流需求的分析预测，这个数字化不仅是能力，也是资源；智慧化表现在物流技术装备上；智能化则体现在有了无人驾驶、无人机快递等。

三就是物流模式面临社区化生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疫情期间大家的网购需求、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与快递需求、以及现在倡导的15分钟生活服务圈下的智慧社区物流需求等。这些会对物流配送网络布局和配送方式带来变化，如柔性化的仓储、城市的共同配送、最后一公里的无人化配送等。这些对我们的物流规划、物流设施布局、居住区规划建设等都将带来机遇与挑战。

总体建议：以智能化为推手，着力打造城市韧性交通和智慧交通系统。

目前智能化公共治理能力相对薄弱。比如信息传导仍以单向为主，细颗粒的自下而上的信息报送机制的趋势严重影响管控与服务的精准度。再如，多数城市交通服务仍是单点突破的解决方案，缺乏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和平台，进而导致数据孤岛问题严重，出行数据资源及交通配套设施数据难以有效融合和统筹利用。

因此尽快打通多放数据壁垒，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实现政府、交通企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公众的多放数据融合及各主体的协同共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字追踪溯源平台。积极布局智慧科技，创新城市交通服务形式。更加智能化的新型交通工具；MaaS、定制公交等服务创新，精准规划、无缝衔接及结算结算。最终要培育多样化生态，增强城市交通系统的韧性。

总体建议：关注后疫情时代数据技术、轨道交通叠加发展对空间结构、空间活动基础逻辑的深刻影响。

第一，疫情过后数据技术和智慧城市加速发展，对城市空间发展前景可能产生结构性影响。视频会议、远程办公等技术加速发展和持续影响下，未来5-10年城市活动的基础逻辑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哪怕只有几个百分点，都会是很大的影响。如果说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带来还只是道路设施标准、枢纽布局方式等相对明确的改变，空间结构变化对整个交通运输组织的影响可能大得多，需要大家认真思考。

第二，疫情过后轨道交通加速发展叠加创新驱动，轨道引导空间重构将是空间发展主方向。当前一些城市新基建投入过万亿，其中轨道交通占比总体超过一半。创新驱动发展下，人口和产业可能向城市群、都市圈进一步集聚。前20年轨道引导了城市空间向城市群、都市圈的结构性演进，后20年随着数据技术进一步增长，从资本驱动和商业驱动角度，恰恰是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周边空间具有率先发展的可能性。数据技术从面向企业、平台级演进进展到面向家庭、个人演进的时候，空间上如果在轨道交通周边展开，建议大家深入研究分析轨道交通可达性叠加数据可达性的情况下，城市空间价值应该如何评判和定义。

1）重视个体出行需求上升趋势，引导短距离绿色出行。

经过疫情以后，私人出行需求的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将对我们长期坚持的“公交优先”理念产生巨大的挑战。从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希望出现大量的私人小汽车出行，应尽量引导短距离、绿色方式的个体交通。尺度适宜、环境优化的步行和自行车设施建设是吸引短距离绿色出行的基本保证。

2）重视城市与交通的耦合，建设韧性城市交通系统。

城市和交通之间一定要充分的耦合，不能太割裂，城市交通体系的建设和服务目标一定要多元化，避免单一。应促进职住平衡的发展，城市15分钟生活圈的形成，鼓励居家办公和错时上下班等措施，减少刚性的通勤出行，降低城市出行压力。使城市交通系统具有适当的冗余能力和足够的韧性

3）区别对待特殊化和常态化城市交通系统建设。

虽然新冠疫情对城市交通提出了很多特殊要求，但是应该注意区分特殊化和常态化的区别，应避免“特殊时期设施常态化”的做法，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过高的社会成本。

从后疫情时代的“时代”两个字谈起，对城市交通的空间治理话题来说，能够称得上时代话题的有两个空间，一个是都市圈空间，一个是生活圈空间。

对于都市圈空间来说，我们将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是能级的挑战，很多新兴的都市圈将面临千万人口以上规模对应的复杂交通问题；第二是腹地范围扩大的挑战，将面临相当数量的长距离出行的问题；第三是服务水平均衡提升与投入成本平衡的挑战。

对于生活圈空间来说，我们面临的转变更多的是规划理念的变化，第一是在生活圈内速度快不再是核心特征，相反低速成为关注点；第二是交通空间的独立性不再是核心特征，相反各种功能的混合成为关注点；第三是机动化交通不再是核心特征，相反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品质成为关注点。

面对着生态修复、存量发展和韧性发展的基本客观需要，城市空间重塑需要基于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和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找出具体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主线和关键环节。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交通客观上可以作为空间重塑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交通应该被赋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使命，承担更加复合的功能。

一是，融合创新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交通自身的系统性功能，营造社区生活圈、物流综合枢纽等高品质空间，为新技术、新基建提供应用场景，不仅可以促进创新产业发展，同时，也为交通高品质建设自身提供改革动力。

二是，引导城市空间重塑。充分发挥铁路和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的引导作用，以枢纽网络为依托，互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以枢纽节点综合开发为导向，调整详细规划层面的单元划分，与国土空间传导相对接，提升整体城市土地开发品质，促进城市和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推动交通空间重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变化，以及城市交通网络的变化，动态调整城市交通设施布局和功能组织，营造更具效率、更加人本、更具韧性的交通空间。

疫情步入常态化，城市交通需要在四个方面发力：

1）完善应急交通系统。 “常态化”决定了城市交通应急系统应在“临时性”特点上针对性的加以完善。疫情常态化的主要特点有：出行模式中采用私人交通方式的比重增大、被保障的运输主体从客运向货运转变，公共交通各方式的恢复速度不一等。

2）提升道路网络韧性。目前国内城市的道路网络密度普遍未达到8km/km2的目标，在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道路建设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城市都将建设重点转向轨道交通，既希望通过提升公交竞争力来缓解道路交通压力，也确确实实存在规避道路建设难度的原因。“密路网”的建设能有效提高承载力，同时也能提升韧性。在疫情突发情况下，交通压力向个体方式转移时， “密路网”特征的道路网络系统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3）重设非机动车和行人空间。疫情期间，相当一部分采用公共交通方式的市民不具备转向私人机动车的条件，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出行需求大幅增加，普遍存在空间不连续、路权无保障的城市非机动车和行人系统给本已郁闷的出行者带来极坏的出行体验。疫情常态化倒逼交通空间重设的迫切性，应落实健康街道、友好街道等理念，优化路权分配规则，优先高质量设计非机动车和行人空间，有效扩大15分钟生活圈的出行半径。

4）发挥设施“锁定”作用。盘活存量，既是当下国土空间规划的主旋律，也是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应积极将大数据、云计算等交通新技术，引入定量分析模型，从预测转向预报，针对各种正常和突发情况，精确制略、精准施策，实现设施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充分发挥既有交通设施的“锁定”作用。

1854年，英国伦敦发生霍乱疫情，约翰•斯诺医生通过基于地图的调查方法（Mapping）分析了个体患者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进而发现城市供水系统与霍乱疫情之间的巨大关联，促使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是城市治理与空间重塑的经典案例。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必将会对我们未来的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未来的交通治理和空间重塑的方向、思路、模式等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及积极探索。

一是，拓展微观个体出行时空流动性分析，聚焦微观个体涌现整体网络规律性分析。疫情期间我们也开展了此项研究，从个体视角出发，模拟微观个体在城市中的运动轨迹和疾病通过个体传播特征，自下而上构建城市活动和疫情传播的复杂系统模型，通过运动模块、传播模块和个体感染模块来推演城市复杂网络中的城市脆弱性，分析城市内部疫情感染规模、人群结构、扩散速度及时空分布等态势，可以对疫情发生前后及平时城市治理提供技术决策支撑。

二是，营造健康街道，建立上下联动、多方共治交通治理机制。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在社区层面的扎实落实给交通治理重心向基层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责任规划师（团队）是助力基层进行精细化建设和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应以社区营造的方法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逐步培育社区自治，搭建多方协作治理平台，促进多元主体参与街区更新与社会治理。

三是，倡导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交通规划学科基础研究和创新实践。交通治理和空间重塑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必须要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思维，要加快从多元的理论基础和视角来分析研究交通治理和空间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