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于产权经济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安徽金寨县和江西鹰潭市余江区289份农户调查问卷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通过参与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资本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但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总量及其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组织方式及不同流转方式下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因而，应探讨多元化的宅基地流转组织方式，寻求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自成长机制，并根据宅基地流转方式的不同制定差别性的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对策，以切实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激励其积极参与宅基地流转。
作者：吴郁玲，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少伟，博士，平顶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吴郁玲、吴少伟：《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载《贵州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人地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跃迁，大量农民进城非农就业，农村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农户宅基地面积超标、一户多宅、农民住房建新不拆旧，农村地区空心化现象频现。在此背景下，实施基于效率为价值取向的宅基地流转是农村宅基地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显化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属性、促进宅基地增收、增进农户福利的重要途径。
客观上，农户参与宅基地流转意味着其对宅基地资格权、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一定期限内的让渡，而权利的让渡必然带来权利的载体——宅基地的变化，其面积、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都有可能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农户的居住条件及其生活环境，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就业方式和家庭收入构成，从而改变农户的生计资本禀赋，促成新的生计方式和策略，产生不同的生计状态。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测算指标体系，在分析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可行路径和政策措施，以期为促进农村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一）农户生计资本构成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生计理论认为，生计是建立在能力、资本(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只有当生计能够应对压力和打压且能在当前和未来保持并加强其能力和资本的生计才是可持续性生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认为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拥有的选择机会、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和应对所处环境风险的基础，也是获得积极生计成果的必要条件。
具体来说，农户的生计资本应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方面。其中，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等，主要取决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农户家庭成员对农业种植技术和非农就业技能的掌握等。自然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水平的自然资源禀赋，如农户拥有的宅基地和住房面积、宅基地的区位条件等。囿于历史和传统因素，农户的生计状态对自然资本的依赖性普遍较强，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数量决定了其抵御风险和减少生产生活不确定性的能力。物质资本是农户用以满足生计需要的物质条件，如宅基地显化的经济价值(如庭院经济、租赁收入等)、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金融资本是农户在生产生活中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资本，通常以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农户可获得的金融扶持等指标表征。而社会资本则代表了农户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如农户与亲邻的关系密切度，农户参与社会组织的个数等，反映了农户在追求生计目标时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
（二）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根据产权经济理，农户参与宅基地流转实质上是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宅基地产权权利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期限内的让渡，伴随着产权权利和权能的让渡，权利的载体——宅基地的数量、区位条件及其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并将直接影响农户的居住条件及其生活环境，也可能进一步导致农户就业方式、家庭收入构成以及乡土亲邻关系、村庄归属感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促成新的生计方式和策略，产生不同的生计状态。
不同的宅基地流转方式对农户宅基地资源禀赋的影响不同。以异地置换为例，由于异地置换通常是将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匮乏地区的农户或零散居住户以异地安置的方式重新集中配置宅基地，以改善农户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异地置换，一方面农户新取得的宅基地面积将被限定于国家或地方相关政策规定的面积范围内，很大程度上会少于置换前的面积；另一方面，置换后的宅基地通常比置换前具有更便利的区位条件、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因而，异地置换将明显改变宅基地的资源禀赋，影响农户自然资本。同样，宅基地退出、租赁、转让等方式也会对农户的宅基地数量、区位和环境等禀赋状态带来相应的影响。
进一步，农户宅基地资源禀赋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其就业方式及农户家庭收入构成。宅基地置换、退出后，农户所持有的宅基地数量、区位和环境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农民个体兼业或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高，非农就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也随之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会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同时，即使农户依然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但作为宅基地流转制度实施的配套政策，政府通常会对流转农户进行农业技术培训，由此而提高了农户的人力资本，增加了其农业经营收入，也有助于其金融资本的积累。
但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在退出、异地置换等流转方式下，农户分散或被集中安置于集镇和中心村，集中居住区满足了农户的居住需求但却无法保留传统农村院落种植蔬菜、饲养畜禽等经营功能，因而可能会减少宅基地的庭院经济收益，减少其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时，集中居住区多为多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集中安置区，村民之间原本并不熟悉，因而异地集中安置后农户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可能趋于疏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户的社会资本。
本研究以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安徽金寨县和江西鹰潭市余江区为研究区域。考虑到不同村庄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经济区位等方面的差异，课题组在调查村庄的选择上兼顾了经济较发达、区位条件较好的近郊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区位优势不明显的远郊农村，再在每个样本村庄中随机选择农户进行一对一入户访谈。最终选取了９个乡(镇)18个村庄为样本区，于2019年6月—7月开展了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9份，有效回收率为96.33%。
（二）农户宅基地流转前后生计资本变化情况
1.农户生计资本测算
结合相关研究及调研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14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指标来衡量参与宅基地流转的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状况（如下表所示）。为了消除不同指标差异化的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文根据每项指标的实际调查情况赋予１—５级分值，分值越高表明资本量越多，指标的定义及赋值规则，再使用熵权法对指标的权重进行了测算，最后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得到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
2.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不同地区间的差异
根据上文农户生计资本测算思路和方法，本文测算得到金寨县和余江区农户参与宅基地流转后的生计资本积累情况，如表３所示。
总体上，宅基地流转后金寨县和余江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都呈增加态势，即通过参与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而从生计资本构成来看，两个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寨县，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量比宅基地流转前都有所增加，且金融资本的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两项生计资本；而在余江区，宅基地流转后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虽然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相似。这是因为：（1）两个地区农户参与宅基地流转不仅得到了补贴和补偿，还有机会参加政府组织的农业技能和非农职业培训，农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得以提升；同时，农户的集中安置区大多进行了较系统的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都优于搬迁前；而即使部分农户仅退出了庭院、厕所、畜禽棚等附属用地，其退出部分也多用于村庄道路、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改造后的居住条件和环境也都明显好于之前，因而农户的物质资本得以提升。（2）金寨县农户金融资本增加明显是因为金寨县的宅基地流转以政府主导型为主，为了保障退出或异地安置农户的基本居住需求，地方政府采用了较高的补偿或补贴标准，农户通过宅基地流转而获得的一次性收入或补贴数较高，其金融资本增幅明显。
两个地区并非所有的生计资本都得到了提升。在金寨县，农户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比流转前分别减少了30.70%和10.49%，可能的原因是金寨县的宅基地流转以异地置换为主要方式，置换后农民多居住于政府统一规划的集中安置区，宅基地和住房的面积都相较于置换前减少较多，而减少了农户的自然资本量。同时，集中安置区通常为多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重新聚合而成，因而农户之间并不熟悉，其社会网络关系较疏离，农户的社会资本减少。而在余江区，减少的同样是农户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其分别减少了18.68%和1.47%。这是因为余江区开展的宅基地流转多为超宗、超面积宅基地退出，显然会减少农户的自然资本。同时，由于村民自治是其宅基地退出的主要组织形式，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的利益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的亲邻关系，减弱了其社会资本。
3.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不同流转方式间的差异
不同的宅基地流转方式意味着农户让渡宅基地产权权利、权能的程度和期限不同，由此对其宅基地资源禀赋、农民就业方式和收入构成，乃至乡土亲邻关系的影响也不同。根据调查地区所开展的宅基地流转方式，本文重点分析了置换、有偿退出、无偿退出、租赁和转让几种方式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情况。结果表明除无偿退出方式外，其他几种流转方式下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都有所提升。其中，置换方式下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增加最显著，其次是有偿退出、转让及租赁。可见，总体上宅基地流转有利于农户的生计资本积累，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条件和环境，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具有一定的意义。
同时，在不同流转方式下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置换、有偿退出和转让方式都有利于农户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却不利于其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无偿退出方式下农户虽然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方面有少量提升，但其自然资本减损较多，因而总生计资本相较于退出前有轻微减少；出租是唯一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没有负向影响的流转方式，其增加了农户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而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并未改变。
（一）探讨多元化的宅基地流转组织方式
上文的案例研究表明，相较于余江区村民自组织宅基地流转方式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相对有限积累，金寨县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宅基地流转因在宅基地退出补偿、置换补贴等方面给予农户较高的补偿或补贴，而得以在短期内就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生计资本。但不容忽视的是，金寨模式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试点经验的推广或扩散需要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而我国相当数量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有限，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借鉴金寨宅基地流转模式的现实可能性还有待商榷。因而，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村民自治能力以及农村宅基地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探讨政府主导型、村民自治型以及市场主体推动型(如企业参与)等多元化的组织方式，以合理推进农村闲置宅基地流转，切实保障和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提高其生计能力。
（二）探索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自成长机制
宅基地流转过程中政府给予农户的一次性补偿或补贴显著增加了农户的金融资本，是其在短期内实现生计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客观上，这一积累的生计资本可能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次性的补偿收入如果不能合理使用并固化为农户的生计能力，可能很快就会使农户落入就业途径单一、收入不稳定的生活窘境。因而，应重视农户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宅基地流转户的农业技术培训、非农就业技能培养，对其进行有效的就业扶持；也可联动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来提高其生计能力，实现农户生计资本的自积累和自成长，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三）依据宅基地流转方式的不同实施差别性的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对策
不同宅基地流转方式下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总量及结构的变化不同，因而应根据流转方式的差异制定差别性的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对策。
置换是实现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有效方式，能明显增加农户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但农户的社会资本却显著减少。因而，可加强置换新区的村民社区建设，建立村民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组织，提供农户集中就业培训的机会，以加强安置新区的邻里交流，建立和丰富农户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本。
退出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理论上，对于农户超宗、超面积占用的宅基地理应无偿退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却可能恶化生计能力较脆弱农户的生计状态。因此，可结合农户退出宅基地及房屋的修建成本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同时也应积极提供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以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及收益，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租赁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宅基地流转方式，理论上能显化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属性，显著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但却并未在上文的案例研究中得以证实。因而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影响较为有限。但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或宅基地财产性价值显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则可在地方政府组织下建立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制定宅基地市场交易规则，积极推进闲置宅基地的租赁以凸显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增加农户的生计资本，提高其生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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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 朱道林
审核 | 王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土地学人）：吴郁玲、吴少伟：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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