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年
营造学社之后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综述
(下)
赖德霖
50年代中国建筑史最大的发展是美术史角度的研究。这一研究将重点从营造学社时期的年代鉴定问题转向设计方法问题。陈明达的《应县木塔》和其后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它也是中国建筑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最具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此前其他学者的研究偏重于“有什么”、“是什么”、“为何是”等问题,陈最先开始关注“如何是”的问题,即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原理,并在中国宋辽建筑“以材为祖”的设计方法问题上取得突破。今天以《营造法式》为代表的中国木构建筑营造法及其所包含的模数制设计问题已经成为建筑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在陈明达的基础上,傅熹年、潘谷西、何建中、张十庆、肖旻、徐怡涛、刘畅等学者在80年代以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断有新的修正、拓展和深化。傅还将模数概念扩展到对建筑群和城市规划的研究。王贵祥在中国建筑的设计原理方面也有重要发现,这就是唐宋时期木构建筑中檐高与柱高之间所存在的√2倍的比例关系。德国学者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更视中国建筑模数化生产为与中国美术史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由于中国8世纪以前的地上木构已经不存,笔者也曾试图通过分析汉代木棺椁的设计,以期发现中国建筑规范化设计并以构件尺寸大小为等级标志的早期线索。
从美术史角度研究建筑设计方法有多个方面和多个层次。如果说陈明达等学者对中国建筑设计方法的解释偏重于单体建筑和群体建筑设计和规划操作上的技术因素,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刘致平所著《中国建筑类型与结构》开始关注中国建筑因类型不同而导致的结构和造型差异。这种关注在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教材中成为论说框架。不仅注重中国建筑在结构上的时代变迁,还强调各种类型的建筑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是该书的主要特色。龙庆忠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对建筑设计中礼制因素的关注。贺业钜更把《考工记》所描述的周代“营国制度”视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礼制研究的主要学者还有李允鉌、孙宗文、傅熹年、潘谷西、杨慎初、于倬云、萧默和于振生等。李讨论了中国建筑群体的“门庭之制”,孙关注不同宗教和礼制思想在中国建筑上的反映,傅熹年对中国历代建筑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概括,潘、杨、于倬云对建筑群进行整体研究,潘、杨分别探讨了中国孔庙、书院建筑的形制及其发展,于倬云探讨了礼制思想对紫禁城设计的影响,萧探讨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中的“五凤楼”这一特殊形制的产生和演变。他还试图通过与出土实物北凉小石塔进行造型比较,在学界有关嵩岳寺塔建造年代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不同角度的证据。于振生则探讨了明清北京王府建筑所遵循的规制。此外,王世仁结合佛教造像对北京天宁寺塔的研究,钟晓青、何培斌分别结合《祇洹图经》对唐代佛寺的研究,王才强对隋唐长安规划原理的探讨,也都是美术史视角的体现。最近美术史角度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李清泉关于辽宋时期陀罗尼经的流行对丧葬习俗、墓葬建筑及塔的造型之影响的探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尝试揭示中国建筑的美学理念及所体现的宇宙模式,其中的代表学者有侯幼彬、王世仁、王贵祥、常青、王鲁民和程建军等。
视觉问题是设计方法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汉宝德首先运用西方维也纳学派的视觉分析方法解释中国建筑由唐宋辽风格向明清风格转变的视觉原因。80年代以后,张家骥对北京故宫太和殿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空间艺术的研究,刘宝仲对沈阳故宫崇政殿空间及中国建筑的研究也都以视觉效果作为着眼点。傅熹年则注意到了石窟寺佛像的观赏视角与唐代佛教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的关系。美国学者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也把辽代寺庙建筑藻井的出现与佛像陈设的空间设计联系在一起考察。
视觉问题更是中国景观学的核心问题。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童寯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苏州园林的研究,至50年代后,更有大批学者投身于中国园林的研究,成就突出者有刘敦桢、陈植、陈从周、周维权、郭黛姮、张锦秋、夏昌世、王毅、彭一刚、潘谷西、杨鸿勋、曹汛、卢绳、冯建逵和王其亨、何重义和曾昭奋、汪荣祖、冯钟平、陈薇、贾珺和英国学者Maggie Keswick及Craig Clunas等。当然这些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不尽相同,亦可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进行区分。
无论其是否符合近代科学原理,风水观念是中国传统建筑选址和设计思想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宿白在50年代的白沙宋墓的研究中首先注意到风水堪舆传统对墓地设计的影响。90年代冯继仁在此基础上将研究扩展到北宋皇陵。有关风水观念与中国建筑关系研究的另一位代表学者是王其亨。王在80年代对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明清陵墓建筑中风水和形势问题的研究从一个特殊角度揭示了视觉因素在中国建筑群体规划和设计上的重要地位。他对中国建筑禁忌和象征问题的重视还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近年王及其学生又将研究扩展到清代皇家建筑的主要设计者样式雷家族,并通过解读雷氏图纸和烫样对其设计方法、制图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继王之后,又有许多学者如何晓昕、程建军等对风水堪舆之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操作及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在技术研究方面, 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对真武阁的研究是结构学方法的继续,尽管他认为该建筑运用了杠杆结构的原理的结论后来并未被学界所接受。这种利用现代结构科学的原理分析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研究思路在陈明达和杜拱辰以及喻维国、郭黛姮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郭湖生在80年代初发表了有关《鲁班经》和中国古代城市水工设施的研究,他和张驭寰主编并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建筑技术史》汇集了他们自己以及近百位中国建筑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此前中国建筑技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后朱光亚对建筑技术的研究更开创性地发现了中国建筑屋架结构从举折方式转变为举架方式发生于明代中期;吴庆洲继续郭湖生的思路,将对中国建筑技术的研究扩展到城市防灾问题。从70年代起,杨鸿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中国早期建筑的结构、构造和工具,90年代李浈对木材加工工具与建筑构件造型关系进行了研究,罗德胤、秦佑国对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声学效果进行了研究,最近,赵辰和张十庆从建构方式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建筑的类型甚至进化过程,这些都是技术史研究方面的新思路。
总体而言,20世纪中国建筑史研究借助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美术史等人文科学,以及结构学、构造学、声学等技术科学,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世纪之交由刘叙杰、傅熹年、郭黛姮、潘谷西、孙大章分别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及萧默主编的上下卷《中国建筑艺术史》两部巨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些进展。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将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而继续发展。Tracy Miller新近出版的有关晋祠的个案研究结合了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和美术史,一方面说明历史的丰富性必然要求研究角度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说明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然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强调不同学科对于建筑史研究的影响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历史学本身的作用。事实上历史学仍在若干方法论层面上支配着建筑史这一史学分支。首先,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包括实物的、文字的、图像的、口碑的,乃至数据的。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翔实的史料——“有什么”——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不难想象,没有营造学社的实证性调查,今天的中国建筑史将失去其最核心的个案材料。保存史料就是保存文化基因,这种认识在当前文物破坏严重、第一位学者见过但第二位学者未必能够再见、今天可以看到但明天未必能够再看到的现状下更显其重要。其次,在工作方法上历史学还强调文献的使用,通过细致的文献研究进行史实的考证是历史学最基本的方法。喻维国等整理编辑了多卷《建苑拾英》,是对中国建筑文献学的积极贡献。朱永春通过对文图的再解读,重新阐释了《营造法式》“分槽”的概念。近年曹汛不断呼吁加强建筑史学者的史源学与年代学训练,就意在矫正一些偏执于“类型学”的经验所导致的错判和误判,而他的每一篇论文都堪称是史源学和年代学方法的范例。他提醒我们,在当今建筑史研究多关注于“为何是”和“如何是”的问题时,大家切不可忽视“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此外,历史学还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有助于将以风格编年或类型分类为方式的既有宏观“大中国”建筑史写作引向更为深入具体的中国各地方建筑史,以及建筑史个案与专题研究。如郭湖生在城市史研究中就反对将城市简单视为某种设计理念的产物而强调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活等因素的作用。这方面的新近样例除陈志华所进行的乡土建筑研究之外,还有一些美术史界学者的研究,如巫鸿对汉长安的研究,汪悦进对乾隆花园的研究等。汪还与郑岩在2008年6月合作出版了《庵上坊》一书,对这座牌坊的“接受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他们的研究向我们展示,对更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原因、事件和结果的探究将为建筑史的研究走向深入提供更多的可能。
作者说明:
这是一 篇综述性文章,旨在对以中国大陆学界为核心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做一方法论的回顾。尽管笔者在评介上力求全面,但限于本人学识以及域外的资料条件,仍有包括发 表在《古建园林技术》和《华中建筑》两套重要期刊在内的大量重要研究未能提及。对此笔者还希望众作者和读者谅解。需要强调的是,方法论研究本身也需要从多角度进行,但愿拙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全文完,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赖德霖,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专业博士,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建筑与城市。曾主编《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2006),并著有《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2007),《解读建筑》(2009),《中国建筑革命》(台湾版,2011)(2012年中国大陆版改名为《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走进建筑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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